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林广记》：有一个州官，因为贪污被贬到县里做知县(由此可见，官员贪污不是革职查办，而是降级异地任用，实在是古已有之的“惯例”)。上任第一天，衙差为了试探他，用银子铸造了一个一斤多重的娃娃放在衙门客厅里，然后到知县的卧室禀报说：“老爷，我哥哥正在外头恭候您哪。”知县闻言，跑出来一看，客厅里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银娃娃摆在桌子上，心中顿时一阵狂喜，二话不说就收下了。后来这名衙差因事得罪了知县。判刑时，他连声求饶说：“老爷，看在我哥哥的面上，您就放过小的吧。”知县大人一听，狠狠地拍了一下惊堂木，骂道：“我呸!你哥哥也太不够意思了，才见一次就不来了。亏你还有脸皮提起他!”

在故事里，“哥哥”成了银两的代称，也就是一种暗示。为什么需要暗示呢?因为大家都明白，行贿受贿这种勾当不大见得光，赤裸裸地直来直去，未免有些“俗气”。走私大鳄赖昌星和厦门市原副市长赵克明第一次见面时，一下子就拎出了一大袋钱，赵克明由此觉得赖昌星这个人“格调”不高，“实在令人不能接受”，原因就在于老赖太露了，脸都不遮一遮就开始弹琵琶了。所以有“身份”的人“修养”一般都很好，比较讲究温良恭俭让，即使他想抽你的筋，剥你的皮，吸你的血，也会设法尽量干得体面一点。因此在这种场合，各式各样温文尔雅的暗示就必不可少了。事实证明，有这个暗示和没有这个暗示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雅俗之分。暗示就等于人身上披着的那件挺拔帅气的西服，只要不脱掉，谁也不知道里面裹着的货色是清白的还是肮脏的。万一翻脸吵了起来，也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吵得振振有辞，局外人根本听不明白，什么你哥哥我哥哥的，天晓得这个“哥哥”原来是人见人爱的银娃娃呀。

同样精彩的，是《笑林广记》里的一段笑话。原告和被告打官司，原告为了稳操胜券，暗地里送了五十两黄金给办案的官员。被告听说后，赶紧送了一百两。于是，一幕极具中国特色的官场荒诞剧就这样开场了：在明镜高悬、庄严肃穆的公堂上，官老爷没有启用任何审讯、举证之类的法律程序，只是“啪”地拍了一下桌子，案件就有了最终结果：“来人哪，将原告给我拖出去重打五十大板!”本以为万无一失，正打算站在一边看好戏的原告一听这话，登时傻了眼，急忙伸出五根手指，高声叫道：“大人明鉴，小的可是有道理的!”官老爷先是满脸堆笑，伸出左手答道：“不错，你确实有些道理。”然后脸色一沉，再伸出右手说：“可是人家被告比你更有道理!”在虎口似的衙门里，公理成为金钱的暗示，成了金钱的化身。公堂上的较量，就是金钱的较量。谁有钱，谁就拥有正义，拥有公理。钱越多，道理越多。更为要命的是，不管大钱小钱，一律通吃，连骨头都不吐。面对这张血盆大口，几乎没有什么人可以幸免于难。

我对官场中人，向来不报多大希望。不过现在，我倒似乎开始有点佩服他们了，因为他们可以把本来那么卑鄙无耻的一件事情，明目张胆地装点得如此体面，如此崇高，而且还有能耐说得冠冕堂皇，越说越有“道理”。听说前些年某市国税系统以“竞争上岗”的名义大规模选拔干部，又是民主评议又是组织考察的，一切都表演得像模像样，煞有介事，实际最后还是头头一个人说了算。谁想升官，头头总会不失时机地暗示说：“群众对你的意见不小哇!”等到你大把大把地将钞票送到头头家里时，“群众”自然就没有意见了。这回金钱居然成了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叫我怎么好意思不连声高呼“佩服佩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