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成

说起郑三喜这个人，你很难给他下个什么结论。虽说官方早就给他冠上了农民企业家的头衔，但周围老百姓不大喜欢这个称号，说太笼统，叫上去不过瘾。他们评价他时只有一个字：宝；或者再加一个字：活宝。这是土话。说得明白一点，人不错，就是没个正型。

三喜自幼丧母，是靠着生产队那棵大树风里雨里一年一年长大的。那时候他连一顿正经饭也没吃过，自留地里挖两个红苕烧着一吃是一顿饭，生产队地里偷两个玉米棒子煮着一吃也是一顿饭。唯一的盼头就是救济粮、救济款，只要钱一到手，他就到县城去下饭馆子，泡澡堂子，嘴角还要咂一根烟。钱一花完就又苦巴巴地打发日子。看见别人吃面条，他说是鞭稍撅尻子，看见别人吃煎饼，他说是狗拉娃垫子，聊以自慰。人们不无嘲讽地问他：“你个碎东西可怜得不能再可怜，还叫三喜，喜在哪儿呀？”他总是笑嘻嘻地说：“你喜，我喜，大家同喜，这不是三喜吗？从前喜，现在喜，将来更喜，这不也是三喜吗？”好不容易熬到二十出头，村干部们撮合着让他给人作了上门女婿总算有了个落脚。

这时，正好赶上改革开放的年头，很多人被眼前发生的一切看得眼花缭乱，而他却觉得正好尽情发挥自己。当周围的农民完全沉浸在重新获得土地的喜悦的时候，他却不知从什么地方打听到消息，别出心裁地养起土元来，结果不到一年就净赚了两千多块。按说有这两千多块钱垫底，做什么不成？但他却鬼迷心窍，跑到歌舞厅去开洋荤。他原打算只去看看热闹，进去后发现里面尽是红男绿女抱在一起磨肚皮，禁不住就有点心猿意马，但他那副土里巴几的样子，竟没有一个人搭理他。他心里就愤然起来：妈的，小姐全瞎了眼，你陪人跳舞不就为挣两个钱吗？老子兜里两千块钱就不信没人理我！于是他将那两千块钱掏出来往茶几上一甩，大声喊道：“哪个姑娘把我叫一声‘哥，在我脸上咂一下，我就给她二百块钱！”音乐停了，舞停了，人们全被惊呆了。这时，一个小姐走过来，将自己艳丽的舞裙向上一提，坐在他的大腿上，叫他一声哥，在他脸上亲一下，抽走二百块钱；再叫他一声哥，再亲他一下，又抽走二百块钱。接连叫了他十声哥，亲了他十下，将他那两千块钱全拿走了。回到家里，他竟然把这遭事当成本事学给媳妇听，被媳妇用条帚骨朵从家里打出来，再也没有让他进门。

不过，郑三喜此后却意外地发达起来。起先他零敲碎打地挣钱，攒起钱就买上小四轮跑贩运，再攒下钱就办砖瓦厂，水泥预制板厂，汽车修配厂；他还搞建筑队，办餐馆，修旅游景点，钱挣得就像滚雪球，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以至发展到后来，倾其所有，投资三百万元，办起了现在这个闻名遐迩的水上游乐场。

你到这个三喜游乐场去看看吧，哪一天不是顾客盈门？几乎每一个游乐设施跟前都有家长领着孩子们排着队，孩子们一上游乐器械就疯颠个没完，连陪孩子玩的家长们都个个童心大发，乐而忘返。

十多年了，人们曾多次预言郑三喜的末日即将来临，说人有三旺，神鬼不敢撞，等旺劲一过去，就该倒霉了。然而，每一次的预言都以失败而告终。看看现在这个游乐场的售票处吧，家长手里的钱活像被一架无形的怪器源源不断地抽进售票窗口的抽屉里。人们就纳闷：这个小子的财命怎么就这么粗，这么壮？比从前三原县那个安抚寡妇还要厉害！实在气不过了，有些人反而这样说：你说三喜这小子他一个人能花用多少，他要这么多钱干啥？

