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铁丁

我们喜欢官僚主义吗？

不，恐怕只有敌人和某些顽固的官僚主义者才喜欢官僚主义。我们反对官僚主义。

最近以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问题的谈论是多起来了。这，一来是由于外国的一些事件和言论的影响；二来也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官僚主义，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就响亮地提出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

官僚主义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赘瘤，是我们建设事业中的一种灾害，如果不注意把它克服，也就是我们胜利了的国家的一种危险。但是，根据我自己的一些粗浅的经验，我总觉得，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斗争。第一，官僚主义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并不都是那么容易分辨，它的界限也常常不容易划清，而且它常常与我们的成绩、我们工作中的正确方面、我们的暂时不能解决的困难纠结在一起；第二，正因为这样，要克服它就需要有切实有效的方法，如果方法不适当，不仅不能战胜官僚主义，反而损害了我们的事业自身。

我想，我直率地说出这样的看法，目的决不是为了吓退反对官僚主义的人们，叫他们在复杂的斗争面前却步。不，真正的战士是吓不退的。我说出这一些，无非为了更有力地、更准确地反对官僚主义，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推向前进。说明了这一点，我就要无所顾忌地说我的一些感想了。

我不只一次地看过、受过官僚主义的害处，因此，在我的情感上对于官僚主义简直是憎恶的。但是，坦白地说，在生活中，我憎恶的不仅仅是官僚主义。比方说吧，有极少数的人在听了某些国外的风声之后，就断言：“官僚主义已经弥漫在我们的生活中，简直叫人透不过气来”。这样的话尽管言者无几，听者寥寥，也使我难于有片刻的沉默。

看不到生活中的缺点，是可怕的，而看不到我们社会中的优点，就更可怕。高尔基的话还时常响在我的耳边：“敌人夸大它（指社会主义的现实——引者）的消极现象的力量，而缩小积极成绩的意义。然而等他们自已做了被告，他们立刻就承认我们现实之中的成绩是超过消极现象的。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消极现象……。”这是指的站在敌对立场的人说的。他们的“夜猫于”似的眼睛，敢于正视的只是阴暗的世界。他们害怕光明，所以看不见光明。

夸大我们的消极现象，缩小我们的成绩的：当然并不都是站在敌对立场的人。在我个人的接触中，的确也看见一种奇特的“类型”的人。他们总是怨恨着，反抗着，傲然地环视着一切。他们的神经末梢是紧张而锐敏的，几乎可以发现每一个细微的缺点，而对生活的蓬蓬勃勃的积极方面，却既没有感觉、也不愿意去关心。因此，在他们咬牙切齿地反对什么不合理的现象的时候，绝不是因为他们热爱着什么美好的东西，也不是他们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他们反对这个和那个，只因为他们有一种偏狭的成见，或者他们自以为是妨碍他们自己的原故。

回击具有这种观念的人，是极其容易的。因为，生活本身已为我们提供了最充分的论据。今天是一九五六年最后的日子，只要我们翻开这两天的报纸看一看就足够了。昨天的“人民日报”上登载的一则消息上说：在一九五六年“平均两天多就有一个大厂矿投入生产。今年工业建设的投资，等于我国一九四九年接收的旧中国七十多年建设的新式工业固定资产价值的一半。”对于这，还要什么注脚吗？不需要了。因为，人们一下就会想到，只这一条消息，就可以看出我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起了怎样的翻天复地的变化。

“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有人把这样的话当成“八股”，是的，如果老是抽象地念这句话，就未免太叫人感到絮叨了，但是，如果谁忘了这句话，那就是极大的混乱、愚蠢和危险。因为，生活本身确实是这样的。积极的方面是主要的。我们决不能把生活中的阴暗的方面，看成主导的和基本的东西。如果把这种阴暗的方面看成主导的和基本的东西，那势必要得出极端有害的结论，而这种结论本身，也正是生活中的阴暗方面的阴暗的东西了。

官僚主义在整个生活中不占主要的地位，这决不是说，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之内，官僚主义也不可能

占主要的地位。不，在某个地方、某一单位、某个机关内，官僚主义确也有占据统治地位的可能的，而且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实例。至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僚主义者，那也是有的。同时，即使官僚主义不是主导的和基本的地位，哪怕有一点，我们也不应当容忍。

还有另外一种论调也是我所憎恶的。那就是：把领导和官僚主义混为一谈，似乎领导人就是官僚，领导就是官僚主义。我听说，有人认为：要反对官僚主义，就要由群众直接决定一切问题，否则，如果把决定问题的权柄交给少数人，势必又要产生官僚主义。

