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底，中国新闻社援引农业部长的话说，1988年我国粮食作物比上年减产，早稻收获470.5亿公斤，比上年减少1.3％。政府曾一度寄希望于秋收能有所弥补，但统计数字表明这个希望可能落空，因为秋粮实际播种面积比1987年减少1371万亩。今年1月份，新闻界对1988年粮食总产量的最乐观估计是将近4000亿公斤，比1987年的4040亿公斤稍有下降。

在美国，粮食歉收并不意味着粮食缺乏，在中国则不是这样。4000亿公斤粮食均分给10亿多中国人，每个人还得不到400公斤（这个数量包含着工业用粮、加工损耗和转化为其他食品的粮食数量）。因此，寻找产粮不高的原因再一次成为我国朝野的热门话题。

一般认为，1988年粮食歉收的主要原因是天灾频仍。黑龙江的春涝，浙江的水灾和台风，福建的暴雨和湖南、广西的大水等，造成我国1988年农作物生产面积7亿亩受灾，灾区粮产减少100亿公斤。但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天灾是无法控制的，所以人们很自然地将视线转移到与粮食产量相关的其他问题方面。首先遭到审视的是现行农业政策。

“包”字到底有多大威力

由于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贸易——无论在国家内部还是对外方面——不发达，造成了我们中国人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生活在这样的习惯中，自然非常看重粮食产量和能够提高粮食产量的人。上古的尧、舜和大禹就是这样的人。如果说古代提高粮产的诀窍是兴修水利，那么今天的法宝则是“政策”。

对于著名的“家庭联产承包”政策，无论历史学家怎么评说，这个政策在全国实施后，确实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们开始感受到了为自己劳动的乐趣。

1985年以前，家庭联产承包曾被认为是在中国可行的最理想的农业政策，在这个政策刺激下，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4073亿公斤——真正的历史最高水平。但是在接着到来的1985年（3790亿公斤）、1986年（3900亿公斤）、1987年和1988年，在同样的政策关照下，我国粮食年产量再也没达到1984年的水平。现在，有些政策顾问提出，应该制定新的鼓励粮食生产的政策。

农村政策研究室的某几位同志认为：家庭联产承包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效果，是因为这个政策利用了农村传统的、现成的生产组织形式。要想再进一步发展大规模粮食生产，必须建立新的企业化的而非家庭化的生产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在中国农村社会中是没有的，创建它比沿用传统的形式要困难得多。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粮食生产走向未来的唯一途径。

目前在我国少数省份已经有大批单干的家庭结合起来，从事新的合作式生产。比如在河南和安徽，河南省一些地区自1988年中开始，农户们为了更有效地增加地力，采用集体共用大型农机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方式深耕土地，至今那里已有2500万亩耕地实现深耕。

除了“包”之外，还要调动哪些人为因素？

除了政策之外，还有哪些人为的因素可以增加粮食产量呢？

经济学家们认为，现在的低产量的原因之一是价格体系不合理。由于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而粮食收购价上升缓慢，影响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1988年初，《辽宁日报》一则消息说，沈阳郊区480户农民要求退掉承包的土地，因为1988年继续种地可能要“倒贴”。“罢种者”说，农业生产必需品，化肥、农药、塑料薄膜、电甚至水的价格涨得“邪乎”，1987年每亩田打400公斤粮食，纯收入只30元，假如1988年每亩能打450公斤，仍然挣不到30元；假如这年打不到当地政府规定的313.5公斤，将被罚款。经济学家们根据这类情况，正在建议政府尽最大努力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有计划地用较高的经济效益刺激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来自农业专家的看法是，在政府的财政预算中，投入农业的计划资金所占比例太低，造成农业扩大再生产和兴建基础工程资金不足，同时造成粮食生产科学化的进程缓慢。60年代时，政府对农业投资占基本建设总投资的18～20％，80年代此项投资比例已下降到3～5％。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水利建设投资比例也从60年代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2％。专家们认为，如果政府能够尽量增加对农业的投资，让全国的农民都用上优良的种子，都使用科学的方法生产粮食，那么1984年的粮食产量会不断被突破。

