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颖

记者：您的杂文作品情感沉郁，故事生动典型，这样独特的风格是否得益于您过去对小说创作的痴迷?

曾颖：准确地说，不只是“过去”，直到现在，我对小说创作也照样痴迷，这种痴迷，是多年来养成的一种习惯，就像每天早晨的一杯茉莉花茶一样，是不可或缺的。在写作过程中，我对文体的要求是模糊的。很多时候，我在意的是“写什么”，而并没有过多地想“怎么写”。之所以如此，与我所受的教育和知识结构有关。我所接受的学院式正规教育和训练非常有限，多年来都是凭着本能的喜好在读书，这注定我不可能成为下笔万言，句句在理且出典有据的学者。我的率性而为的读书和写作方式，注定只能让我成为一个感性的写作者。虽然二者在我心中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但我总忍不住会对那些为人类撑开思想明灯的学者们投去崇敬的目光。

在某专栏的自我介绍中，我写了自己的创作理念：“以深刻的思想为馅，以精彩的故事为皮，好的文章就是一个个漂亮的饺子。”这话听起来有些好笑，但却是我一直坚守的创作理念。如果纯是思想这个馅，熬出来的必是一锅深刻的菜粥；而纯是皮，则可能就成了一锅浅薄的面糊。就当下的杂文创作而言，很多作者执著于说理，而显得用力过猛；而有的作者热衷于讲故事，却忘了自己想说什么。真正像鲁迅先生的某些经典作品那样，把形而上的与形而下的东西结合得那么完美无痕的，却是少之又少。

记者：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是您创作的主要题材，您为什么选择写一群不受重视的人，写一些不会令人开怀和轻松的文字?

曾颖：关注弱势群体的生活，是我创作的题材之一。只是这样的题材，越来越受到包括贵刊在内的许多有社会责任感的刊物的关注，而使它被重视起来。

可以肯定地说，这一类题材，也是我最喜爱且投入了很深感情的东西。之所以选择写这些东西，都不是刻意“深入生活”的结果，而是生活本身给我的。

我出生在一个弱势群体的家庭中，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贫穷、卑微与伤痛。有过这样人生经历的人，对记忆会有完全不同的对待方式。有人选择永远的忘却，像一只曾经被蛇咬过的小鸟一样胆战心惊地呵护着自己的伤口；而有的人，则选择了直面和正视，这有点像顾城的诗歌所说的那样：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我不敢说自己属于后者，但我努力地想成为这种面对苦难的人。

一旦苦难给了你洞察苦难的心灵，那么，你对苦难的感知也就更加敏锐。在我的下岗率几乎百分之八十的父系和母系家族里；在我每天行走着的新闻之路上；在我十几年来所混迹过的十数个工作岗位上；在我路过的菜市鞋摊和垃圾桶旁。这些苦难，有的是用眼睛就能看到的，有的是要用心灵才能感知的。而这些苦难在我心灵中产生的结果，便是产生了两类文字：一类是对苦难感同身受的同情；另一类则是对产生这些苦难的原因的讨伐和追问。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后者往往被阉割或畸变，使我的悲愤变成悲伤。我也从一个含泪的质疑者，变成个号啕的泪包蛋。这是我最不能也最不愿接受的一个事实。

早在十几年前当我爱上文学时，一个编辑就曾问过我类似的问题：你为什么选择写这些阴冷的文字，而不考虑写一些更好发表的光亮文字。

当时，我在心里说：我又不是要开灯泡厂，要那么光亮干什么?我看到的现实就是这样，我至少不应该说谎!

只可惜，作为一个视编辑为神的文学青年，我当时只敢在肚里这么嘀咕。但在我心里，这个念头却一直没变。

记者：王大嘴、李小毛、赵四伯、在环保演讲会上收废品的大学生、想令退休金的农民、砸乞丐碗的城管队员……他们是许国人物还是有生活原型?是否因为您所从事的记者职业才让这些人的遭遇有机会被您所知，进而在您的笔下为世人所知?

