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龙

公交车在城市的交通干道上不紧不慢地前行。到了闽江路站，挤上来一位老者和一个抱小孩的妇女，司机习惯性地按响了身边的语音设备：乘客同志们，请给老人和抱小孩的乘客让个座，谢谢。

语音提示尽管有些机械、刻板的味道，可是听上去常常有一种清风拂面的感觉。车子继续前进，到了鱼苗塘站，又上来一群农民工装扮的年轻人，这时，司机又按响了语音设备(习惯性?)：请保管好您随身携带的钱物，以防扒窃……

不知怎的，这样的提示让挤在车厢尾部的我，越想越感到有些刺耳：因为在那温馨的语音提示背后，隐藏着司机对农民工群体的一种身份歧视，其实不过是一种形象歧视。也许在他们的经验里、直觉中，那些衣衫不整的乘客，都难免有小偷的嫌疑。作为公交车司机，他们能做到的就是，一旦发现可疑身份的乘客，及时地给其他乘客以必要的安全提醒。

一个人的衣着、口音乃至学历、属相、姓氏，与他的品德、能力、前途有关系吗?我出生在苏北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苏北、农村、农民，所有这些背景，都是受人歧视的要素。父辈们曾经亲口告诉我，苏北人过去在上海是很被人看不起的，上海人只要一听到你是苏北口音，就会不屑地甩给你一个“白眼”：江北佬。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童年往事是，一次生产队长的儿子跟我干仗，年龄稍长的他三下五除二就将我打败了，可是我不肯服输，想扳平一局，结果，队长的老婆来了，看到我们揪扭在一起，恶狠狠地骂了她儿子一句：你怎么跟……他……打起来了?——那口气我至今还记得，好像我一个农民的儿子被生产队长的儿子打，都不够资格。

人，生来都是平等的；人的一生，所有的努力，其实都在追求平等。而人们只要对平等“上下而求索”，就意味着歧视现象的广泛存在。不过，现在口头上、书面上那种显而易见、明目张胆的歧视性语言、文字已渐行渐远，而隐形的、潜在的歧视现象却从未消逝过，甚至已经积淀为一种文化，演变成一种习惯。

女作家、女企业家、女市长、女歌手、女……社会上、媒体上往往称呼功成名就的女士，都有一个习惯性的性别前缀，首创者的初衷可能是要突出说明女性成才、成功的艰难，可能是想强调“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也能做到”，而动不动缀以一个“女”字，其实是对整个女性群体的一种善意的歧视。

农民歌手、农民诗人、农民外交家、农民画家、农民……，冠以农民前缀的，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而多半不过是曾经生在农村、当过几天农民的市民，在真实身份前缀以“农民”，不过是试图营造一种强烈的反差，意在说明成才、成功的来之不易。然而，此举一方面也许突出了歌手(诗人、外交家、画家……)的成就，一方面却是对整个农民群体的一种歧视、一种贬低。

那天看电视，中央台的一档新闻节目里，北京一个著名的专科医院的院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作为一名女院长，我感到……”；另一档综艺节目里，一位来自西部基层文化部门的青年选手，在镜头前自我介绍时说：“我是一个农民歌手……”从如此习惯性的歧视与自我歧视中，可以看出，歧视已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已经熟视无睹，对此，我们也已经心安理得。

[原载2006年10月8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