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是我国历史上动荡和分裂的时期，现实中充满了苦难。魏晋文人在维艰的生存空间中普遍存在一种深重的孤独意识，并在孤独中努力探索超越灵魂痛苦之途。然而，魏晋文人又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语），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经受了道德良知的严峻考验，通过学术研究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在社会生活中展现出来的独立人格，都是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中所罕见的。本文试图分析魏晋文人孤独意识的社会成因以及其与魏晋文人独立人格构建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

魏晋文人的孤独意识有着复杂的社会成因，其中理想的落空、信仰的缺失以及对社会、生命幻化的感触是最直接的作用。

（一）理想的落空。一方面，魏晋时代在政治上极为动乱，从东汉党祸之后，历经汉末战乱、三国纷争、司马氏纂魏、两晋八王之乱和永嘉南渡，在动荡不宁的时局中，个体生命犹如草上朝露、陌上飘尘，“白骨知是谁，纵横莫覆盖”。人们经常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掉了性命，士大夫的生命也得不到保障，丁谧、何晏、邓飏等人在政治权力斗争中不得好死，孔融和嵇康因不肯依附权贵而死在统治者屠刀之下，曹氏、司马氏两大集团的争权更是令“天下名士减半”。魏晋文人生逢乱世，在出仕的选择上面临着“进退失据，无以自处”的两难境地，一旦出仕，则容易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丢掉性命；然而要决意退隐，则不仅“门户靡托”，而且生活也会陷入困顿之境。在进与退之间，许多文人为了全身避祸，被迫绝意仕途，走上高蹈远隐、寂寞自守之路。“公和之居屈室，裳唯编草，诫夜叔而凝鉴；威辇之处丛祠，衣无余帛，对子贞而陈贞刚则。”（《晋书·隐逸传》）这几句话说明了魏晋文人之走向隐逸首先是由于政治上的忧患这一背景。而一些不能决然隐退、被迫混迹官场的文人士大夫为了苟全性命，亦须埋没本性，行止审慎。晋文帝曾说：“天下之至慎者，其惟院嗣宗乎。每与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世说新语》）在司马氏集团和魏氏政权的夹缝中，阮籍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除醉酒佯狂，不涉世务外，还须三缄其口方能苟全性命于乱世。这对“本有济世志”的阮籍来说，其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孤寂可想而知。他就像一只孤鸟在如磐的暗夜中徘徊、凄鸣。形单影只，处境险恶成了诗人孤独灵魂的象征，这就是阮籍诗中经常出现“孤鸟意象”的原因。

另一方面，门阀制度是魏晋六朝意识形态的一大特征。“高门华胄，有世及之荣；庶族寒人，无寸进之路。”（《二十二史札记》）门阀制度的鸿沟阻止了寒微文人的仕途之路，一种为世所弃的孤独和悲哀深深地占据了他们的心灵。左思和鲍照即为其中代表。据《晋书》本转载，左思出身寒微，因其妹入宫而举家迁入京城，但外戚的身份并不能使他摆脱门阀制度的枷锁，在“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咏史》其二）的社会里，他只能做无谓的挣扎，“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咏史》其八）穷巷士空庐抱影独守的形象在当时有着典型意义。而鲍照尽管志大才高，但由于出身低微，最终也只能发出“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的千古浩叹。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积极入世的。“学而优则仕”是其价值取向；辅助明主，建功立业是其人生理想之最高坐标，因此出仕成为他们实现理想的必经途径。然而动荡的时局和森严的门阀制度断绝了魏晋文人的仕途之路，不管是主动的斥拒，还是被动地承受，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都使他们陷入了孤独与痛楚之境。面对政治上的失意和人生理想的破灭，儒家“独善其身”的信条又使他们从“外索”转向“内求”，孤独导致了独思，独思又加深了孤独。理想之失落使魏晋文人深深的陷于一种不为人知的孤独和悲哀之中。

（二）信仰的缺失。魏晋时期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一个异数，其特征除政治秩序混乱、经济崩溃之外，还有就是意识形态式微，传统道德衰败。一方面，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失去了维系人心的力量。魏晋六朝，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学尤甚。另一方面，这一时期，除儒家外，墨、道、名、法、道德、纵横乃至兵家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名、法、道的复兴，尤其是玄学思潮的兴起和高涨给本已日趋衰落的儒家带来极大冲击，整个思想界处于极度混乱的断乳期。