不过，这一回人们总算言中了。

差不多快二十年了，郑三喜的全部心思和精力几乎全部用在了挣钱上。青少年时候的极度贫困所潜伏着的强烈欲望一直被农村式的自嘲和笑骂遮盖着，一旦有了迸发的机会和条件，就会像魔怪一样支配了他的全部身心。现在，面对着金钱上的巨大成功，他忽然产生了一种巨大的空虚感：这钱一多，看上去咋和卫生纸没有多少区别？我要这么多钱挠球呀？

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这种心态得到了根本的改变。那天，两名衣衫褴褛的儿童翻过铁栏杆围墙，企图和其他孩子共同分享童年的欢乐时，被管理人员揪了出来。正好赶上郑三喜从那儿经过。当他得知这是两名流浪孤儿时，他的心忽然强烈地搐动起来。他先是让管理人员允许他们和其他孩子一起玩，随后又决定亲自带领着他们玩。他嫌游乐场里那些机械设施太死板，干脆让这两名孤儿跟着复习自己小时候学的骑水牛、打水枪和狗刨式游泳，惹得周围的孩子和家长全停下来看他们三个人的热闹，而他却感到无比的自豪。两个孤儿顿时和他打得火热，高兴地说：“叔叔，你真好！”他顺嘴笑着说：“你们要肯叫我一声爸爸，我会更好！”孩子们当真，羞涩片刻，果然叫起他爸爸来了。一直嘻皮笑脸的郑三喜顿时严肃起来，还没等他弄清自己是怎么回事时，两股热泪已经窜了下来。他托起两个孩子的小手，将他们带回了自己的家。

郑三喜收养孤儿的事很快传遍了方圆上百里的地方，那些无家可归的儿童全都闻讯赶来，而他也是来者不拒，并且一视同仁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女看待，孩子们也都以“爸爸”呼他。这种和孤儿们的不期而遇使他的内心产生了从来没有过的兴奋，使他的情绪空前地高涨。很快，他收养的孤儿达到了近四十人，可以办起一个孤儿院了。

为了让这些不幸的孤儿同别的孩子一样享受到人世间的温暖，他决定亲自带领他们到大城市游玩一次。他让孩子们看电影、逛公园、游览名胜。总之，孩子们想玩什么就让他们玩什么，想吃什么就给他们买什么。孩子们到他面前毫不拘束，一有空就围住他戏闹，他也如鱼得水，成了十足的孩子王。但是，当孩子们吵着说光有个爸爸不行，我们还要有个妈妈的时候，他却大发雷霆，说你们只有我这个爸爸，没有妈妈，以后谁也不准再提妈妈！孩子们被吓得目瞪口呆，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他也很快意识到不该对孩子们这样，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他领着孩子们冲进了一家肯德基店，将那里的东西吃了个底朝天。

后来他在接受一名女记者的采访时才吐露真情：原来他在失去上门女婿的身份以后，还有过两次婚姻，也都失败了。第一次的女人是冲着他的钱来的，当骗足他的钱财以后，就不辞而别了；第二次的女人倒是真心想跟他过日子，但前提是必须帮他改掉他那不拘形迹、不修边幅而又总喜欢闹着乐的小孩习性，当她发现这种愿望压根不可能实现时，也只好弃他而去。他对记者说，毛主席那会儿那么四梭见线，也没见谁说要把我的脾性改过来，你就想改？你作你的风摆杨柳去吧，我就是个枸木根，要的就是这股子顽劲！现在，当我和这些娃娃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我见了自己精神上的游乐场，高兴得没法说！把挣下的那些钱往这儿花，等于花钱买欢乐，我何乐而不为？

郑三喜收养孤儿的事迹很快见了报，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他本人却埋怨女记者不该将自己的事情张扬出去，说这样一来，弄得他反而无所适从，板起面孔对周围说话很不合他的胃口，也破坏了他原来那种发自内心的高兴劲。就在这时候，一场大水将他的水上游乐场彻底摧毁了，他赖以收养大批孤儿的经济来源被切断了。他顿时就陷入了空前的困难和危机。

