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王长启　高曼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西安（古称长安）是唐代的国都，地下遗留极为丰富的唐代遗物，这与当时盛行厚葬有关，唐代墓室豪华，陪葬的器物也多，然而，在西安地区已发掘的2000多座隋唐墓中却极少发现玉器，与前朝历代相比差别很大，这是什么原因呢？本文就此作一分析。

从新石器时代起，玉器在石器基础上发展起来，以象征权力与财富，分为玉礼器、象征性兵器与工具、装饰品、动物类等等，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商周时期是奴隶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礼制化的时代，铸造了大量的铜礼乐器与玉礼器及其他品种玉器，《周礼》与《礼记》对此有详细的记载，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发掘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一次出土玉器多达755件就是例证。从大量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可以看出，西周时期是古代用玉制度初步完善和发展时期，并赋予玉以道德内涵，对后代有很大影响。到春秋战国时期，上至国王下到庶民百姓，无不以玉为宝，玉器被用于祭祀、装饰及随葬各个方面，当时“君子比德于玉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秦汉时期，玉器又有新的发展，玉器品种同样分为礼玉、装饰玉、葬玉、陈设艺术品四大类，但是礼玉大大减弱而装饰玉占有相当大的的比例，西周的用玉制度已经崩毁。由于汉代盛行厚葬，故遗留现代的汉代玉器还较多。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刀戈相击、战火纷飞的时代，政局动荡，百姓生活贫苦，经济萧条，生产发展极为缓慢，工艺品包括玉器的生产自然受到影响，当时又盛行俭葬，所以在考古发掘中玉器较少。汉以后儒家独尊地位走下坡路，儒与道共崇尚的玄学兴起，道教与儒教对抗，还有佛学传入中国，使儒家赋予道德内涵和礼制观念的玉器体系，遭到瓦解。所以这时的玉器大大减少，特别是礼玉器与葬玉很少发现，可以说已经消失，玉器上闪耀着政治与等级的光辉也已消失。到了隋唐时期，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上，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政局相对稳定，南北文化互相吸收融合，原奴隶社会遗留的思想观念与习俗早已彻底消除，地主士族阶层壮大，那种玉礼器、宗教用玉，以玉比德的君子用玉等习俗也已消失。又受外来文化影响，文学、诗歌、绘画、工艺美术都得到发展。唐代文化辉煌灿烂，玉器的生产虽也有发展，但是以装饰玉饰、器皿为主，加上其他质地的工艺品与艺术实用品如瓷器、金银器、玻璃器、石刻品、铜器、骨器等大量涌现，在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得到广泛使用，当时生活用玉器较少，所以唐代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多有陶俑、瓷器、三彩器、金银器、铜与铁器等，玉器却罕见。1970年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窑藏，出土一批文物，其中玉器有玉带10副，镶金白玉镯两对，八瓣花形玉杯与玉杵各一件，还有玛瑙杯、玛瑙臼、水晶杯等，都是工艺实用品与装饰品，与270多件金银器相比，所占比例就很少。

唐代盛行厚葬，墓室与棺具都很豪华，随葬器物也丰富，但前朝以玉殓尸和以玉随葬的传统已彻底消除，这也是唐代墓葬发现玉器少的原因。玉器品种也发生了变化，从西安地区出土的玉器看，唐代玉器有它不同于以往的艺术特征。

玉带。是（ｔīｎｇ皮革带）上镶嵌的装饰，具有一定身份的佩带。唐代的带分金、银、铜、玉等，社会地位不同所用的的质地不同，带上的数量与纹饰也有差异，用的制度是极严格的，以玉为最贵，只能是三品以上显贵官员佩带。西安市何家村出土的玉带，带扣有玉质的，又称带，片状方形，薄厚均匀，制作精细，上面雕刻人物、动物、花卉等等；带尾、也称铊，片状长方形，其中一边为凸弧形。与铊背面四角均有对打的“对眼”，以固定用。它的雕刻工艺类似浅浮雕，即在平面上“铲”除底面，留出主题纹饰轮廓，然后用阴线雕刻纹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用整齐、稠密的短阴线表现细部与阴阳面等，具有唐代艺术特征。西安市何家村出土的唐代人物带，雕刻胡人乐舞形象，深目高鼻，身着窄袖长袍，或奏乐，或舞蹈，或捧物，肩披飘带，或坐，或跪，神态生动逼真。唐代西域乐舞一直在宫廷乐舞中占有重要地位，玉带上的乐舞就反映了唐代歌舞升平的昌盛景象。

唐代的玉带有的来自西域，《新唐书》载，德宗（780～805年）“遣内给事朱如玉之官西求玉，于于田（今新疆和田县）得圭一，珂佩五，枕一，带三百……”。一次就得300枚，数量很大，同时可知在于田有精巧艺术玉工匠，所雕胡人应是当地人物与歌舞形象。

玉佩在隋、唐时期有一定身份的贵族才能佩戴，尊卑有序。唐李贞（越王）、张九龄等贵族墓均曾出土过玉佩。西安市孙家湾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白玉嵌金佩饰，应为皇家用品，此为片状三角形，底平，顶尖有一小孔，两腰为三连弧形，正面镶错勾连云纹金饰，纹饰流畅，在白玉衬托下，格外耀眼，显得富丽堂皇，玉质洁白无瑕，晶莹光润，是一件罕见品。唐代玉佩多光素无纹，出土的数量也较少，雕琢也不精致，说明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汉代盛行的佩玉到唐代已渐失宠。

