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津

再谈后什么现代

近半年来，做学问和不做学问的旧友新朋见到我，每少不了用“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来填充话题，而且是当作一个十分过瘾的话题见面伊始就狠狠地说。不光是在北京，恰好我有运气东南西北转了一圈，外省的人也用这个话题来跟我沟通(也有专为此话题来信的)。这些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叹服热心于《读书》的读者竟如此之多，分布如此之广；第二个感觉是，那些游戏般的愉悦话语漫溢着反讽的狡黠快意。正是后一种感觉告诉我，登在《读书》一九九二年第四期上的这篇文章深深地开罪了不少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家们——的确，有批评说：那厮把严肃的学问调侃得一蹋糊涂。

言重啦。其实不难看出，那篇文章不过想建议把“后现代主义”作为范畴来对待，离开这一点去计较话语的些许碰撞，也太“那个”了点儿。

不过的确，误我责我、奇我吹我，皆合情合理，因为那一次我没有很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要把这个主义作为范畴来对待，更没有谈到被做成的范畴指什么、什么在支撑着我们中国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关注热情、以及可以用主义来标识的中国现状究竟如何、将能如何等等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牵出了再来谈“后什么现代”的由头，而不仅仅是满足朋友们对“下回分解”的期待兴趣。

如果我要讲的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的事情，而且是今日中国的事情，它就宣示了一个要求：为输入的洋词儿另起一个中国名字，尽管我很担心这种重新命名会在作为通用代码进入话语时遭到失败。

将后现代主义作为范畴，其必要性在洋人那里就已是明示了的。学问上的历史回顾这里还是免去的好，只挑出几个关键人物来说一下同一话语的判断歧义。

在使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现存文化现象的标识方面，哈桑的议论被认为是重捶定音的。接下来，哈贝马斯和列奥塔针尖对麦芒了。哈贝马斯尽管不否认世道在变，但却坚持说后现代主义破坏了人类理性的至尊，提出用“交流理性”来制止后现代主义的颓风。列奥塔不以为然，反讥哈贝马斯在搞新的专制。列奥塔标举现代主义的进步态势，说后现代主义正是现代主义的“初期状态”，如若不搞后现代主义，观念的懒惰会使社会僵化起来。杰姆逊于是出来打圆场，说后现代主义是存在着的，而且是历史性的。比如现实主义是市场资本主义时期的东西，现代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东西，后现代主义是晚期多国资本主义时期的东西，而这种历史变化，表明着人自身性质的变化。然后杰姆逊列出一些特征来让人明白他说的后现代主义是什么东西。

确实，大多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者都少不了要摆一下他对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明细表。如果这些特征在话语操作中具有代码的普适性，那就说明人们已经在范畴的意义上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词了。然而，范畴的真实内容都是特定的，所以在不同的人那里才会得出不同的价值判断来。如此说来，要求人们在范畴意义上使用后现代主义不仅不过份，而且对后现代主义的言说的真实含义从来就是在把这个主义作为范畴来对待的前提下才成立的。

如果我对这种代码运用的莫衷一是给出范畴的定义，教授们一定会说：你算老几，轮着此等权威么！但是，为了在言说中国的事情时不致于跟着洋人瞎起哄(不是调侃！)，我必得假充老大来说我对后现代主义的范畴表述：以一种无所谓的世故态度来承担现代化文明带来的各种危机。

假充老大当然也就不敢保票对上述后现代主义态度的范畴表述绝对准确，然而这种态度是针对洋人而言的，却是明白无误的。那么，一个显然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中国人要谈洋人的后现代主义干什么？

这个追问是大有讲头的。如果教授们并在学院里把后现代主义当成学问来讲授，那不过就是一种知识的传授和扩散；如果人们用后现代主义来标识和指称中国的文化现实，那么是不是说中国也出现了和洋人那里一样的情况，以致于非用洋人的话语来言说不可了呢？

