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耸人听闻，中国正在彻底放弃自己的文明，这一过程被不少学者命名为“野蛮化过程”。让中国人变得“野蛮”起来的，有三种力量:(1)传统文明的衰败，这是百年以来“西风东渐”的结果之一；(2)市场社会结构失序，这是一切市场社会——老牌的和新兴的——通有的问题；(3)在政府职能从服务于“中央计划”转向服务于“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相应的“社会选择”机制的缺失而出现的“政府失灵”。贵州榕江县这个案例或许是发生在全国各地的“野蛮化”现象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但它已经具备了野蛮化过程的经典特征:一个刚满20岁的青年人（代表着“未来的文明”），凭借了父亲的权势（“既得利益”的维护者），为谋取经济利益（“黑帮”的真正动机），以最野蛮的手段试图垄断本地市场（失序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失序几乎总是表现为“政府失灵”——秩序的维护者的失职。政府是社会选择的产物。所谓“社会选择”，广义而言，就是在社会成员每日每时所决定的千百种“个人选择”当中，基于“外部效应”而产生了社会影响的那些选择。所以，社会选择归根结底是社会大众“个人选择”的结果。当然，“个人”总是“社会的个人”。正因此，个人所处的文明传统的衰败、个人所处的社会向着新范式的转型，以及对个人发生重大影响的其它社会因素，才会成为使“中国人变得野蛮起来的”诸种力量。

经济学提供给我们的最基本分析工具之一是“交换”的埃吉沃斯方盒(Edgeworth Box)（参见附图）。这其实也是“社会的个人”实行个人选择的基本分析工具。

A和B两人，就商品x和y交换，在附图所示的阴影区之内达成使双方福利都得到改善或至少不会恶化的交易。这便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交易的出发点E表示交易双方在交易之前各自拥有的资源秉赋，即“财产权利”在人群中的分布。从任何其它的点出发的交易都将失去“交易”的意义，因为那意味着剥夺他人财产的权利。剥夺产权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以强力“奴役”对方，“交易”自然也就失去意义了。“奴役”是社会“野蛮化”的同义词。

诺斯在《制度、制度演化、经济效绩》里总结了三类维护财产权利(契约)的方式:(1)道德约束，取决于每个公民自身的道德意识；(2)交易双方相互利益纠缠的制约，取决于双方利益在多大程度上互相依存；(3)政府，取决于“政府权威”对交易双方的成本与收益比较。氏族社会主要以(1)类方式维护财产权利，中央集权社会主要以(3)类方式维护财产权利，而“黑帮”则以(2)类方式维护其内部的财产权利。对当前中国社会而言，道德约束的效力可以免谈。交易双方的利益依存固然是一个普遍有效的约束机制，但在转型期社会里，普遍的信任危机和行为短期化使得这种潜在的利益依存关系难以在大范围内实现。于是，政府权威被认为是中国人确立和维护产权关系的几乎惟一有效的方式，而政府权威的性质与功用依赖于“社会选择”过程。

诺斯总结的那三类产权维护方式，如果从制度演进的角度看，恰恰是交互作用的社会成员“个人选择”达到均衡时的结果，而不是这一均衡的原因(或“出发点”)。这三类方式表明了“个人选择”对他人发生影响的三种力量:(1)道德的力量，通过语言、宗教、行为的感召来实现；(2)经济的力量，通过物质利益的获得与分配来实现；(3)强权的力量，通过暴力和威胁来实现。我们每个人每一次的选择，都或多或少包含着这三重力量，同时，我们每个人的选择也都受到他人选择所发出的这三重力量的影响。

假设人们的“影响力”大致相等，那么由于“网络效应”，那些获得了多数人认同的影响力就会成为主要的影响力而起作用。例如在观念上，人们不再寄希望于道德的力量，这导致了人们普遍接受“金钱”与“权力”的影响，再进一步导致“社会选择”过程在主要是金钱与权力的影响下达到均衡的制度(经济的和政治的)。而“政府”则是这些制度当中的一种。

在金钱与权力发生着重大影响力的各种政治框架中，我们看到美国式的“院外活动”、台湾式的“黑金政治”，以及日本、韩国、菲律宾或多或少还未摆脱的“财阀政治”。我们还看到在那些从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社会里，出现了俄国式的“黑帮政治”。综观世界，我们发现在这个所谓“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对金钱与权力的崇拜正在导致全球性的道德衰败，从而正在导致全球性的“野蛮化”。

就中国的“野蛮化”而言，它是三种力量长期发生作用的结果:传统道德的衰败(资本主义文明内在的“野蛮”)、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转轨中，权力有更多的机会兑现成金钱)，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所固有的市场失序与信任危机(经济合作范围缩小)。在我目力所及的未来展望中，这三种力量尚难有减弱的趋势。除非我们重新获得对于文明的信仰。我们如何信仰，就将如何生活。在信仰面前，金钱与强权都将化为粪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