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川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已有六位华裔科学家获得了自然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他们是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檬文、崔琦），但他们都与1949年以后的中国内地教育没有关系。杨振宁、李政道是1949年以前在中国内地受的教育。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是在中国台湾和美国受的教育，崔琦是在中国香港和美国受的教育。那么，这样一个事实能够说明什么呢？我想，能够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我们中国人的智力天赋是世界一流的，这不是虚假的民族自信心，90年代以来的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在人类学上得到了证实。二是说明1949年以来中国内地（大陆）的教育存在着问题。

还有一个事实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陆续已有40多万留学生在发达国家学习和工作，但是至今仍鲜有人作出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1949年以来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失败的最太原因恐怕是我们不鼓励人们的自由思考、独立探索，忽视了理性精神，特别是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的培养，忽视了对学生独特性、自主性和自信心的培养，忽视了对受教育者哲学气质的熏陶。

所谓哲学，就是对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命题和陈述作彻底的逻辑追问，对所作出的判断所依凭的前提作必要的审察，正如麦金泰尔所说的那样，在一件事物上面贴上“正义”、“合理性”的标签或以“公正”、“合法”为标榜是不够的，还必须问：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这样，我们就能对那些假借“自由”、“民主”、“科学”和“人道”之名，而行独裁、专制、愚昧和野蛮之实的种种妖术和伎俩进行最大限度的防范。哲学的真义，哲学的灵魂，一言以蔽之，就是理性精神——探索的精神、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不惟书、不惟上、不轻信、不盲从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如果我们不通过教育来提高整个民族的哲学素养，来发展全体国民的批判性的思考力，那么，我们不仅不太可能造就出世界一流的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家，我们也不能彻底地驱除蒙昧与偏狭，也不能彻底铲除诸如“法轮功”这类巫术与邪教赖以滋生和蔓延的社会土壤。

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缺乏雄浑浩博的哲学气质，最多只是能够修修补补的匠人，而不是可以在某一学术领域引起结构性变革的大师;如果一个民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培养不如这样的人才，那么，其教育一定存在某些严重问题。长此以往，就有可能导致这个民族在人类学上的退化，这绝非危言耸昕。

进化或者退化原本都是生物学概念。当“进化”一词被借用到人类学上就意味着它是一个关系与意义的范畴，它包容了人类遗传素质的改良以及与之相匹配的人类生存发展的文化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台主体性变化。一个民族在人类学上的进化不仅取决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更取决于这个社会给予人们自由思考的空间以及对个性与多样化的重视和珍视的程度。

没有“异端”的社会是一团漆黑、一潭死水的社会。“异端”的存在状态，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之一。“异端”对权威的任何质疑和挑战都将影响现有的秩序和权威的地位。江山代有“异端”出，才使人类思想的天空群星闪耀。仅有“异端”的自觉自愿自我受难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要有保护“异端”的社会土壤。首先是每个人都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其次避种自由表达还必须有“免于正确的权利”，即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观点就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即使有些观点将来可能证明是错的，也要让他讲个够、讲个透，且不会被任何非学术的因素追究。这些自由权利，都应该是制度保障的结果，而不是哪个人、哪个组织或团体的恩赐。当只有一只夜莺在歌唱，别的夜莺都被割掉舌尖的时候，这只夜莺的歌喉再美妙也只会令人毛骨悚然;当冤有一个诗人在写诗，别的诗人都被捆住双手的时候，这个诗人的诗再出色也只能是“撒旦的诗篇”。当然，言论自由是有其底线的，那就是不出卖国家利益，不泄漏国家机密，不危害公共安垒，不侮辱他人。

蒙昧主义的宿敌罗素先生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显出科学家本色的，并不在他所信的事，而在于他抱什么态度信它、有什么理由信它;科学家的信念不是武断信念，而是尝试性的信念;它不依据权威，不依据直观，而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科学精神在一个社会取得主导地位，有两个条件;一得有说真话不怕死的家伙;二是社会保证这些家伙死不了，让其一辈子喋喋不休，对所有的问题说三道四。

中国曾是一个封建专制制度长期盛行的国家。“专制制度的惟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专制制度推行的政治奴役、思想鉗制、精神禁锢、个性贬抑，即使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有着广泛的表现。在我们的教育中，教师中心、教师主宰、对学生理智能力的蔑视，其实都是专制主义的表现。

警惕我们民族在人类学上的退化，就要反对客观主义。按照乔纳森（Jonassen，1992）的诠释：客观主义的根本假定是，世界是实在的和有结构的，因此存在关于客体的可靠知识，这种知识不会囡人而异;教师的责任是向学生传递这种知识，学生的责任是接受这种知识。之所以要反对客观主义，就因为它否认了人们的自主性，封闭了人们的头脑，禁锢了人们的想像力。

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既然丧失思想能力之后就会随之丧失常识和丧失尊严，那我们生活在世界上就应该相信科学，崇尚智慧，勤于思考，从而尽可能地赢得做人的尊严和保持为人的理智，努力使自己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一个大写的人。可我们的教育教给学生确定性的结论性的所谓知识”太多，而那些需要展开想像，需要作出尝试性的解答的知识太少。这反映在教育学中便是过分强调“教学的科学性原则”、“教学的系统性原则”。

各种考试中的标准答案其实和要求与形形色色的权威“保持一致”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在一些“德育”鼓噪者的眼中，人成了苍白、虚矫情感的载体，或各种主义的张贴的标牌。惟独没有人作为个体的尊严与自由存在的价值。人们发出了撼山易，撼应试教育难”的慨叹，应试教育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

我们的教育没有给学生足够的思想空间，没有给学生尝试错误的机会，没有培植学生探索的精神、怀疑的精神和批判的精神，没有让他们获得足够的成功体验，没有很好地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他们自我评价的尺度。当标新立异被斥责，开拓创新的路口就被阻塞了;当所有的“答案”被标准化制作，探索和发现的头颅就被切断了;当每一个单个的喉咙都不发出声音，“声音”就被消灭：而当所有的喉咙都只发出一种声音，那情形便几乎是灾难！长年累月发生在中国人身上的这种周而复始的挫折感，无形中传达着一个可怕的信息：要想饿功”，就必须循规蹈矩，必须放弃自己的表达方式。而一个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人，当然是不可能有创造性的。长此以往，就将导致整个民族在人类学上的退化。警惕这种退化，是垒社会的责任，自然更是我们教育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