我要迫不及待地说：这种绝顶的荒唐的议论，已经从根本上超出反对官僚主义的界限，而是反对领导了。一切有思考力的人都会懂得，不要领导，在客观上就是不要革命。

要驳斥这种论调也是不难的。问题是它在一部分人的情感中还可以找到销售的市场。我自己（尽管我的生活经验还是如此狭小），在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家身上，就常常嗅到和这相似的气味。有一种人，好像头上生着“反骨”，专门爱找各种机会跟他们的领导人作对，在他们的心目中，把“抗上”当作“美德”，如果什么时候跟领导人争吵几句，就当作英雄业迹似地到处宣扬，表示自已是如何与阿谀逢迎之流不同，因而就大有超群出众之概。

我们一点也不喜欢阿谀逢迎的骗子，和那种只会唯唯诺诺，盲目服从而不动脑筋的庸人，但是，我觉得，那种盲目反抗领导的人并不比这种骗子和庸人可爱多少。

我想这些看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列宁早就说过：“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别阶层的知识界，其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既然是“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当然也就不能接受领导。因此在国外反对官僚主义的声浪甚嚣麈上的时候，赶紧抢来一顶官僚主义的帽子加在领导的头上，这就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

我在这里决不想把我国的知识界与某些外国的知识界看成一样，我国的历史条件和我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教养是跟某些外国不尽相同的，在某些外国的知识分子中刮起一股歪风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我国的知识界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如果说，我们已经把知识分子的原有的劣根性完全丢掉，那恐怕还不是切合实际的。

我们指出这一点同时也是为了更强有力地反对官僚主义。我们反对官僚主义，目的正是加强领导和群众的联系，也可以说就是为了加强领导。领导，当然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如果脱离群众，这就是官僚主义。但是，我们说，领导不能脱离群众，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决不是意味着一切问题都由没有谁领导的群众直接决定，群众没有领导正好是一群乌合之众，一切问题都由乌合之众去直接决定，乃是最荒诞的空谈。所谓领导与群众结合，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说，就是领导集中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愿望，智慧和创造性，而不是什么问题就由群众直接决定。试问：军队打仗，战争的部署，攻击的方向和时机，能由士兵决定吗？就是那些应该而且可以由群众直接决定的问题，例如会议的决议吧，也总是要经过会议的主持人（也就是领导）集中群众意见才能做出。至于说，领导就要产生官僚主义，这也是没有根据的，正确的领导并不是官僚主义。当然，领导机关和领导人是可能有官僚主义的，正如人活着可能生病一样。但是，为了消除生病的可能，难道就先把人杀死吗？

问题是很清楚的了。反对官僚主义，决不是不要领导。而且，为了反对官僚主义，更必须加强领导！

还有一种论调，说：我们之所以有官僚主义，是因为我们的制度不好。好像社会主义制度，倒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基础。

老实说，对于这种说法，我自己简直是莫明其妙。有什么根据，有什么理由，我一点也看不出来。

说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不好，因而就产生官僚主义。那我倒要问一问：世界上还有一种另外的什么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或是封建主义制度）不产生官僚主义呢？任何人都会了解，无论资本主义制度也好，封建主义制度也好，其本身就是彻头彻尾地官僚主义的。不，说它们是官僚主义还不够，因为官僚主义的概念一般是脱离群众，而它们就不止是脱离群众了，它们乃是群众的最凶恶的敌人。实际上，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奠基于千千万万的群众，才是与官僚主义在根本上敌对的，才是战胜这种旧世界的余毒的官僚主义的保证。只有瞎子才看不见，正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我们的国土上，才第一次出现了这样清廉而有效率的、联系群众而又有远见的行政机构和成千上万的行政工作人员。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什么还有官僚主义？这是需要专门讨论的相当复杂的问题。我这里说不出很好的见解。但我认为，下述三个方面的理由是明白的。第一，官僚主义显然是旧世界的余毒，旧世界离我们还不远，它留下的许多斑痕还历历在目，而官僚主义就是其中的一种。第二，我们的社会上还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和作风，带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有时就表现为官僚主义；第三，虽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

是，我们有时还不会很好地运用这种制度来杜绝官僚主义，或者没有随着事业的发展及时调整这种制度，或者还没有找到一种正确的工作方法来保证这种制度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因此，我认为，要反对官僚主义，除了进行充分的思想教育工作以外，最有决定性环节是加强社会主义制度，既不能“纠正”这种制度，也不能取消这种制度。

