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远

自从“一代文学论”及其证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为不少学者认同之后，前贤时哲论述元明清通俗文学者日渐增多。但是，对元代文学的研究，仍然存在着重杂剧、轻南戏，重戏剧、轻散曲，重套数而轻小令的偏颇。尤其对元人小令之“俗”专题系统论述者，并不多见。本文管中窥豹，试图揭开冰山一角，让大家领略一下元人小令的神奇魅力。

那么，究竟何谓“小令”？所谓“令”者，本意为法令、命令。《说文》：“令，发号也。”酒席间行令，即为酒令。《后汉书·王逵传》载“（王逵）尝作诗、颂、诔、书、连珠、酒令凡九篇”。词曲称“令”，乃源于唐人宴席之酒令。“唐人饮酒，必为令以佐欢”。（宋·蔡居厚《诗话》）“唐人饮酒，以令为罚”。（宋·刘颁《中山诗话》）其时宴饮常于席上设“席纠”或“觥使”，以掌酒令，由歌舞伎任其事，称酒妓或酒令妓女。她们以其擅长的歌舞用于行令，于是，“歌”与“令”两者合一，出现了由酒令演变而来的“歌令”这一名称。后来，“令”就逐渐成为篇幅短小的歌辞一体之称名，成为唐宋词之“诸体”中的一员。

元曲之“小令”，或曰“元人小令”，属于元代散曲的一种，也是元散曲的基本单位。当时亦称“叶儿”，燕南芝庵《唱论》云“时行小令唤叶儿”，清朱彝尊又称其为“叶儿乐府”。过去也有人称之为“元人小词”的。它源于古典诗词而自成一格，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

元人小令属于“俗”文学。郑振铎先生曾说：“‘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①这就恰切地点明了俗文学的特点与本质。在中国文学中，俗文学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上所谓的“正统文学”，其范围是比较狭小的。“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②与正统文学相比，俗文学所受的政治束缚更少一些，因而形式更自由，揭露更彻底，具有更大的表现力和更强的生命力，“往往是比之千百部的诗集、文集更足以看出时代的精神和社会的生活来源。他们是比之无量数的诗集、文集，更有生命力的”。③由于“口耳相传”和“传而能唱”的需要，决定了它通俗、直白、朗朗上口的“俗文学”特点。

同其他艺术体裁的产生和发展一样，元人小令最初也是在民间文学的土壤里产生并流传于民间的。当时也称“市井小令”或“叶儿”。王骥德《曲律》云：“渠所谓小令，盖市井所唱小曲也。”它往往由歌妓传唱，在勾栏瓦肆、酒楼妓院间流行，因而身份卑贱，一向被视为“小道末技”而不登大雅之堂，如明代李开先，藏书甚富，号称词山曲海，然而他刊行的，也仅有乔吉和张可久两家的小令。清代号称包罗古今的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对元人散曲，也只列了乔张二家的存目而已。元人小令属于俗文学，不为封建正统文人所重视，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元人小令中亦有所谓清新雅致的“雅词小令”，比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比如张可久的【双调】《折桂令·九日》，但那毕竟只是少数。而且，这种“雅词小令”，简洁灵动，通俗易懂，也恰恰反映了元人小令“俗”之特点。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元人小令是属于“俗文学”的。

笔者认为，元人小令之“俗”，并非仅仅是指元人小令的“俗白”或“通俗”。“俗白”未必不“蕴美”，“俗白”也未必没有“庸俗”成分。实际上，元人小令之“俗”，蕴含着一种内在美，即“俗”之美。这包括：真实之美、情趣之美、意境之美和语言之美。下面简而述之。

一、真实之美

元人小令所蕴“真实之美”，是比较直观可见的。首先是那些反映现实、揭露黑暗之作。特殊的时代，特殊的文人遭遇，特殊的理想、价值观，造就了元代文人特殊的审美追求。写俗人俗事，高扬俗趣，充分张扬自己生命的个性，成了元人小令作品的情感基调。这一点与宋词大异其趣。宋词写的好像都很美，即便是愁，也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而元人小令则不然。它只让我们看到无奈、凶险等社会现实，大部分是对俗世生活的一种真实关照而非艺术化的虚构描绘。诸如对民族矛盾、家国衰亡的哀叹：