对于后一个“如果”有两种回答。一个是说中国还没有达到现代化，遑说什么后现代了，这个主义只是洋人的事。这种说法误解了马克思关于存在决定意识、以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好象穷国没有达到富国的物质水平就不会有它们的精神东西。且不说观念的相对独立(既可以超前，也可以滞后)，也不说改革开放已使中国人看到了许多新鲜的洋玩意儿，就只说以洋人来定位言谈后现代主义的人自己罢，他们不已经身在穷国议论富国传来的事情了吗？以为自己家穷，只敢嘴上说说富人家的鸡鸭鱼肉以图解馋，这真是活该的穷酸命。

另一个说法认为中国也有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了，而且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只不过为了使用方便，才沿用了洋人现成的话语。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大凡知识，必有可以共识的代码，否则怎么说话呢？平心而论，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化就其具有实际作用的方面来讲，充满了从洋人那里输来的名词儿。正是这种历史和现实的规定，加上开放时期对新鲜事物的渴求兴趣，支撑了中国人言说洋人名词的不衰热情。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我们只能说毛泽东思想发展和丰富了它，或者说“中国特色”的什么东西，却很少去另造一个中国词作为共识代码。不论是个人想当国际学者，还是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沟通，或者是中国人把握自家的事情，使用大家已具有共识的代码是最方便的办法，本无所谓它出于何处。这一方面巩固着对代码的范畴要求，另一方面也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为后现代主义重新起中国名字的不可能。

然而重新命名的要求还是有根据的。现在，中、外学者都有人指出，后现代主义这个词具有文化殖民主义的压迫意味，因为它本来就是指发达国家的一些情况，却偏偏辐射移溢到发展中国家去要人家接受。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教授们自认自己的穷酸命，哪怕仅仅接过这个词作为共识代码，也就都是程度不同地承认了继续文化殖民的合理性。

重新命名的根本依据，其实还在于马克思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的仍然有效。即使舍去后现代主义重新命名的形式，对变化了的内容做认真清理仍然是必要的，而不是狭隘地为了开释被人殖民的忿懑心态。

当我们在观念上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时候，它们各自得以成立的唯一根据只能是马克思本人的论述。否则，各家把变化的情况重编一些理论来说自己仍是本来的那个主义，那么，不同主义的区别就是任意而不确定的了——尽管这样做是明智的、甚至已成事实。然而实际情况恰恰是，符合马克思经典表述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今天的世界上几乎都不存在，或不再起主导作用。科技手段的发达和互利共荣的需要，使各贫富不等的民族国家在社会结构的调整方面趋向于寻求共同的话语。这样，完全可能的情况是，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后现代主义，或者说，某些国家可以有它们自己的什么代码，可以在后现代这个代码的同等主义层次上进行沟通和言说。

现代化是一个世界进程，所谓“发达”和“发展中”不过是指世界现代化结构中不同部分的文明程度。各路学者，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或国际的，往往不了解，在这个结构中，中国人既可以了解和感受到洋人的后现代主义，也可以把洋人的观念做成中国的东西，更可以说是以自己的现实内容和习惯方式参与了后现代的文化与文明组构。按照贝尔的说法，各种“后”什么其实都是后工业文明的产物和伴随现象，而他认为后工业指的就是第三产业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的大大增加。比如，发达国家中的第三产业，在社会总产值的构成和就业总人数中都超过了一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突出成果和显在趋势，恰恰也就是第三产业的比例在迅速增大，尤其是过去没有、甚至没能意识到的一些第三产业部门正在被开发出来。这一变化所带来的整个生产经营观念和方式的变化，正是后现代性质的。如果还要说中国穷，那么可以打一个比方：穷人和富人同开游戏场，穷人仅仅是游戏机器数量比富人少，在游戏规则和质量上却可以是一样的。

当然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要想弄清楚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有哪些自己特有的内容，首先应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特征来把握。

贯穿这一进程的主要特征，就是意识形态承诺和现代化建设之间的矛盾冲突。粗略地说，这意味着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前者对后者的作用是规定性的、根本的、经常的、显在的。无论是过去的失误，还是改革开放的成功，经济建设的每一步都要靠政治决策来开启、推动、指引、调整。这种情况的存在，正是因为意识形态的承诺被当成了社会形态的根本维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明确提出了“初级阶段”的理论，而这种“初级”，正是针对过去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违背现代化建设的一些说法和做法的纠偏，在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讲就是一种“后社会主义”。这个“后”意味着一种社会转型，即各种有效的经济建设方式被看成意识形态承诺当下的逐步兑现。