面对着这么一大群自己收养的孤儿，该怎么办？郑三喜接连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继续往下养吧，已经没有这个能力，撒手不管吧，孩子们该向何处去？他忽然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他给自己的前胸后背挂起两块牌子，上面写着“爸爸死了，你们该怎么办？”给孩子们看，让他们回答。孩子们开始不信，说爸爸不是好好的嘛，怎么就会死了？没办法，他只好将实情告诉孩子们。孩子们一听，都哭了起来，说你是我们的爸爸，我们不让你死，你可不能撇下我们不管呀！孩子们一面哭求，一面将他团团围住，有的给他挠痒，有的给他捶背，有的给他倒水，有的给他点烟，弄得他反而暴躁起来，说你们简直把我变成地主老财了嘛！孩子们又在他面前撒娇、搂他、抱他、亲他、戏闹他，逗得他又憋不住笑了起来。

郑三喜虽然没多少文化，且平日又有点玩世不恭的味道，但眼下这段有趣的经历却使他心里明白，收养孤儿给他内心带来的愉悦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他甚至觉得上天让他到人世走一遭，没别的意思，就是为了让他做成这一件善事的。因此，这件事如果半途而废，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他生命的终结。他决定将自己有限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一边将孤儿院继续办下去，一边再想办法把水上游乐场重新办起来，以保证孤儿院的经济来源。但他心里非常清楚，要把游乐场重新办起来，决不是短期内所能实现的，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孤儿院的管理人员全部走光的情况下，怎么才能将孤儿院坚持得时间长一些，直到游乐场重新开业的那一天。

他使着劲儿挖了好几天脑筋，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在孤儿们中间实行招标，让孩子们自己用最实际、最有效和最省钱的办法来管理自己。他将孤儿院分成行政部、卫生部、饮食部和创收部四个部门，先由他提出各部门的候选人，然后举行招标大会，由这些候选人发表演讲，谁说得办法最好，就让谁来当部长。当然，院长就不用选了，就是他，他自封的。孩子们知道这是关系到他们生死存亡的大事，忽然之间都像大人一样格外认真起来，认真到互不相让，要争当部长的地步，而且所有的争论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怎样才能省下更多的钱往前过更长的日子。郑三喜被孩子们的热情打动了，提出他和大家一个锅吃饭，主动遵守大家制定的规章制度。孩子们说他是爸爸，是成年人，不能和他们一样，他却坚持自己的意见，说他一定要坚持到游乐场重新开业的那一天。

三喜孤儿院新的生活开始了。一切都是那样新鲜而又别致，艰难而有秩序。郑三喜这个孤儿出身如今快奔四十的人，从来没有感到能活得如此充实，如此充满了感情和激情。为了能让孩子们过得好一点，他除了四处奔波寻找出路外，甚至不惜晚上悄悄给别人去打工挣钱以贴补家用。

他终于累病了。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回真正生病。为了不让孩子们为难，他尽可能地让自己的情绪变得乐观一点，还像往日那样说了很多打趣的话。孩子们知道真情后，专门在病床前为他开了一场文艺晚会，以感谢他这位爸爸的养育之恩。郑三喜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真正体验到了做人的尊严和他的生命的价值。他将头埋得深深地，像个小孩子一样呜呜地哭了起来。

女记者闻讯进行了第二次采访。郑三喜和他的四十多个儿女们面临困境而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一些和郑三喜有过类似经历的公司老板纷纷慷慨解囊相助，中华儿童福利基金会也拨来专款。在游乐场重新开业的那天，郑三喜当场宣布，他要把游乐场的产权归入孤儿院，并考虑在他的儿女们中间重新举行一次招标，由他们直接参与游乐场的领导和管理工作。

至于他自己嘛，他说，想通过多种途径挣更多的钱，说要是四十多个儿女都能念到大学，这学费最少也得冲到七位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