采菱人语隔秋烟，波静如横练。入手风光莫流转，共留连，画船一笑春风面。江山信美，终非吾土，问何日是归年？（王恽【越调】《平湖乐·采莲女》）

夕阳西下水东流，一事无成两鬓秋，伤心人比黄花瘦，怯重阳九月九，强登临情思悠悠。望故国三千里，倚秋风十二楼，没来由惹起闲愁。（无名氏【双调】《水仙子》）

众所周知，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整个中国的朝代。这给广大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中国人历来都有“天朝大国”的地理观念，有君君臣臣的封建伦理意识，觉得中国便是世界的中心，东西都是中国的最好，皇帝更是真龙天子，“君权神授”，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今泱泱大国却受一异族人统治，这让他们在心理上无法接受。那种耻辱感是可想而知的。如今江山依旧，但容颜已改，那种“国破山河在”的悲愁情怀，或许只有这群忠君爱国、多愁善感的文人才能深切体会。“江山信美”，但是“终非吾土”。作为一介书生，又有什么办法呢？唯有徒增满腹的惆怅罢。但这就是文人的风骨！“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善则善吧，但家国，却是一个人心底永远的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家国，永远都是他们心底割舍不下的一份牵挂！

又如对个人仕进、官场凶险的哀叹：

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贯云石【双调】《清江引》）

中年才过便休官，合共神仙一样看。出门来山水相留恋，倒大来耳根清眼界宽，细寻思这的是真欢。黄金带缠着忧患，紫罗襴裹着祸端，怎如俺藜仗藤冠？（张养浩【双调】《水仙子》）

在元代，读书人几乎完全断绝了仕进之路。偶有仕进者，也是战战兢兢，步履维艰。在社会的四等人中，汉人南人是居于最底层的，在政治、法律上明文规定着其不平等地位。各级政府“官有长职，位有长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二焉”（《元史·百官志》），汉人顶多只能担任副职。文人一方面忍着羞辱，小心翼翼地侍奉着新主子，一方面又苦于没有实权，壮志难酬。更为重要的是，当权统治者的明争暗斗亦此起彼伏，文人在其中更是如履薄冰。官场凶险，“惊险谁参破”。人人都觉当官好，高高在上，威扬武耀，可有谁知道，“黄金带缠着忧患，紫罗襴裹着祸端”，“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生与死或许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这种战战兢兢的痛苦心情，又有谁会明白？“如今凌烟阁一层一个鬼门关，长安道一步一个连云栈”（查德卿《仙吕·寄生草·感叹》），只把那满腹的痛苦与无奈，倾泻于笔端罢。真可谓寥寥数语，笔底风云骤起；简单几笔，官场黑暗毕现。

再如对不公平、黑白颠倒的社会风气的揭露。有元一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由少数民族执掌政权的时代，儒家伦理思想受到严重的排斥与打击。虽然朝廷设立官学，以儒家四书五经为教科书，程朱理学的地位也得到确认，但“儒学声势的显赫却掩盖不了其影响日益下降的趋向”。④元朝统治者在利用儒家学说巩固统治的同时，也尊崇各民族固有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多元化，削弱了儒家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⑤众所周知，儒家传统的伦理思想，正是规范社会秩序、倡导仁者爱人，具有所谓“厚人伦，美教化”的巨大社会功用。儒家伦理思想影响力的分解、下降，必然会相应地削弱其所应该起到的社会作用，并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再者，元朝科举时行时废，广大儒生几乎失去了仕进的机会，处于与乞丐为伍的尴尬地位。大批潜在的有用之才，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而统治者又都任用了哪些“高级人才”呢？据《元史·崔斌传》载：“江淮行省至重，而省臣无一人通墨者”。胡柴山《柴山集》亦载“州县三四员，字不辨王张”。用这等人来治理天下，其结果可想而知！而且，元朝一改过去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功利诱天下”，商人地位大大提高。“商人重利轻别离”（白居易《琵琶行》），利字当头，自然不免生出许许多多“轻别离”的事情来。这对社会风气也是一种重要影响。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无名氏【正宫】《醉太平》）