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实际生活知道得太少，而虚无飘渺的幻想却实在太多。当他们自己遇到了小小的不如意或者碰了什么钉子之后，就要到他们的幻想中去求得解脱。哦，世外桃源，哦，童话般的世界，哦，纯净的天国，诚然，那里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当然也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但可惜的是那里是一片虚无，连人生也没有了。

还是回到我们的世界里来吧。要不受官僚主义的侵扰，就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因此，为了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要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把上面几个根本问题说过了，现在我们再说说怎样去辨别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者常常是表现为不了解情况，但是我们不能一发现某个领导人不了解某些情况，就肯定他是官僚主义，因为还要看到底不了解什么情况。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情况何等复杂，如果叫一个领导人把事无巨细的情况一一了如指掌，简直是不可能的。情况有大小，重要与不重要之分。对于那些琐碎的东西，即使了解得再深再透，而看不见有决定性的、重要的情况，必然会成为官僚主义者。反之，只要把那些有决定意义的、重要的情况了解透彻，即使别的了解得很少，也不一定就是官僚主义者，甚至也不一定是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

官僚主义者常常是表现为不解决下面的困难，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某些困难领导上没有解决，就肯定领导是官僚主义。这也是要加以分析的。我们建设中本来就有许多困难，有些是可以克服的，有些则需要时间。例如，有的学生睡着两层床，很不方便，因此就责备学校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其实，这正是我们教育事业发展中的困难，一般是不能很快解决的，（学校当然应当把困难情况告诉学生，学生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不告诉学生而又不能解决，被指为官僚主义就不足怪了）。而另外有的企业的领导人专门注意去解决生活中的困难，而不去注意最根本的方面，如企业中的生产方面；或者有的领导人包揽了下属在工作中的一切困难，弄得下面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岂不也算是官僚主义的一端！……

我们举出如上的情况。意思是：第一，官僚主义的最本质的表现是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的领导，总是无视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愿望，不关心群众的疾苦，压制批评和抗拒民主，应当解决而又能够解决的问题也不去解决。我们的观察是不能离开这个基础的。因此，既不能仅仅从一些表面现象做结论，也不能把一些不可克服的困难的存在，说成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第二，官僚主义也有程度之分，大小之别，不能抓到一点，就断定整个领导就是官僚主义的；而官僚主义者所忽略的总是在他所在岗位的具有决定的问题和重要的事务。因此，要辨别是否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严重程度，一定要首先从这个最重要的方面去观察，并且要联系整个情况，就要作尽可能细密的分析和研究。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只有这样，才能击中官僚主义的要害。

在说到分辨官僚主义时，我们决不能苛求一般的群众。要一般群众都对官僚主义的各种表现，做多么充分的分析和研究，是不容易的，如果这样来要求一般群众，也显然会妨碍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从被领导的角度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意见，并没有什么不好。譬如说，一位学生在学校公共宿舍里提住一个臭虫，因此就怀疑领导上不关心学生宿舍的清洁为生，有官僚主义的缺点；一个干部在机关里评级，自以为评得过低，因而就认为领导上对自己了解不够，而了解不够，就怀疑是否官僚主义。这一些怀疑虽然不一定正确，但我认为都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尽管这种怀疑只有片面的根据，提出的意见有片面性，只要有一种虚心的态度，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最后就完全能够得到全面正确的结论。

但有一种情况，我认为是不好的。那就是只凭一时的激动和愤怒，就作出某种断然的结论，而且很快就形成一股风，一股潮流，一种传染性的疾病，明明是片面的论据，却决不使之得到补充成为全面，而要将错就错，坚持到底，好像淹在深水中的人抓住一支浮萍一样，自以为是真正抓住什么巨大的真理似的，其实都是一种偏激的情绪在那里支撑。

我自己，曾经有过痛心的教训。在延安的时候，反革命分子王实味曾利用党中央宣布整三风的时机，企围发动一次反党的风潮。他在大会上痛骂了某些领导同志的所谓官僚主义。然后，他那肺结核患者的、苍白的、颤动着的手，高高举起，哭声地呼叫着：“我，为了真理，一切都可以牺牲！”当时，我心想：“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人哪，他身体那么坏，还“为了真理，一切都可以牺牲。”于是，我成了他的可怜的附和者。而我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正好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偏激。

