陈漱渝

我接触徐懋庸的名字，是通过鲁迅那篇著名杂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而跟他本人接触则是始于1976年7月。当时我刚从北京一所普通中学调进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工作，单位所在地跟徐懋庸住的王府仓只隔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因此我常去跟寂寞的他聊天。他对我说，他一生都崇仰鲁迅，只是26岁时年轻气盛，写了一封跟鲁迅意见相左的信件，遭到鲁迅的斥责。随着鲁迅著作的流芳百世，他的名字也就变得“遗臭万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走资派”、“牛鬼蛇神”由本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专门揪斗，而他名气太大，是“公众人物”，所以单位、学校、街道都可以随时揪斗他。我很同情他的遭遇，便劝他实事求是地写些回忆录，特别希望他把鲁迅致他的50多封书信注释出来，为后人留下一份历史记录。

徐懋庸接受了我的建议，准备开始工作。但1976年7月28日凌晨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北京、天津受到强烈波及，老百姓在马路边、空地上搭起了一排排绵延不绝的抗震棚。饱经折磨的徐懋庸身体十分虚弱，当然不能适应抗震棚里的生活，便决定到南京儿子家避震。他打算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注释鲁迅给他的书信，并围绕两个专题撰写回忆录。

关于回忆录的设想是：

一、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前前后后

A．鲁迅与“左联”的关系

B．鲁迅与徐懋庸的关系

C．“左联”解散对鲁迅思想情绪的影响

D．徐懋庸攻击鲁迅的信对鲁迅思想情绪的影响

E．《答徐》一文发表后鲁迅在私人通信中所表现的心理状态

二、毛主席关于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问题”对徐懋庸的指示

关于书信注释的设想是：“我的注释，将与曹靖华同志的注释法不同（按：指《鲁迅书简——致曹靖华》），范围要宽一些，将说明一些事实，并对鲁迅先生的思想作些分析，有些地方，还要联系鲁迅先生给别人的一些信。所以工作量不小，我想在三四个月内完成。”徐懋庸之所以说“范围要宽一点”，是想“使书信的背景更明白而那些事情的意义也更清楚”。

以上这些设想，都是他给我信中的文字表述。

然而写作时面临的困难不少：一是当年冬天南京大风、降温、下雪，他身体感到不适。二是缺少必要的资料和助手——没有帮助抄写的人，更没有复写、打印的条件。但徐懋庸以高昂的精神状态不断克服着面临的困难。

在此期间，我跟他书信往返频繁。他有时要我帮一些小忙，比如写作中涉及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他要我查证瞿秋白何时到上海？何时跟鲁迅交往？何时离上海去苏区？同时，他还要我给他寄几百张稿纸。我一一满足了他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也写信向他请教一些问题。比如，1936年8月28日，鲁迅在致杨霁云信中曾谈到徐懋庸当年8月1日给他的这封信：“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试一细读，看那口气，即可了然。”因此，我问徐先生写这封信到底是不是他的个人行为？

徐先生在1976年11月17日复信说：“你问我的一件事，本来很简单，但被人们弄得很复杂了。事实是：①我给鲁迅先生的信，完全是我个人起意写的，没有任何人指使我，也没有别的人参与。②但信中的一些主要内容，如关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没有像‘四条汉子那样走得远，他们根本否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我，却只是反对‘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我承认‘在客观上，普罗之为主体，是当然的，但这种提法，当然也是不够正确的）以及胡风是坏人等问题，乃是周扬平时多次向我谈论的，所以不能说周扬对我的信毫无责任。但是，自从鲁迅先生答复我的文章发表以后，周扬等怕得要命，竭力想推卸责任，曾召集会议围攻我，说我‘个人行动，‘无组织，无纪律等，我当时同他们争论，指出他们不能这样推卸责任。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则发生另一种情况。有人（我估计是何家槐）大概在红卫兵压力之下，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情况，说他和另一人曾参与我的信的写作，并说我8月1号未曾把信发出，过了几天，才发出的。于是，红卫兵根据这个口供，一定要我承认此信不是我个人的行动，而是‘集体创作。我坚决予以驳斥。你们只要看一看我的信的原文，就可看出这完全是我个人的口气。至于胡乔木制止云云，更无其事。胡乔木只参加过决定解散‘左联的那次常委会，后来就不见了。”读完这封信，我想起了徐懋庸跟我说过的一句话：“周扬想把我当成肥皂，以我的消失洗净他的责任。”

