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莹

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商人地位的急剧上升，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已被打破。《聊斋志异》中的《黄英》就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作者通过菊花精黄英与嗜菊如命的儒生马子才偶识，冲突，最终结合的故事，折射出明末清初思潮中一种独特的价值追求，从中可以看出士魂与商才的联姻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子才是书中的男主人公，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是“士”的代表。他癖好菊花，“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他天真纯洁，不通世务，不治家业，安贫乐道，把种菊、赏菊当作陶渊明式的雅事。他对菊花的痴迷，让我们感受到他身上远离世俗的清高与纯朴，只有这样的纯真男子才配与美若天仙的菊花精黄英产生浪漫的爱情。这是他可爱的一面，但也有其固执迂腐的一面。他在儒家文化传统的浸淫下长大，固守儒家所谓的“重义轻利”、“安贫乐道”，鄙视发财致富。马子才的重义轻利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义利关系”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孔子第一次明辨了义利关系，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思想为后来程朱理学继承，进一步推导出“存天理，灭人欲”，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论。儒家的着眼点是用理性克制感性，以压抑感情欲望来服从道德理性。所以当黄英的弟弟陶三郎跟马子才商量卖菊为生时，他立即嗤之以鼻，说“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我们从中可以想象马子才鄙夷的神情和清高的姿态。但这种神情和姿态出现在十七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就显得那么力不从心和格格不入了。

显然我们不能否认，重义轻利，对于人类理性精神的弘扬，对于人们保持自身不沦于“物”的地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种义利观，把人的正常物欲视作悖论，忽视了“道”的基础是物质生活，脱离了人的生存需要去谈形而上的道是不符合人性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认为，人类有许多类似本能的需要，他假设人类各种需要是按照它们的效能分层排列，越低层次的需要就越强，越高的需要则越弱。其中生理需要是最底层，直接与生存相关的需要，这类需要包括食物、水、性交、睡眠等。只有满足这一层次的需要才能进一步发展高层次的需要，诸如安全、归属、爱、尊重、自我实现。而自我实现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儒家文化压抑底层生理的感性需要，高扬自我实现的理想需要，扼杀了人们的情欲和物欲，理学家们看不到人的基本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中国人压抑的时间太长了，就必然有一种爆发。明代王阳明的心学，掀起了晚明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思潮是对桎梏人们多年的程朱理学的彻底反叛，是对个人权利、个人价值欲望、物质追求的充分肯定，认为“贪财好色”是人的本心。同时这种肯定私利、肯定解放人欲的思潮也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崛起。