儒家学说的两大信条是：出仕与礼教。而这两大信条在魏晋时期都受到了普遍怀疑。出仕方面上文已有论述，然而礼教方面又如何呢？时局动乱，旧礼教早已不复存在，更有甚者，打着“名教”的幌子，却干尽篡位夺权、欺世盗名的勾当。如曹操当权时，曾下诏求人才，谓只要有才能，就是盗嫂受金、无行之辈也没有什么关系（建安十五年令）。可他后来杀孔融，竟借不孝之名，说他“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到后来，司马懿之杀何晏、嵇康，仍是袭曹操之故智。所以礼法简直成了统治者剿杀异己的工具。至于曹丕之篡汉，还要故意设坛，学尧舜禅让的那一套把戏，不过是掩耳盗铃，借以欺当世而骗后世。所以当他受禅后，就说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可以说礼法又成了奸雄们篡窃的法宝。还是鲁迅先生说得明白：“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田以自利，那崇奉不过是偶尔崇奉”。（《魏晋风度及其它》）

面对统治者借“礼教”之名进行的种种无耻勾当，那些原来的礼教信奉者陷入了深深的痛苦、迷茫之中，“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名理，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同上）于是以竹林七贤为首的魏晋文人们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作为对统治者倡导的所谓“礼教”的一种强烈反抗。而他们的行为也真正做到了率直任性、放荡不羁，一洗世人之虚伪作风。然而这种反抗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快乐，而是一种莫名的痛苦。阮籍在侄儿阮咸加入竹林七贤之后，却不让儿子阮混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而一生“非汤武而薄周礼”的嵇康在给儿子《家训》中那一条条“小心”、“避嫌”、“守志”、“全节”的庸碌教条，与他高傲的为人对比，不正说明他骨子里对自己的放荡行为也不以为然吗？

可以说，以天下为己任，以礼教为行为准则的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一旦对出仕和礼教这儒家两大信条发生怀疑，从而失去人生的支撑点，他们便会感到不知所措，如身悬半空，迷惘空虚而孤独无助。《世说新语》载“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正是其内心信仰缺失的下意识表现，而穷途痛哭则更是孤独无助的痛苦！

（三）对生命幻化的感触。魏晋六朝，社会极度动荡，政权交替频繁，在战乱的时局中个体生命贱如蝼蚁。语朝代，则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语个人，则昨为侯，今为囚，甚至“今为骷髅”。人生之变幻莫测最易触发幻灭的悲哀。在动荡时局中，生命短暂而孤立无援，只有死亡才是永恒。生命转瞬即逝的现实以及这种现实的无法改变，导致了世人对死亡怀有一种深深的恐惧，魏晋文人承受了太平时代所不曾有的如此强烈的孤独和凄凉。

同时，玄学本体论的兴起将人们所关注的中心问题由宇宙本身转向了人类自身。这种过去曾被讥讽为玄思清谈的学说，其学术兴趣、指向迥异于其前和之后的儒学，实质上是广泛吸取了庄禅以至佛学，展开抽象哲理之讨论，弥补了先秦学术形而上方面的不足，其深远意义在于激发乃至了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文化中一直缺失的对彼岸世界的终极关怀！人们开始对微小的个体生命予以关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发生了由“重天”到“重人”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方面表现为对人生持有一种理性的态度，积极探索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价值；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抒发生命短促、时光飞逝的迁逝感和壮志未酬、时不我待的感伤、焦灼和孤独。这种人生感慨弥漫于整个社会，成为魏晋六朝典型的时代音调。如《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载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曹操父子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陶渊明诗集中表现出来的生命意识更是比《古诗十九首》有过之而无不及：“一生似幻化，终当归空元”；“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在倏忽流失的时间面前，使人怀疑对富贵浮名的一切追求究竟有无意义。个人是如此的渺小，每一个人生命的流逝，即便曾经极度辉煌灿烂，都不会给宇宙带来些许变化：“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即使多寿，亦终不免消亡：“彭祖受永年，欲留不得住”。

死亡是人生必然的归宿，社会的动荡又加速了生命的消亡。对生命短暂的哀伤，以及面对死亡的恐惧所导致的孤独感是人类最为深沉的心理感受。身处乱世而又深受玄学思潮影响、生命意识高扬的魏晋文人对此感受尤为清晰、强烈。

二

普列汉诺夫曾说：“一切思想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某一时代的心理。”作为魏晋时代心理的“晴雨表”，魏晋文人的孤独意识展现了魏晋时代心理的独特性以及这种心态影响下的魏晋文学审美情趣的新貌，而这种孤独意识又对魏晋文人独立人格的构建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来缺乏独立人格，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人格。而这种依附性人格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从源头看，是与传统中国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有着不可分离的互应关系，与经世致用的入世哲学——儒家义理是互为表里的。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必然以帝王师表为目标，追求于现世功业，孜孜于漫漫仕途。从而知识分子也必然依附皇权，依附权威（圣贤六经）。这种依附性人格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学术上重视实用，追求入世。学术文化成为世人经世致用的工具和技艺，反过来又进一步消除了精神和心灵的安身立命之所——纯粹的学术追求。所以，在传统的道统、学统、政统三位一体的框架内挣扎的知识分子既封闭了自己向外发展的多元途径，又对内窒息了开拓创新的精神，自觉地养成了政治上委身皇权，思想上依傍古人的依附性格。