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人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折挫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越运蹇！志高如鲁连，德过如闵骞，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

不读书最高，不识字最好，不晓事倒有人夸俏。老天不肯辨清浊，好和歹没条道。善的人欺，贫的人笑，读书人都累倒。立身则小学，修身则大学，智和能都不及鸭青钞。（无名氏【中吕】《朝天子·志感》）

“奸佞专权”的“堂堂大元”，已是“哀哉可怜”，无可救药；“志高如鲁连，德过如闵骞”的读书人，却“只落的人轻贱”，这便是当时儒生地位的真实写照！“读书人都累倒”，而那些“不读书”、“不识字”者，却反倒是既“有权”、“有钱”，又“有人夸荐”，这是何等的可悲！

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沾粘便滚。文章糊了盛钱囤，门庭改做迷魂阵，清廉贬入睡馄饨，胡芦提倒稳。（张可久【正宫】《醉太平·无题》）

社会崇尚的，还是“胡芦提倒稳”，而一介儒生，也只是“文章糊了盛钱囤”，在金钱的魔力下，一切都已无法阻挡。穷书生即使满腔愤懑，却只是“徒唤奈何”！

除了这类反映现实、揭露黑暗之作，就是那些看似荒诞的作品，也是以极其夸张的手法，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诸如：

倚蓬窗无语嗟呀，七件儿全无，做甚么人家？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酱瓮儿恰才梦撒，盐瓶儿又告消乏。茶也无多。醋也无多，七件事尚且艰难，怎生教我折柳攀花？（周德清【双调】《蟾宫曲·别友》）

铺眉苦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纲来都是烘，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非熊。（张鸣善【双调】《水仙子·讥时》）

东村里鸡生凤，南庄上马变牛，六月里裹皮裘。瓦垄上宜栽树，阳沟里好驾舟。瓮来大肉馒头，俺家的茄子大如斗！（无名氏【商调】《梧叶儿·嘲谎人》）

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素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无名氏【正宫】《醉太平·讥贪小利者》）

我们读后觉得其内容并非不可理喻或天花乱坠，而是在会心一笑之余，完全可以参透其中所蕴含的意义：那只是一种荒诞的真实，是用变形的手法来描摹社会的不公平。相比较平白通常的叙述抨击，这种荒诞的讽刺艺术，显然有其“入木三分”的神奇功效。社会道德的滑坡、沦丧，自然会滋生诸多的不平甚至黑暗腐败。“夺泥燕口，削铁针头”的贪图小利者，“东村里鸡生凤，南庄上马变牛”的说谎人，“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的贫穷读书人，真是一幅大元社会的芸芸众生相。小令这种通俗而极度夸张的语言，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的深刻观察和理解。没有那种淹淹沉入的生活，文人断然创造不出这等精彩传奇的作品来。

二、情趣之美

元人小令富有生活情趣。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那些情爱作品中。可以说，这是元人小令中最灵动的一部分。光彩熠熠，美轮美奂，充满了梦幻色彩。它的通俗、明快、简洁、畅达，它的大胆泼辣，都充分体现了元人小令的俗之趣美：

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奶娘催逼紧拘钳，甚是严，越间阻越情。（白朴【中吕】《喜春来·题情》）

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空一缕余香在此，盼千金游子何之。证候来时，正是何时？灯半昏时，月半明时。（徐再思【双调】《蟾宫曲·春情》）

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姚遂【越调】《凭阑人·寄征衣》）

自送别，心难舍，一点相思几时绝？凭阑袖拂杨花雪。溪又斜，山又遮，人去也！（关汉卿【南吕】《四块玉·别情》）

我事事村，他般般丑。丑则丑村则村意相投，则为他丑心儿真博得我村情儿厚。似这般丑眷属，村配偶，只除天上有。（兰楚芳【南吕】《四块玉·风情》）

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偎着抱着月枕双歌，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哪，更闰一更儿妨什么！（贯云石【中吕】《红绣鞋》）