小说中黄英姐弟恰是这种新兴阶层的代表，在他们的身上寄托着作者新的人格理想。蒲松龄处于明末清初解放思潮之中，难免受其影响。因此他对黄英姐弟甚爱之，充分肯定他们，黄英姐弟身上有着新兴商人阶层的乐观、自信、蓬勃向上的朝气，他们认为“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显示出鲜明的商人意识，显示出市民阶层趋于成熟并努力占据社会主流意识的思想倾向。他们身上有着精明的经商才干、高超的种菊技艺、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坚持把种花卖花当成事业做，大张旗鼓卖花，不仅在本地卖菊花，而且将菊花运到外地去卖，又将外地的各色花卉运回本地，“于都中设花肆，十日尽售，复归艺菊”。他们从靠马子才接济，到享用过于世家，从过去借住马子才的荒园，到自己盖起讲究的楼房。他们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不久“由此日富，一年增舍，二年起夏屋，渐而旧日花畦，尽为廊舍”。蒲松龄充分肯定商贾谋生的合理性，他对黄英姐弟代表的充满朝气的市民工商阶层是极为欣赏的。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商业和商人对社会的作用 “商人对于以前一切停止不变，可以说对于世袭而停止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商人来到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商人在改变传统农业经济结构和封建社会形态，构建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黄英姐弟作为市民阶层的主干，为濒于衰朽的封建社会肌体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作者钟爱黄英姐弟，同时又不能释怀于儒生马子才。一个是新我，一个是作者之旧我；一个代表新兴市民文化，一个代表传统儒家文化。从中可以看出蒲松龄在新旧文化冲突中的矛盾心态。作者一方面肯定物欲财利，力求实现觉醒了的个体价值；一方面又无法全然摆脱“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桎梏。最终作者找到了调和这种矛盾的最佳方案——黄英与马子才的结合，这是士魂与商才的最佳融合。作者对二人结合前的恋爱没有过多笔墨的叙述，但对二人婚后的生活极尽渲染，在家庭琐事中展示“士魂与商才”的冲突，在冲突中，完成二人的人格整合。黄英是菊花的化身，不仅有绝世美貌，而且有经商才能，是自食其力新兴工商阶层的代表。黄英来到了马子才的世界，一点点的变革马子才的价值观念，使其逐渐由“贱商”到“重商”。两人有两次较大的矛盾冲突，作者叙述得颇有意思，“黄英既适马，于间壁开扉通南第，马耻以妻富，恒嘱黄英作南北籍，以防淆乱。而家所需，黄英辄取诸南第。不半岁，家中触类皆陶家物。马立遣人一一赍还之，戒勿复取”。但过不了多久，又混在一起，马又让一一分开，黄英以“陈仲子”调侃马生。“马惭，一切听诸黄英”，在这次冲突中，马生先是以富为耻，后惭，他的物质观一点点发生改变。第二次冲突是这样的，马生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有点“不自安”，不乐意过仰仗妻财的华贵生活，他埋怨黄英：“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在传统士子眼中，金钱是污人清白的“阿堵物”，躬耕南亩才是清高。黄英回答马子才：“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这是一番令人耳目一新的“东篱经”，陶渊明之所以穷，并非没有能力，而是没把精力放到求取财富上，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劳动致富，既能使自己过得好一点儿，又为陶渊明争口气，堂堂正正，何耻之有？黄英句句在理地批评了马子才以贫为清高的酸腐论调。黄英用古代文人用以比喻清高的菊花致富心安理得，宣言要改变马子才“祝穷”传统，结果马子才只好认输，认同了她的商业行为。

这两次小插曲实际上是传统儒家文化与新兴市民文化的正面交锋，最后传统文化力不能及，败下阵来。从而也反映出作者的进步思想，肯定人的欲望、私利。马子才的价值观也一点点改变，从人性的角度讲，这是对人性非理性因素和原始生命力（财、色）的象征性揭蔽与还原。中国传统文化只重视高层的一面，忽略了低层和浅层的一面。马子才“重义轻利”的理性存在遮蔽了自我非理性的存在，割裂了人的完整性。通过黄英的巧手化解，打开了马子才人性的底层和深层，即色欲和物欲，展现了他的本真和原始生命力。夫妻的结合，是相互塑造性格的过程，黄英在改变着马子才，反过来马子才也在改变着黄英。马子才用他的道德约束着黄英的商业行为，使其不至于沦为物化。二人的结合是士魂与商才的融合，通过二人的结合化解掉了马子才身上的“士”的迂腐，肯定人欲，恢复人的本真面貌。同时用儒道去规范商业市场，使其更健康地发展，这对于市场经济的今天也有很深刻的意义。

士魂与商才的融合反映出蒲松龄的人格理想，宣泄出明末清初时代的心声，他为旧的传统道德和新兴商业找到了最佳契合点。这或许也能为当前市场经济下物欲横流、人心不古，人类在发达技术工业时代被物化、异化的情况找到一点借鉴意义。只不过在蒲松龄的时代，解放人欲，破除理性枷锁，是第一要务。而我们现在则更多地提倡一些理性精神，建立市场道德，规范商业行为。总而言之，只有理性与感性的双管齐下，才能构建健全完整的人性，推动社会良好有序发展。

（曹 莹，陕西省西安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