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区某地段。

这里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

像所有中央机关一样，它未挂门牌。这里常常有三两个衣衫褴楼的上访者，因为大门有卫兵阻止他们进去，他们只好向路人诉说委屈，因此这儿又常常聚集着一些围观者。

信访局不接待来访。这里经办的是从各地寄给中办、国办以及各更高机关和领导人的信件。常常有人写这样一个地址：北京中南海最高领导人收。如果此类信不被退回，就会出现在信访局的分信格里。已经不太容易估算出投到这里的信总共有多少件了，只知道信访局隔不多久就要把一些已没有价值的信运往纸厂去化纸浆。

众多的上访者则集中在位于宣武区太平街甲八号的中办国办接待室。在茁长着一排排法国梧桐的大院子里，接谈室一个紧挨着一个。在每个接谈员的办公桌上都摆放着一个标号牌，上面写着他们的号。上访人便依此称他们为“××号首长”。

依据党章规定，党员有意见可以向上级直至中央委员会反映。宪法和有关法律中也有条款，明确规定了国家保障公民向各级政府直至最高当局提出自己的各种意见的权利。正是为此，才会有那么多人向这些高层机关及其领导人发出信函，而这些信函的绝大多数，终点是信访局。有人因此说这里是一扇民主门。

既然是民主之门，看来会不同于其他的机关。事实如何呢？

恐怕至今为止，不少人并不清楚信访局的职能和它究竟有哪些权限。连信访局的工作人员也不能三言两句就说明白。有个悬案至今没有了结：信访部门到底是秘书部门还是职能部门？

内部从未停止过这些争论。外面，每天都有几百人上访，每天都有几千件信。这就意味着，每天至少有上千个案子。一月、一年将是多少件？这么多案子靠几百个人办，能消化多少？每个信访者都希望信访局能将自己的信访立案处理。但事实上根本不可能。

好在信访工作有这样一条原则：分级负责，归口办理。这样，大多数案子就分解到各级各口去办。但同时，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对每起上访又必须遵循一条“件件有着落”的原则。就是说，再小的案子，你也得拆信阅读，同来人接谈。花在这上面的精力是无法估算的。

且看新疆农民庄仁为了3棵树上访的一个案例。

1979年秋，庄仁自留地里有3棵杨树被同村的朱××砍伐变卖了。村、乡、县三级，庄仁都找了，但皆不给处理。从1980年起，他便开始给中央领导写信。3棵树的案子分量真是太轻了，开始时信访局未予理会。可是庄仁每月两封信，连续申诉了数年。最后信访局便把此案作为“老户”决定给予处理。信访局给其所在县发了函，要他们妥善处理并函告结果。函发到县里，接着便被转到乡里、村里，结果是没有解决。

庄仁当然不会偃旗息鼓。当他得知北京有人为他主持正义，也更加有了信心。1984年6月，庄仁从新疆的西北角赶来北京，为彻底解决3棵树的问题作最后一次冲刺。

庄仁一到北京，就觉得北京人真是太多了。到了接待室，接待室的人也不少。他先在登记窗口填了登记卡，然后便进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院子。接待他的是一位透着一股子持重劲儿的女同志，30岁上下。她耐心地听庄仁讲了一个小时。其实她早就知道庄仁的情况，因为此案一直由她经办。此案虽小，但同样不容易办。她也曾想过，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分大事小事，无论大机关还是小村委，都卷进一种无聊而又可怕的“踢球”的游戏中去了？听到最后，她极为庄重地问他：要是我这儿还是管不了，你下一步去哪？庄仁有些迟疑地答道：去联合国。

庄仁为3棵树被砍上访一案，从村级告起一直告到中央，历时达5年之久，最终得到中5的一再直接过问，获得圆满解决，他的损…虽说他本人为此付出了更高的代价，但他找到了真理。