然而，这一进程在魏晋时期被打断了，原因有多方面，其中魏晋文人的孤独意识无疑起了直接的作用。“孤独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其重要性表征是主体与对象相疏离所导致的一种刻骨铭心的精神落空感。”（陈翠平《论陶渊明的孤独及超越》）所谓“疏离”，就是从精神上、观念上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种间离状态，怀有一份责任，不断对其进行清醒地反思与批判。而主流意识形态则是那些与权势、利益、名声及主流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官方的意识形态。魏晋时期，知识分子的孤独意识直接表现为对政教合一的皇权正统的疏离，对儒家道德、礼法纲常的疏离，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而执着于对世俗社会的超越，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对学术文艺的钻研，既有“为学术而学术”的意味，又有“为人生而艺术”的色彩，充分显示出魏晋文人在独立人格照引下的独特角色意味。

一方面，魏晋文人的孤独意识和其独立人格的构建是一种相生相长的关系。魏晋之际，隐逸成风，这是当时文人孤独意识的重要表现之一。不管是一般文人，还是贵族文人，他们的息隐山林或表达山林之思都是一种人格趋向，除了全身避祸之外，还存在一个价值认同的问题。因为真正的退隐是一种殉道生涯，人格的高洁是以个体社会功能及功业的丧失为代价的，寂寞自守是以物质享受的取消为前提的。所以在隐逸者的价值世界中，山林既是全身保命的避难所，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的栖身地，但同时也是独立自尊人格之载体。可以说，当魏晋文人滋长疏离皇权政治的孤僻意识时，他们便开始了自己独立人格的构建。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重视自己的人格操守，但真正如上文所论述的，魏晋之际深受儒学熏陶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经世致用、修齐治平为人生目标，必然导致对皇权的依附，对出仕的渴求，并滋生出一种自觉的群体观念，往往习惯于用社会的价值标准衡量自我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人缺乏一种独立的价值观念。而魏晋六朝，由于政局动荡、儒学式微、玄学高涨以及门阀制度等社会客观因素，许多文人开始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价值观念，表现为对皇权、对出仕的一种主动疏离，不再与世俯仰，而是甘于寂寞自守。正是这一种不与世俯仰、甘于寂寞自守的孤独意识奠定了魏晋文人独立人格构建之基础。据记载，嵇康少年成名，并娶曹氏宗室的长乐亭公主为妻，以其才能及声望要于官场显达并非难事，但他不满官场的黑暗和虚伪，宁愿选择孤独自守，退居山阴，锻炼为生。当其好友，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推荐他出仕为官时，嵇康更是愤而写下了名垂千古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表心志。书中流露出强烈的疏离意识和独立精神，并因此招司马集团之恨，借故将其诛杀，但其孤贞自守、耿介不阿的独立高洁人格却如不灭之火，烛照千古。

另一方面，魏晋文人于孤独中进一步构建和完善自己的独立人格，孤独既是分离和否定，又是思索和探寻。它意味着对普遍的生活、生存方式乃至外在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否定和逃离，但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对个体独立存在独立发展道路的肯定和追求。从儒学思想看，孤独既昭示着“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的落空，又暗示着“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格理想实现的可能。故失意仕途的儒家知识分子大都由“外索”转向“内求”，在孤独中坚守并完善自己的独立人格。魏晋六朝许多因门阀制度而无路仕进的寒微文人便属此类。上文所引的左思诗中“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的贫士孤贞自守的形象有着典型时代意义。

从道家思想看，孤独更是坚守自然本性和独立人格的必然途径。老庄早已提倡“守虚静”、“致静笃”，与远离世俗的孤独之境寻求自然之道。陶渊明能被后世诸如李白、苏轼这样的大诗人推崇和仰慕，不仅仅在于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人格，更由于陶渊明继承了道家“自然”、“顺化”的思想内核，对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进行了深刻反思，在平凡的田园生活中经受了孤独的考验并以丰富的精神生活实践了对孤独的超越，活出了一份清雅的人生旷境，为后世树立了一个率真、颖悟、旷达的人格典范。

从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角度说，孤独意识是人类从事精神文化创造的一种顽强内驱力。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也就是最有力量的人，他是具有深刻自我意识的独立个体。不管是以修齐治平为人生坐标的儒家知识分子，还是以自然顺化为精神内核的道家文人，都在孤独中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也在摆脱一切外在的规范中获得了一种独立的精神状态。在疏离皇权和丧失物质享受的孤独中，魏晋文人专注于个体的精神生活，坚守着自由独立的人格，在碌碌尘世中活出了一份真我的风采，也为后世文人留存下了风标千古的范式！

(林文琼,茂名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