正当徐懋庸集中精力进行写作时，发生了一件给他以致命打击的事情，这就是1976年12月23日新华社发布的一则电讯。这件事的经过是：

1976年底，鲁迅研究界陆续发现了13封鲁迅书信：有8封本人或家属提供的原信，另5封曾刊登于《北平新报》、《西北风》半月刊、《北洋画报》，均为1958年版《鲁迅全集》未收，其中包括1936年8月25日致小说家、杂文家欧阳山的信。写这封信时，鲁迅刚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怒气未消。信中写道：“但我也真不懂徐懋庸为什么竟如此昏蛋，忽以文坛皇帝自居，明知我病到不能读，写，却骂上门来，大有抄家之意。”1976年12月23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电讯，刊登于次日《人民日报》第4版下方，题为《新发现一批鲁迅书信》。标题下有一段按语：“这些书信，都是鲁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最后十年写下的，其中对徐懋庸伙同周扬、张春桥之流，‘以文坛皇帝自居，围攻鲁迅的反革命面目的揭露，对我们今天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有重要意义。”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徐懋庸原本跟全国人民一样，沉浸于欢乐的泪水之中。不料只隔两个月，他居然又跟“四人帮”成了拴在同一根绳上的蚂蚱。这是徐懋庸万万想不到的，对他的打击之大也是局外人难于体会到的。在病中，徐懋庸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写出了《对一条电讯的意见》，成为他40余年文字生涯中的绝笔。

令徐懋庸感到不解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一直作为周扬的“追随者”、“干将”和“打手”受到无数次批判；打倒“四人帮”之后，怎么会摇身一变，又具有了“伙同”周扬的资格，甚至名列周扬之前了呢？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联”有派别之分，那徐懋庸明明是周扬派的成员，并没有自立山头，另成一派，怎么又会成为“徐派”之首呢？说徐懋庸以“文坛皇帝自居”，虽然是鲁迅书信中的原文，但经过这位新华社记者的引用并加以强调，那就在无形中被肯定为事实了。如果真是如此，那鲁迅为什么又在书信中称周扬为“元帅”呢？“皇帝”与“元帅”之间，究竟谁主谁从呢？最为离奇的是创造了徐懋庸“伙同”张春桥的新闻。在人神共愤的“四人帮”当中，被称为“狗头军师”的张春桥是民愤极大而态度最顽固的一人。徐懋庸从1934年下半年起跟张春桥毫无接触，他怎么能对张春桥的任何行为负责任呢？

这则电讯不仅使徐懋庸感到疑惑、委屈，同时也有几分紧张——当时刚刚打倒“四人帮”，因一封信而长期受到迫害的他难免心有余悸。1977年1月4日，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你们也看到了76年12月23号新华社的一则电讯了吧。这则电讯的编写者，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发明家。他把我提升在周扬之上，并把张春桥列为‘徐派小丑。真是奇闻。把事实搞成这样，在政策上不知将对我如何处理。我将写一材料，寄中央提个意见。这个材料，也可以寄给你们。多年以来，我被‘四人帮折腾惯了，对于此则新闻，倒也不觉得太特别。升级也不是坏事，但‘提级不提薪，却也得不到好处。”信中的语气貌似轻松，但提到“在政策上不知将对我如何处理”，流露出的显然是一种掩饰不住的恐惧感。

接到这封信，我的心情也很沉重。我以为，新华社起草这则电讯的记者，与徐懋庸“今日无冤，昔日无仇”，绝非有意对他进行政治陷害，也不能代表权威部门，只是出于“十年浩劫”乃至此前17年中上纲上线的积习，为了突出鲁迅书信的现实战斗意义，强行把徐懋庸跟张春桥挂上了钩。至于这样行文可能导致什么后果，这位记者下笔之前是没有考虑周全的。在我的印象中，这则电讯事前也征询过有关专家的意见。专家的目光大概集中于鲁迅书信本身，也忽略了书信前的那一段导语。我当时不禁想起了巴人1956年5月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杂文《况钟的笔》。巴人通过昆剧《十五贯》中况钟那支三落三起的朱砂笔，告诫一切用笔的“机关首长、单位的负责人，以至一般的工作人员”，落笔时要慎重而严肃，特别应该“善于在笔底下看到‘人”。记者虽然不是掌握生杀予夺之权的审判官，但对于更弱者，“也还有左右他命运的若干力量”（鲁迅：《论“人言可畏”》），其文字的杀伤力可能是出于本人预料之外的。我感到，这种教训，在改革开放已经30年的今天仍然应该记取。构建和谐社会，更应该如巴人所说，要“善于在笔底下看到‘人”。