在中办国办信访局，反映的问题属村、乡、厂、矿一级解决的案子为数不小。对这些案子，信访局有限的工作人员一面要为之付出劳动，至少也要过一遍手，另一方面，对多数案子则不得不按分级归口原则转到下级，而下级仍往基层照转。结果呢？

结果之一便是造成信访者长期重复信访，办案人员重复没有实际意义的阅信接谈。他们都在做功，却多是无用之功。久而久之，有些信访部门甚至失去了群众的信任。某些信访部门被戏称为“开封府”“周转站”，那里的工作人员自称是“一把剪刀干革命”。像信访局这样的上层机关，由于各种原因成了某种程度的“积案大仓库”和“最大周转站”，是很令人担忧的。因为它开门迎进的不是可以随意积压起来便可高枕无忧的东西，而是必须仔细处理的“易碎易爆”之物。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不出所料。信访的形式越来越奇特，密度更高，难度增大，问题日益突出。

先看看那些五花八门的信件吧。看得出为了引起重视，信访者绞尽了脑汁，耗尽了情感。

血书。不少人用鲜血涂写着一封封求救信。这些让人看了禁不住想振臂一呼、吐而后快的血书，往往能受到特别的重视。

凶讯书。他们在信中声称如果不解决其问题，便要在某时某地以某种方式自杀，以此引起关注。也有的声言如果上面再不予过问，他自己就要采取行动对迫害他、打击他的某个人进行报复。

“冤”字书。有的人又是写信，又是走访，折腾了若干年，仍然冤未伸，气未平，在极度绝望中怀着一点点希望在信纸上涂上几个大大的“冤”字。除了“冤”字，信中再无其他内容。

还有寄药、寄包裹的。经常能从信中拆出一些药来。比如“提神醒脑丸”一类，大概是他对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的一种无声的控诉吧！

就在大捆大捆的信件被送往信访局的同时，有一些写着准确的家庭住址的信件，甚至还用某些部委的机要信封装着，直接奇到了领导人家中。

再看看上访中的奇事。

现在，凭内部参观券，中南海前区已开始接待游客，但中区仍有几位中央领导的住所在那里。在不开放时，领导同志常常在前区散步。一天清晨，正当一位领导人散步至静谷中的假山奇石景点时，一位昨夜就在此潜伏等待的上访人突然从假山后出现。好在这位上访人一下子便跪倒在领导人脚下，才没引出更麻烦的事情。但是据说，因为出了这件事，信访局局长几夜没能睡好。

不少的上访者对领导人的家庭住址兴味很足，他们经常串连一起，分段跟踪中央领导人乘坐的汽车，寻根摸底。用这种办法，他们找到了一些领导人的家。据说，这也是有的领导人搬迁的原因之一。

当然，更多的信访者对太高的“青天”没有那么大的热情，他们知道受理其案子的最高机关就是信访局了，也就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此。他们执著地要打赢官司。不少从外地来京的上访者在跑熟了接待室的地形后，便开始安营扎寨，摆出持久战的姿态。他们在永定门接济站住下，然后在某条胡同的犄角旮旯里支起又黑又小的锅灶，便开始了上访中的生活。甚至在接待室附近一带出现了上访者新组合的家庭。

从山西来北京上访的一位妇女，从1978年开始为她丈夫在十年动乱中因武斗致残一事上访，要求定公伤。长期上访，无人受理，她的心灵受到扭曲。后来，各级政府对此事几次处理，她丈夫已经满意，她却仍然认为不彻底，继续上访。丈夫认定她不懂事理、近乎不通人情，两人已严重不和便和她离婚。法院判离后，她对法院的判决不服，为此又上访不止。现在此人与一上访者私下同居，她又为新“丈夫”的上访事开始奔波……

来自甘肃的一位上访者带着老婆孩子，已在北京上访近8个年头。来时他的女孩刚11岁，现在已是18岁的大姑娘了。这个姑娘没有上学机会，没有就业机会，她的学校就是一个上访社会。