首饰玉品有钗、簪、手镯，玉质温润晶莹，精工细雕，多是新疆和田玉。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的6件玉钗饰，呈片状叶形，两面雕刻花叶，在繁茂的枝叶中，鲜花盛开。纹饰均表现现实生活中飞禽和植物，如鸳鸯、凤鸟、石榴等，寓意吉祥。鸳鸯比喻夫妇美好团圆；凤为鸟中之王，是皇后的象征；石榴多子多福。雕刻繁而不乱，线条流畅洒脱，构思巧妙，排列得当，富有变化，好像一幅争春花鸟图。这些玉器出土于唐兴庆宫遗址内，可能是皇宫使用的。这种玉钗饰原是装在长银质钗上，插在头顶高髻上的，走起路来润洁的玉饰来回摆动，给佩者增光添彩不少，故也称“步摇”。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中，“虹霓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诗句，描写的就是这种情形。唐代玉镯较为突出，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有一对玉镯，质白细腻，无瑕，截面为方形。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的镶金白玉镯，直径8.1厘米，镯由3节等长的白玉组成，每节玉端镶金虎头，用两颗金钉铆接，节与节之间由三个中空穿扣合，穿内用小金条作辖相连，可自由活动，构思巧妙，制作精细。

玉质实用工艺品在唐代较为盛行，品种多，说明玉雕器的使用领域扩大。玉雕构件有玉龙首、玉鹰首。玉龙首构件或是船上装饰用品，出土于西安市唐代皇家曲江池遗址，长18厘米，宽7.5厘米，高10.2厘米。立体圆雕，外轮廓方整，巨目外突，眉梢上卷，高鼻长嘴，大口露齿，头顶双长角，耳后抿，嘴后三撮长须，头顶有一小孔，低部有凹槽，是嵌镶在器物上起固定作用的。细部是以单纯的粗线条刻画，流畅准确，劲健有力。玉鹰首出土于唐大明宫遗址，雕刻技法与玉龙首相同。玉质均为青玉，纯净无瑕，坚硬。我们可以想象这样高档的龙首装饰在曲江河的龙舟上，在碧波的映衬下，豪华无比。另如医药用具玛瑙钵，高7.5厘米，口径13.5厘米，敞口深腹，环底。深红褐色与白色相间，呈缠丝状，造型如常见的钵，里外没有雕刻纹饰，质地纹理色泽鲜艳可爱。还有妇女化妆用品，如玉刻鸳鸯胭脂盒，雕刻的鸳鸯虽然形体小，但是非常逼真写实，情景真切，莲花如从水中刚刚露面，与上面的鸳鸯对应，呈现一种欢快的景象。如玉刻海棠形小粉盒，长5.3厘米，宽3.4厘米，长椭圆花瓣形，子母扣，盖面微隆起，雕一朵鲜花，简单爽快。西安市何家村出土的饮食器八瓣形玉杯，牛头玛瑙杯，云纹杯等玉器不但是实用器，而且具有很高的艺术性，造型奇特，形象优美，极富艺术感染力。这些玉器壁薄，曲线流畅，侈口，深腹，圈足，外腹遍体饰蔓草纹，采用浅浮雕手法，每区间花纹缠绕勾连，显得活泼奔放，富有活力。加之为和田羊脂白玉，细腻光润，显得富贵典雅。有的还具有中亚西亚风格。在唐代的玉雕器皿中，可以看出当时雕刻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吸收外来文化之长，兼容并蓄，创造出一幅全新的面貌。

唐玉雕形象不同，表现的手法也不同，琢磨技术高，表现能力强，往往抓大型，抓主要部位，又精雕细凿。人物的刻画在正确处理人体结构比例的基础上多采用夸张手法。如飞天侍女，受佛教艺术的影响，一般横身，手持花枝，身下有几朵镂空的云或卷草，脸型丰满，上身裸袒，下着长裙，衣裙贴于腿上，以显透内部体型，表现女性婀娜多姿的特性。动物坠饰题材广泛，羊、鹿、犬、猪、骆驼、瑞兽等，表现它们温驯、忠厚、吃苦耐劳的性格，狮子、怪兽等则表现刚劲有力的勇猛气势，飞鸟、花草与流云搭配表现娴雅吉祥，无不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另外，在陕西省乾县靖陵出土了一组玻璃质玉佩饰，分别为云头佩及璧等，正面雕有龙凤纹。由于与佩饰件同时出土，因此玻璃质璧也应为佩饰，与礼仪制度无关。

唐代玉器的特征，总体来说工艺实用品突出。玉器的雕刻吸收绘画技艺，在造型纹饰和技法上与前期有很大变化，其技艺可谓达到古代玉雕艺术的最高峰。在风格上，摆脱了商周至西汉以来程式化、图案化的传统束缚，向写实方向发展。而艺术题材来源于自然界，来源于生活，呈现崭新风貌，蓬勃向上，生机盎然。雕琢技法继承了传统的减地、压地、剔地、镂雕、圆雕等，并加以改进和创新。具体地说，纹饰图案，无论是人物、飞鸟、动物、花卉等，采用或压、或减、或剔等以突出主题，然后用流畅的阴线和密集的短小纤细阴线刻画人物衣褶、花卉叶脉与花芯、飞鸟羽翅等，表现力强，真实生动，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

责编岩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