就中国现代化的特性来讲，这种社会转型是一种政治后现代。政治后现代是后工业社会时期的普遍现象，它意味着政治作为特定领域进入操作的适用范围大大缩小了。据说原西德总理阿登纳曾对赫鲁晓夫说过：“我亲爱的赫鲁晓夫先生，不出一百年，将不用再谈论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了。”在今天改革之风四处吹荡，和平与发展作为所有人的生存所系而被极大关注的时代，这句话的“后”政治含义突出体现为：一切事物都具有了自身的政治性。当我们从社会转型的意义上来理解邓小平关于“不争论”的发明时，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要我们不去浪费时间争论“姓资姓社”，其核心含义正在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说法和做法本身已成为当前最大的政治了。

话说到这里，中国“后”的是什么“现代”好像有些清晰了：抓经济搞钱。这个结论如果成立，当经理的人(有做学问出身的，也有没学问的)必会几多开心，几多愤怒，或认为是褒掖他们，或以为是贬损他们。幸亏，结论并不如此。布热金斯基曾撰文，预测中国将很有希望，会在不久成为世界大强国，然而他这样讲的根据，在于中国属于“商业共产主义”类型！这个中国问题专家真教人哭笑不得。

如果说我们明白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真实含义，那么这里所“后”的“现代”就是意识形态承诺和现代化建设的矛盾冲突；而要“后”出来的结果，却不是放弃这个承诺，而是使矛盾冲突本身失去意义，或者不再构成损耗性的波动循环。我小时候打扑克，嘴上常念念有词说：“胆大吃胆小，钱多赢钱少。”什么叫胆大，就是敢于正视和赢得政治后现代。邓小平批评有些人怕这怕那，摆脱不了姓资姓社的僵化思维模式，根子正在于他们把前述的矛盾冲突看成很天经地义的进步东西了。说洋人富，所以有后现代主义的专利，也正是承认了钱多赢钱少的道理，并把它扩大横移到文化现象中来。我们改革开放要胆子大，而有了钱，达到共同富裕，就会大大地赢起来。如果“后社会主义”可以用来作为中国后现代的重新命名，那么它的内容正是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充实的。

我讲这些，又会有学者朋友怨我不正经做学问了。那个文艺学学位也真害人，它好像成了我的专业，弃文艺而言其他就有左道杂种之嫌。其实，后现代主义本不专指文艺，这一点，那些搞文学艺术的后现代主义研究者们是很清楚的。问题在于，不管从哪个角度去谈后现代主义，如果是想讲中国的事情，就不能视规定中国文化之生成的社会形态于不顾。尤其是，不同国度中使“后”什么得以成立的主要因素是不一样的。前面说我们和洋人同处一个现代化的世界结构中，但各自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是不一样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显在特征表现也就不一样，即使使用共识代码，如果用洋人后现代主义那些显在特征做在中国的后现代里边，结果大多是无病呻吟。

或许，上面那么多文字的确可以统统看成是废话，因为既然讲中国的事情，既然后现代主义只是多种趋向选择的一种，何必一定要琢磨“后什么现代”呢？

然而，这一追问恰恰说明重新命名的现实意义了。因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后现代现象处在同一时间段，不仅会出现有关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相互影响，更重要的是，不管用什么主义来命名这种“后”，中国正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是明白无疑的。对于这个新时代的自觉建构，难道不是有许多话需要说吗？这就避不开对“后什么现代”的追问了，而“而且主义”，则是命名问题。这么正经的话题，是万万调侃不得的。

放大了说，世界面临着新的分化整合，每个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和目的上面临着新的选择，这不就是“后”的生成根据和被关注原因吗？说中国穷也好，落后也罢，都不意味着中国必需重复洋人经济发展所走过的阶段，相反，这种赶超发达国家的看法倒很可能透露出一种历史循环论。如果说，一定要谈“后”什么，表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突出历史连续性的特征，那么对“后”什么问题所关注的价值取向，则是完完全全要靠我们今天的实际操作了。

(《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王岳川、尚水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二月版，9.7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