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国门打开，外国人到中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何况在今天的地球村中，不同国籍的人们随时来来往往。新鲜的感觉是发生在走出去或走进来的人身上。中国人到外国去，因为可以去体验异国的全新历程，可以去学习先进国家的许多经验。外国人到中国，无非也有两种新鲜。他们被东方这块博大的土地的神秘文化所吸引，到中国留学、考察、观光。二是到中国寻找商机、公干或工作、或当志愿者。有人给他们起了个奇怪的名字“洋插队”。我们常常关心中国人在海外生存的状况，却很少关注“洋插队”们在中国的经历与感受。

这种经历和感受是由于国与国之间社会制度的不同、价值观念的不同、生活水平的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等等所引起的一种独到的感觉。外国人在中国生活，一方面他们充分地吸吮着中国古老而悠久的传统文化，体验着中华民族独有的风土人情，经历着社会制度不同、生活水平不相等、生活方式不一样之中所发生的遭遇和观念的碰撞。另一方面，中国对他们来说，也是异乡，他们也有极强烈的思乡情绪。在北京三里屯，他们欣赏到优秀的中华文化节目，融入到中国纯朴的社会风气，又可以满足地享受本国本土的生活方式。而在阳朔西街，却是他们在中国的另一生存状态。悠雅的自然环境、健康的运动天地、浓厚的中国文化氛围、别致的民间生活，都给了他们回到“家园”的感觉。其实，这种境界是全人类共有的愿望，在生活步伐节奏加快，精神压力巨大的今天，这样的空间每个人都向往。

本期报道不仅仅关注外国人在中国的工作、经历、生存状况，更着重外国人在中国生活时的一些遭遇，所给人的启迪。一些小故事往往折射出许多哲理。它或许反映了我们的一些陋习、一些不良的行为、一些欠缺规范的管理等等，都会给我们思考与反省。在中国融入世界大家庭中的今天，如何提高全民族素质、改进工作方法、完善法律法规等，都是一件紧迫的任务。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发扬光大，立于不败之地。

画说５０年:

①里边都住了些什么人呀？

②听说住了好多“司机”（斯基）同志。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外交流从数量到方式都非常少。整个５０年代，来华的外国专家总共３万人，留学生仅数百人，均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

６０年代：五六十年代，看到一个外国人都是非常稀罕的事，“外宾”走在路上一律被行“注目礼”，甚至被围观，国人与之接触心存芥蒂。少量苏联人、东欧人及极少数西欧人来华旅游，至１９６５年，北京市共接待３８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９万人；１９６６～１９７２年，一度停止接收外国留学生。

７０年代：１９７１年，开始接待自费旅游团体；１９７７年，中国自６０年代末第一例涉外婚姻由一位副总理批下；１９７８年，到北京旅游的外国人为１５．４万人。旅游成为外交的一部分，政府对来华的旅游团非常重视，经常约请国内名人与之会面。

８０年代：国人心态渐渐开放，对刚刚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来说，西方代表着先进、时尚，能跟外国人交往，更是时髦、荣幸的事。１９８３年，到北京旅游的外国人为３９．７万人；１９８８年，到北京旅游的外国人为８６．５万人。

９０年代：外国人不再稀奇，更没什么特别。自１９９３年以来，中国每年聘请的外国专家超过７万人；１９９７年，到北京旅游的外国人为１８６．８万人。

在“老外”面前遭遇尴尬:

北京申奥已经成功，中国入世前景已定，面对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更多的外国人将不可避免地涌入中国，更多的中国人将同时走向世界。经过２０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我们不应该——

富裕之后的尴尬

改革开放之初，街头巷尾还鲜有外国人的身影，那时大街上偶然出现一个金发碧眼的“洋人”，往往成为成年人品头论足、小孩子尾随的重要目标。说起来这种心情十分复杂，既有好奇，也有敬畏，更有羡慕，对日子紧巴巴的国人来说，穿金戴银的“洋人”活得真滋润。

改革开放２０年后，中国以崭新的形象矗立在世界面前，可惜的是，许多首先在生活上变得富裕的国人，精神并没有跟上物质的步伐，在许多人眼里，外国人，特别是那些来自欧美的“老外”，仍然是财大气粗的象征，体现在消费现象上，就是一种不正常的“内外有别”。