曾颖：我并不是一个创作天分的写作者，关在屋里就能洋洋洒洒写出地球另一边的艳情故事。我也不能像时下红得发紫的那些畅销书作家，蹲在电脑前给人们勾兑忘记现实的各种神奇的迷魂汤。我的职业是记者，我在很多作品时也像写新闻一样，下笨功夫去采访，甚至跑到火车站或民工村去蹲夜，因为我觉得，生活的精彩永远高于我们的想像。

你上面所提到的人们，基本上都是有原型的，只是碍于文学毕竟不是新闻，而做了一些必要的加工，这些加工，因为手段不同，而分为几种类型。

第一类，是采访中遇到的人们，由于种种不得已的原因，无法作为新闻来报道，这样的人物，通常除了名字和出生地等是虚化的，其余基本属实。

第二类，是各种典型人物的典型细节和情节的组合，以起到强调我所想说的社会问题的作用。如被各种商业秀害得失去健康的民工王大嘴；只能写宠物新闻而最终失去新闻理念的李小毛等。

第三类，是有生活原则，但故事情节寄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与期望，想通过他们来展示我对生活的理解与愿望。如垃圾山上人穷心不穷的放风筝者；砸乞丐饭碗演苦肉计帮他要钱的城管，这已是不折不扣的小说，更多的是表达我的一种期望，而是所期望的，也许原本就是当下社会中最稀缺的。

有网友曾不只一次地问我：你选择写的这些人物，大多不可能买书买报纸更不可能上网来看你的文章，你这样搞定是注定没有前途的。

确实如此，但我写他们的目的，不是让他们看，而是让能够决定他们的命运是走向幸福还是更大苦难的人们看的。比如多年前写的《想领退休金的农民》，现在在很多地方已成为事实，我这样的文字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让我的这些苦难文字失去存在意义本身，便是我狂热写作的目的。

记者：您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尝试一些新的写法，比如最近的“冒牌经典系列”，您是否认为在当下这个文化环境中，要让更多的民众接受杂文，新颖的包装是必须的。

曾颖：当下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杂文的时代。但杂文的存在形式和包装，却需要与时俱进。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杂文。杂文应该在启迪人耳朵思想。促进社会的民主与自由上多起作用。要坚决避免使杂文被人们视为“心理阴暗者和失败者的泄愤工具”，这样的形象，是不利于杂文的成长与发展的。

记者：长期、大量地创作这类非常规杂文，对您的生活有着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是否是一种主动的人生选择，意味着您的生命可能会因此而背负更多的东西?

曾颖：就像唱歌一样，什么样的心境唱什么样的歌，写文章也一样。比如，我的情绪会经常处在一种焦虑中，有时会被一些莫名的悲愤事件激动得头发晕。还会接到来自天南海北的读者的电话，向我讲信访办都无法解决的各种冤屈。他们是从文字中感觉到我也许能帮助他们的，但往往除了陪着流几滴泪发一些无用的感叹外，我一无所能。如果眼泪能解决苦难的话，我至少也能帮助一些人。但可悲的是，不能!

但好在这种文字并不是我写作的全部，我也很自然地将这一种苦味，作为人生必须经历的各种滋味一样平静接受，至少，它可以使我的生命变得不那么轻飘。

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一种自觉的领悟，还是一种无奈的接受?我只知道它是一种存在。

记者：一直关注为人父母的杂文家的教育方式——非常想知道在您的家里，为孩子营造了一种怎样的教育氛围?

曾颖：我有一个6月26日满三岁的女儿，名叫曾善美，从这个名字里，你也许能感受到我们对她的期望。我不希望她成为什么富豪、大明星或一切世俗名利场中有“出息”的人，我只希望她能像她的名字一样真实、善起、美丽，并享受由这些品质带来的平静、快乐的人生。

与那些为了让女儿“不输在起跑线上”而努力的父母相比，我算是个不称职的父亲，我没有为女儿选择过分豪华的幼儿园，也没逼她学任何东西，只让她由着性子地玩，与她同龄的孩子，至今还不会背一首唐诗也数不到一百的，几乎绝无仅有，而她却是。

作为父亲，我给自己的任务，便是每天出门和回家时和她像天线宝宝那样抱抱。无论多忙，每天睡觉前一定给她讲一个自编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在她小小的脑袋瓜里，已牢固树立起：不能掐死小蚂蚁那样妈妈就找不到了；巧克力和世界上所有好的东西—样，过量就会有害……

和所有小孩子的父母一样，我最担心和痛恨的是一天比一天更糟糕的天空和更热的天气以及更质差而价贵的饮水。我担心藕一样鲜嫩而美好的女儿在被各种欲望烧得发红发烫的社会绞肉机里变成一片泥浆。我一直怀疑自己将女儿教育成一个安分、守礼、心地善良的想法否也像我对社会的其他想法一样不合时宜，这是我对女儿教育中最矛盾和踌躇的地方，特别是当我看到她在游乐场，对那些比她大得多的孩子礼貌而谦让的时候，而后者却无礼而颟顸地从她面前跨过，像跨过一片不起眼的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