碧纱窗外静无人，跪在床前忙要亲。骂了个负心回转身。虽是我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关汉卿【仙吕】《一半儿·题情》）

这其中，既有“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的少女初恋情怀，又有“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的少妇思夫的痛苦；既有“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偎着抱着月枕双歌”的相见的欢娱，又有“自送别，心难舍，一点相思几时绝”的分别的离愁，读来皆狡黠可爱。诸如相思之苦，“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语言诙谐幽默，把一个初涉恋情的小姑娘的迷离无奈写活了，读来不禁令人哑然失笑。而行文上，或深沉，或幽默，或含蓄，或泼辣，各有境界。在描写情爱上显得非常大胆，甚至超过了以往最为开放的民歌，泼辣恣肆，自成一格。这和元代社会特殊的时代背景及儒家伦理控制的松弛不无关系。正是这一点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之势，让元人小令作品有了自己独特的标志，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整体风格。人们常说“诗庄词媚”，即便是在被称为“艳词”的作品里，这种风格，也是很少见到的，更不用说在高雅正统的诗里了。这就是其特色，这就是其魅力！“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偎着抱着月枕双歌”，这种赤裸裸的描写，何等的大胆、自由、泼辣！而一俟“碧纱窗外静无人”，便“跪在床前忙要亲”，又是何等的真实而富有生活情趣，把一个猴急猴急的小伙儿写活了。可姑娘呢？却是“话儿嗔，一半儿推辞一半儿肯”。恋人相见的甜蜜与幸福，跃然纸上，惟妙惟肖。

再如归隐类作品：

绿水边，青山侧，二顷良田一区宅，闲身跳出红尘外。紫蟹肥，黄菊开，归去来。（马致远【南吕】《四块玉·恬退》）

适意行，安心坐，渴时饮饥时餐醉时歌，困来时就向莎茵卧。日月长，天地阔，闲快活！

旧酒投，新醅泼，老瓦盆边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闲吟和。他出一对鸡，我出一个鹅，闲快活！（关汉卿【南吕】《四块玉·闲适》）

对青山绿水，有黄菊紫蟹，山僧野叟相伴，诗酒助兴，真是悠闲得可以，何其乐哉！想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其他又如一些荒诞类作品，亦富有生活情趣。比如前面我们提到的那首《嘲谎人》，活脱脱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伶牙俐齿、搬弄是非的可笑甚而有点可爱的撒谎者形象。其可笑之处，就在于说谎人一本正经地说着自以为别人都会相信的谎话，而我们恰恰就是一眼皆能看穿其底货本色的人。当一个人认为所有的人都很傻、都会被自己欺骗的时候，那他往往就容易“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或许就是所有“自作聪明”者的可笑之处吧。谎人尚且如此，则元时社会之风尚，亦可推知一二矣！又如《贪小利者》也生动传神地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处处贪求蝇头小利的小市民形象，读来亦令人忍俊不禁。元人小令刻画描摹事物之情状，竟能如此生动传神、富有情趣，不能不令人惊叹！历史上，好像从没有一种体裁，在这一点上能够与之比肩扛鼎。这种诙谐泼辣，或许就是元曲所谓的“蒜酪”味吧。

三、意境之美

王昌龄《诗格》中，首创“意境”一词，王国维则用“境界”这一概念作为规范古典诗词的最高美学范畴。意境的形成与创造，是作者思想感情对客观事物本质认识不断深化的一种表现。优秀的文学作品，不管它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会创造意境。元人小令虽然语言通俗直白，但并非没有“意境”。与通俗自然的整体风格相适应，元人小令所蕴含的意象，也皆为平凡通俗之意象，诸如老树、昏鸦、枯藤、落日、废井等等，反映的大都是未加粉饰的俗世生活，但其境界，却是不俗的，并且自有一番高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