有趣的是，“内外有别”这个概念随时间而发生变化。８０年代初，这个词指有些消费场所“老外”能自由出入，而中国人反而常被拒之门外，这也就是说许多项消费服务是专门为“老外”们预备的；还没进入９０年代，“内外有别”的含义就有了新的变化。细心的人开始发现，消费服务在范围上基本已经做到“内外平等”，而消费价格却真正开始了“内外有别”的时代。

在一些旅游景点，外宾门票价格远远高于内宾门票价格。北京故宫几乎是所有外国旅游者必去的景点，午门前就成为区别内宾和外宾的分水岭，东侧是外宾购票窗口，６０米外午门西侧是内宾购票窗口，相距这么远，大概是怕外宾们发现。

如此“内外有别”数不胜数，无形中给一些不法分子钻了空子。故宫门口曾经就有这么一些票贩子，他们专找日本、韩国、台湾（不知为什么，台湾人也被视为“外宾”看待）来的旅游者，以低于外宾票价而略高于内宾票价的内宾票卖给这些只要不开口就和内宾长得一模一样的外宾。

“内外有别”的消费观其实源自于小国寡民的心态，直到今天，仍不时有外国人抱怨自己在中国被“另眼相待”。当加入ＷＴＯ之后，这种“内外有别”的价格也就真正到了寿终正寝的日子，因为按照公平贸易的原则，“内外有别”的价格是会被消费者告上公堂的。

“排队文化”：再说富裕之后的尴尬

物质上的“内外有别”可以被外界力量强行制止，而精神上“内外差别”的消除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所有这种类型的尴尬中，最常被人提及的恐怕就是“排队文化”。

“排队文化”并非仅指排队而言，它其实体现了我们对遵守秩序和规定的一种态度。北京申奥成功后街头巷尾响起了热烈的鞭炮声，这个现象立刻就被敏感的外国媒体抓住，它们尖刻地指出：尽管北京禁放烟花爆竹的法令已经下达多年，但看起来北京市民还有一种法不责众的心理作祟，他们认为在特殊情况下，法令是可以被打破的！

在排队问题上莫不如此。银行营业柜台前“一米线”形同虚设；夜间无人值守红绿灯前汽车直驶无碍；地铁到站后大家蜂拥而入，愣把急着下车的人又挤回到车内；公交汽车总站更是强者的天下，膀大腰圆就是排在前面的资本。看到这些，无怪乎北京报纸在申奥成功后一再发表语重心长的长篇文章，提醒市民尽早改正不良恶习。

平常心免遭尴尬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比如说在欧洲和美洲许多发达国家，外国人在国内是受到排斥的；而到了中国，外国人在许多人眼里似乎天生就是高人一等的民族。笔者没有钻研过心理学，不知这种心态从何而来。不过实话实说，我偶尔也会有这种心态，这种心态在生活中往往会导致另一种尴尬。

现在有许多中国人把孩子送到外国自费留学，据有关部门统计，送到海外留学的孩子的年龄段呈下降趋势，而这恰恰为精明的“老外”们所利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近年来少年出国留学的热门国家，今年年初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在北京、上海等地举行留学展，在展览会上笔者曾遇到这样一位“老外”，他一把掏出三四张名片，上面告诉我他同时做三四家澳大利亚大学的招生代理。这位招生代理说：“现在中国人变得富裕了，变得有钱了，许多人想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我们就是要抓住这样的商业机会。

现在看起来，要想正确对待“老外”，无外乎三个字：“平常心”。以平常心待之，以平常心处之。我们对“老外”既不无谓地崇洋，也不无耻地媚外。说到最后还想补一段，“老外”们也不都是傻子，他们在遭遇了众多“尴尬”之后反而变得比中国人还精明。北京因出售外贸服装而闻名一时的秀水街，就曾遭遇过由盛至衰的惨痛教训。秀水街的老板认准“老外”们财大气粗，故而“宰”起来手段格外狠辣，于是那些把北京大街小巷摸得精熟的“老外”再也不会回头。秀水街的故事前后也不过１０年时间，在让“老外”们经历过一番尴尬之后，接下来又该是谁遭遇尴尬呢？G

《海外星云》（2001年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