长期的上访生涯，使一些上访者的心理与常人迥异。就在这些人中间，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的精神失常者。

这些上访者的触角还到处延伸。

在永定门一带的饭馆常常会碰到一些以乞讨为生的上访者。在车站等场所行骗者的行列中，上访者不乏其人。偷窃、抢劫、诈骗、卖淫等犯罪活动也滋生其间。有的年轻妇女竟被北京的犯罪团伙拉下水不能自拔。

甚至暴力威胁接谈人员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在信访局接待室发生过多起上访者把雷管、匕首、炸药包带进接谈室，声称要与接谈员同归于尽的骇人事件。

由于传统意识、旧体制、习惯作风等的影响，信访部门本身存在着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但是，在当今体制转换之时，人们很容易看清，以上弊端并非信访部门独有。看来，妨碍这扇门正常开放的，必定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

前两年，《人民日报》曾在头版登过一篇题为《架起中央和亿万人民之间的桥梁》的文章，对信访局向中央提供了大量信息，代中央为人民办了一些实事大加赞赏。从发生的实际事实看，中国的这扇门的确充当了这一桥梁。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一直接受理群众信访的权威机关的存在没有法律保障，在国家编制序列中没有它的“正式户口”，信访局没有直接的代表权。可见，这座桥本身并不那么坚固和畅通。信访机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艰难地运转，恐怕这是信访困惑的本源。

信访局接到的大批信件属于反映官民矛盾一类。它们渗透着人民的民主愿望，如果反映的问题涉及比较大的人物，信访局只是履行一次“知道了”的手续便搁置一边也是在所难免的。因为没有明确权限，既没有必须担负的责任也没有必要的手段，办实事就够难的了，行使监督更为不易。

黑龙江省一“衙内”到国营果树场偷运苹果时被看园人发现，打伤了看园人，反诬看园人将他打成重伤（看园人抓他时他不服抓受了点轻伤）。看园人因此受到当地公安部门通缉，被逼得四出逃命。逃命途中，他从两湖、江浙等地给中央写信呼救。不少知情的群众和他本人所在单位也为他鸣不平。后来在信访等部门干预下，对他的通缉撤了，但是非一直无人去辨，那个“衙内”未受到任何追究。

在庞大的党政机关，各种职能部门林立，信访局和他们的关系，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怪圈。一边是人马众多、手段齐备，一边是人手不足，缺乏手段；一边是实权在握，群众盼它关照，一边是没有什么实权，群众叫它不管部，它却什么案子都接。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出一条新闻：南京某军医院医师、国内知名的蚂蚁药用专家吴志成，多年来致力于蚂蚁药用研究取得重大成果，已为几万人进行过有效的临床治疗。就是此人，曾向中央写了多年申诉信，而他申诉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他发明的药用蚂蚁成果。信访局没有力量为他做这种技术鉴定，就委托职能部门负责鉴定，结论竟是非驴非马。有关职能部门倒是查出他的其他“问题”，坚持要定他一个江湖骗子。其实他的成果鉴定不会很难，可为什么会做出不了了之的结论？好在他受到一些有权势的患者的保护，多年来一面告状，一面临床实践，在写了重达十几斤申诉材料的同时，竟治疗了几万病人。我们不由想到，若有关部门当初就认真解决问题，我们何以在怪圈中纠缠不清呢？

信访部门和法制的关系是最根本问题。从历史看，党政机关信访多，是因为权力集中于党政机关，法不健全造成的。着眼长远，信访秩序的正常化，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的规范化，则赖于法制建设。信访干扰了法制？抑或弥补了法的不足？在很多本应由政法部门独立行使职权的案子里，这扇门迫不得已地打开，究竟意味着什么，值得人们深思。

中国的……门？

当这扇大门向我们敞开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远比这扇门本身更丰富更沉重也更意味深长的东西。

（图：龚威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