这则电讯发布之后徐懋庸便得了一场大病。1977年1月16日，徐先生之子徐克洪来信说，他父亲1月7日突然病倒，病因是肺部感染，住院抢救，身体极为虚弱，大小便都只能在床上，暂时无法写东西。然而在重病中，徐懋庸仍记挂着注释鲁迅书信之事，并嘱徐克洪回北京时将他已写成的部分内容（为其中的七封信写了5000余字的注释）交给我。

1977年2月9日，徐克洪又来信报告了一个噩耗：“我以沉痛的心情告知你们：我父亲徐懋庸于2月7日上午9时许于南京海军医院病逝了。他主要是由于肺部炎症引起了肺心病复发，造成严重缺氧，呼吸困难，心力衰竭。事情很突然，我们都缺乏思想准备。医院全力抢救，终于无效。现在，我和妈妈等都在南京候北京来人商量后事的处理问题。特通知你们。”

徐懋庸去世后，家属向他所在单位请示丧事处理事宜。1977年3月初，家属得到了通知：“一、徐懋庸同志犯有严重错误，不开追悼会。二、徐懋庸同志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三、按徐懋庸级别发给家属抚恤金。”所谓“严重错误”，当然主要是指在鲁迅问题上的错误；但因此连追悼会都不允许开，显然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的指示。徐懋庸的家属因此想不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将徐懋庸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是因为他30年代就现身左翼文坛，1938年8月又经艾思奇和张庚介绍，在延安入党。这一段资历总是抹杀不了的。同年4月18日上午，徐懋庸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9室60号。当时没有任何安放仪式，也没有通知徐懋庸的生前友好，家属非常难过，进行了申诉。

1978年12月，徐懋庸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了改正，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和党籍。1979年4月12日，又为他在八宝山革命礼堂召开了追悼会。悼词说：“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国文艺界和社会科学战线的老战士徐懋庸同志，浙江省上虞县人，生于1910年，1934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2月7日逝世，终年67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延安文化界抗敌协会、抗大、晋冀鲁豫文联、冀热辽军区政治部、热河省文化界建国联合会、热河建国学院、冀察热辽联合大学，历任教员、教育研究室主任、宣传科长、文联主任、学院院长、校长等职。全国解放后，历任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三分团政委，武汉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院长、副校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共中南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等职。1957年3月，调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搞研究工作。徐懋庸同志1927年在党的领导下，编辑和发行革命刊物《南针》。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联，担任‘左联的领导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他和‘左联的同志一道为反蒋抗日做了有益的工作。在此期间，他还翻译了有关宣传马列主义的著作。1938年，他离开上海去延安，一直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在民主革命时期，他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经受了战争的锻炼和考验，为党培养干部做了积极的贡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襟怀坦白，敢于讲出自己的观点。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做出了一定的成绩。”

鲁迅去世后，徐懋庸曾敬献了一幅著名的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经过打倒“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徐懋庸“敌乎友乎”的问题在1978年底终于有了明确的结论。令人伤感的是，徐懋庸已驾鹤西归，无论对他的“知”或“罪”，他都已经不可能知道了。

徐懋庸去世之后，我一直关心着他遗著的出版，除1976年12月所写的七条注释之外，他在漫长的文字生涯中还留下了大量杂文、回忆、诗词……1979年5月14日，徐夫人王韦在给我的信上说：“您对懋庸和我们的关心，真使我们非常感谢！常感觉得只有您关心我们，为我办理了若干我们不能办理的事情，但我们对您却无任何帮忙，还要麻烦您。我们能理解，这一切无非是出于一种正义。懋庸生前虽未完成您所给他的任务，但有了往来，有所了解。”“您的建议和鼓励，使我们决心还是要整理，即使不出版，也可存给自己家人传阅几代人的！”1982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徐懋庸回忆录》；1983年2月，三联书店又出版了50余万字的《徐懋庸杂文集》。这些遗文的出版，凝聚了徐懋庸夫人王韦的深情和心血，既是对家属的安慰，也是对读者的嘉惠。

责任编辑：王文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