是的，这种小资产阶极的偏激，确是很容易被反

革命分子利用，来打击我们正确的积极的方面，而对于我们的官僚主义呢，却有时连它的一根毛发都不会撼动。官僚主义者正好可以在这场混战中钻个空子逃脱。

因此，我总觉得，在我们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时，不应该去提倡和鼓动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偏激情绪，而应当引导人们具有清醒的头脑，提倡工人阶级的热情和冷静的结合，提倡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近年来，我们读到一些描写青年人与官僚主义者进行斗争的小说，作家看中了这样的主题，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当我们看到某些作品竭力提倡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偏激情绪的时候，我就捏了一把汗。我想：我们的作家是引导我们——青年人——去作有效的战斗呢？还是引导我们去作一种有危险性的游戏？最后是引导我们年青一代去做社会主义事业的称职的接班人？还是让我们学习一种不切实际的浮夸散漫的作风，以致把前一辈辛勤缔造的家业在我们手中荡尽丢光？我们把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出来，恐怕已经不算太早了。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去反对官僚主义呢？

当然，万应灵药是没有的。官僚主义的表现形态不同，严重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方法也不能是千篇一律。但是，我认为，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基本方法是要党的领导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群众的智慧和热情，是官僚主义的最大的敌人。没有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种，是不能克服官僚主义的。当然，我们说发动群众，从来都是要有组织、有目的。就是说，要有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和依靠党的领导，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这是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根本环节。无论是对敌人的斗争和我们人民内部斗争，我从来没看见过不发动群众就可以取得多少真正的胜利；同样，我从来也没看见过，离开党的领导就可以取得多少真正的胜利。我这里说依靠党的领导，发动群众，从每个个人的角度来看，就是说，要遵守党的组织的提示，去进行坚决勇敢的斗争。尽管，党所领导的群众性的工作和斗争，也会发生缺点，甚至也有错误，而且也可能暂时不能解决问题，但是，事实上却只有如此，才有胜利的可能性和基本的保证，才有了探求各种正确的方面的实际条件。

其次，我也觉得，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还是我们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我们不能用对付敌人的斗争方法，对待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领导机构和同志。我们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方法基本上还应当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经过批评还不改正，那我们还可以向上一级领导申诉。有些人，总是用要求撤职的方法对待所有官僚主义错误的人。当然，这对于那种官僚主义者、犯有严重错误而又不愿改悔的人是应当的。但是，犯官僚主义锗误的人并不都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有些人只是在局部工作上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另一些人虽犯了较严重的官僚主义的错误，但在经过批评之后，就深知改正而且有显著效果。这都应当给他们以恰如其分的处理。不分敌我，一律加以打倒的方法是万万使不得的，不分青红皂白，千篇一律的斗争方法也是有害的。

再其次，要反对官僚主义，还必须有勇气，有坚持性。有些官僚主义者是冥顽不灵的，他们决不会轻易收兵，而且官僚主义本身，就是排斥群众的，当然更排斥对于它的斗争。要跟它作斗争，就不能畏首畏尾，就不要怕受到它的反击。我们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偏激，也要反对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实际上，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也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官僚主义，从根本上说是脆弱的，如果说它还有一定的淫威，那也只是暂时的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只有失败一途。我们有充分的信心！

我的这个感想式的文章就要结束了。我还要再一次地申明：我在这里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并不是想给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设下各种清规戒律，来限制这种斗争。不是的，我认为，反对官僚主义问题是一个在我们生活中的巨大问题。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官僚主义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占主要的地位，并没有满天飞，并没有“成风”，而且在我们的一日千里的建设中，我们生活里的官僚主义，随着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群众的革命觉悟的提高，一定会愈来愈处于四面受敌的境遇之中；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见，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和成功，一部分人也会由于骄傲，自满而染上官僚主义的恶习；同时，我国的旧时代就是一个官僚主义盛行的时代，它的残余的影响还不会在短时间内根除，因此它也会影响到我们今天的一些不坚定的人们，官僚主义的灰尘在若干时间内是不会绝迹的。可以想见，今后我们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不但还会继续，而且还是很尖锐的；在目前，我更深感这种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还不够开展，广泛地开展这种斗争，乃是当务之紧。但是，我觉得，任何斗争都是有胜利和失败两种可能的，为了胜利，就不能不寻找规律、讲究方法，而且要有坚持性。有勇无谋，一味蛮干，失败的可能总是居多的。我这篇文章，只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进行了苦干浮泛的探索，作为“一家之言”加入大家的谈论的声浪之中，以就正于同道。我相信，只要作斗争（不是妥协）而且讲求方法（不是蛮干），我们就一定能战胜官僚主义！

1956年除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