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之安

黑龙江安达县委组织部一共只有七个工作人员；其中部长倒占了四个，难坚他们要闲得发慌了。这且不去说它。不料有一次一份急须抄写的材料却成了个难题。因为恰巧那三个干事都不在家，而这四个部长呢，“因为都是部里的领导干部，谁也不愿做这个具体的抄写工作。”（见人民日报1956年12月10日第四版：“改变头重脚轻的现象”）

要说有些领导干部不愿做具体工作是由于害怕这有损他的身份，恐怕是不完全公道的。可以肯定他们多半不是那样的人。这里面确实有着似乎合法的、似乎纯正的、因此也就真正强固的理由在：他们害怕犯“事务主义”的毛病，害怕变成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者。

是的，领导干部要紧的是抓住中心、抓住大事，掌握原则、掌握政策。因此，像抄写之类的事，要是有干事在，我想我们谁也不会要求那几位部长去做。不过，要是一般地说到具体工作，那么，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领导干部都是不仅可以做，而且应当做，必须做的。因为大事由小事构成，政策离不开实际，原则的东西依存于具体的东西。如果以为领导工作是绝对排斥具体工作的，是纯粹的抽象的工作，我实在不知道那该是怎么个做法。

江西某县有一位税务局长，大概算得是最不“事务”的了，不仅他的全局的工作总结报告要靠别人写好稿子，就是上党课，也要别人写好稿子。你写些什么他不管；他管的，就是到台上去念。更叫人意想不到的，是那起草的人自己，往往就正是很需要听党课的非党的青年。人民日报上揭发了这件事，那标题就是：“究竟是领导干部呢，还是留声机呢？”

我的意思绝不是提倡领导干部应当无分巨细，事必躬亲；只要自己首先提出论点，请别人据以写出初稿来，或者叫下级作一些初步的调查研究，整理一个材料，都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更不要说他不应当放下大事情，埋头去抄写了。领导干部比一般干部更应当多用脑子，在这个意义上说，从工作的质这个方面说，领导工作可以说带有很大抽象工作的成份。但是正是为了抽象，为了抽象得正确和深刻，在他应当抓住的那个问题的范围以内，是有着大量的具体工作非做不可的。他不能以嘴巴代替脑子，也不能光动嘴，不动手。

我们都还记得，一年以前，毛主席曾直接领导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同志编辑了三大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全部九十四万多字。他写了按语的就有一百零四篇。是的，这是一件高度的领导工作和抽象工作。不过我们知道，像看稿子，编书和作按语之类，通常却是一般编辑人员份内的事。这样的事，恐怕有些出版社和报社的社长和总编辑，也不见得都肯动手的。可是如果毛主席不这样深入地究研这个问题，不这样熟悉这些材料，不亲身到农村去作调查访问，不自己动手做这些具体工作，他怎么能够把问题抽象、概括、提升到这样的高度，怎么能够制定这样英明的政策，又怎样领导这样一个伟大的运动呢？

安达县委那几位同志那样厌恶抄写这件事，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恩格斯。三大卷的“资本论”，马克思本人穷毕生之力，只完成了第一卷，就遗下一大堆手稿，去世了。恩格斯立刻放下他自己已经着手的著述，来整理和出版这些手稿，那时他已经六十三岁。是的，这第二、三两卷，其实是他们两人共同的作品。恩格斯的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同马克思所做的同样高度的抽象工作，同样高度的创造性劳动。但是除此之外，其中也还包含着大量的具体工作——不折不扣的纯粹的抄写。他为这部书辛勤劳动，差不多一直到死。有一次他在病中写信给别人说：疾病使他特别耽心，因为那时活着的人里面只有他能够辨认马克思的笔迹，他最怕的是他自己很可能来不及完成这件事。所以病好以后，这位伟大的导师而身体越来越衰弱的老人，就又通宵不停地抄写起来。——想到这种情景，我们就要掉泪。

不要把领导工作看得太神秘吧，正同不要把具体事务看得太凡俗一样。家庭主妇的工作无疑都是具体的琐碎事务，但是那里面也有量人为出之类的原则，也有国家计划供应之类的政策，也有比较重要的事和比较次要的事，她也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然而有人拒绝具体工作，有人厌恶细小事务，因此我要特别强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