政府已经采纳了专家的部分建议，但这样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等待庆祝丰收了。要想彻底摆脱饥饿的威胁，首先应该知道，中国到底需要多少粮食和中国最多可能生产多少粮食。

不可忽视的自然因素，

1979年以前，我国每年播种粮食的耕地面积一般为18亿亩左右，自1979年开始，这个数字急剧减少，5年后，只剩16亿多亩，全国人均不足1.6亩，尚不到美国人均的1/7。从全国首届土地监察会议传出的消息说，1987年，我国首部《土地管理法》实施的第一年，全国共发生土地违法案件40万起，与过去多年来年均200万起相比，下降了80％。目前我国耕地面积减少速度是每年400万亩，这已被专家认为是控制有方的结果，因为没有人能阻止城市的扩张、土地沙化和滑坡。更令人忧虑的是，幸存的耕地并没有全部用于粮食生产，来自《中国农村经营报》的消息说，河南省的烤烟种植面积已从1987年的294.7万亩增加到1988年的310万亩，云南由280万亩增加到300万亩，山东现有160万亩，湖南有150万亩耕地已种上烤烟。

假如依靠那些人为因素提高的粮食产量能够抵消由于耕地被侵占所损失的粮食数量，那么现有的中国人口还不会立即遭到饥饿的威胁。但是那些不断降生的婴儿们吃什么呢？人们有理由认为，灾难就要临近了，因为我国的人口数正在10亿多的基数上以年14‰的速度增长。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的一些学者经过一年的研究后警告人们说，到200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2.6亿，需要粮食5000亿公斤。根据单位耕地产量现状及其历史增长趋势推算，届时我国只能生产出4600亿公斤粮食。假如从现在起，人口增长率能被有效地控制住，也要等到2050年，我国生产的粮食才能够自给自足。

能求助于对外贸易吗？

“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对贸易的看法，既然贸易能带来许多供不应求的商品，那么它也该能带来粮食。实际上，进入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正逐步成为我国解决粮食缺乏问题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

在沿海一些商品经济发展较早的地区，人们已不再坚持粮食生产的自给自足，而是将注意力转向了适于当地自然生长而又在国际市场上受欢迎的非粮食产品的生产。现在，我国南方沿海一带的农村正大力发展橡胶等经济作物和渔产品的生产（占用了许多耕地），经验证明，这些非粮食生产所得在国际市场上换到的粮食，除去弥补了因占用耕地和劳动力而损失的粮食数量外，仍有大量赢余。

但是，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农村还没有遇到像沿海农村遇到的那样多的选择。较高的生产力技术水平，适应多种作物生长的自然环境，方便的交通运输等等，都是只有沿海农村才具备的发展非粮食生产的优越条件。所以，沿海的经验对中国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可能没有示范意义。

要想依赖国际贸易方式满足全中国的粮食供应，就需要足够的外汇储备，而据《中国日报》的消息，我国1988年11月进口的糖和谷物数量比上年同期上升了一倍左右，加上其他进口，总贸易赤字额已由上年同期的28亿美元上升到53亿美元。

需要进一步证明的是，即使将来我们拥有了足够多的外汇储备和强大的出口能力，仍然不能将国际市场视为我国的主要粮食来源，因为粮食缺乏，在今天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最近在一份展望报告中说，世界粮食产量正逐年下降，已达到40年来最低点，国际粮食总储备即将突破安全水平，小麦存货在1988至1989年间将减少2100万吨，粮食减少8500万吨。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第三次严重的粮食危机。

也许自给自足不是个坏习惯？在全球性粮食紧张的新背景中是保持还是放弃这个习惯呢？我们面临三种选择：一种是保持传统，这需要更严格地控制人口增长和长期持续的劳动，如种树和兴修水利，以此改变环境。一种是废弃传统，通过增加出口赢得足够的外汇储备。最后一种，是发展出口商品生产的同时迅速控制人口的增长和自然环境的恶化。无论应选择什么，也无论能够选择什么，我们中国人都要继续吃苦耐劳为生存和发展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