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野

听说目前在我们的一部分人中间还有着这样的论调：胡风和胡风集团虽是反革命的，但他们过去曾经写过一些好作品，比如在解放后胡风写过几篇记述英雄人物的特写，路翎写过像“初雪”那样较好的短篇，鲁藜、绿原的诗篇有些也是歌颂新社会的。这些作品对青年读者多少总有点“益处”，也应该说是对革命有些“劳绩”，不能一概抹煞。“惋惜”、“敬爱”之情溢於言表。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罄竹难书。当我们正以无比愤怒的心情忙着和他们清算的时候，居然有一批人站在一边，冷眼旁观，叫着不要把他们的“劳绩”抹煞了。“好心肠”好到这样的程度，天真幼稚达到这样的程度，使我们真难于把他们与胡风集团分子在思想感情上划出一条清晰的界践。

既然提起“劳绩”，我们也不妨来算一算，到底在哪里？

胡风和他的集团分子写的作品集中起来的确可观，我们要问一问：其中咒骂、诬蔑革命的多，还是“歌颂”的多？路翎的作品有几篇是“较好”的？有几篇是有害的，不好的？哪一类更多？鲁藜、绿原的诗“好”的多还是“坏”的多？何况那些“歌颂的”、“较好的”、“正确的”作品，胡风自己己招认是“顺着”写的，就是说是虚伪的，虚伪的歌颂难道也算得上“劳绩”吗？

那些为胡风集团的作品争“劳绩”的人们，他们对胡风集团的大量诽谤、诬蔑、谩骂我们的作品毫无愤怒之情，而对他们几篇虚情假意的“歌颂”却奉为珍贵，念念不忘，佩服得很，这究竟是怎么一种想法呢？这已经不只是天真幼稚，而是在阶级本能上与胡风分子有着深厚的渊源。

在和胡风集团的这场斗争中，阵地是划得清清楚楚，丝毫不容含糊，不是站在这上面，就是站在那一面，中间地带是没有的。

自然，有的反革命分子在背叛革命以前甚至还是革命的，也做了些好事，有过一些劳绩。但由于思想立场不坚定，犯了错误坚持不改，逐渐陷落蜕化而终至于背叛变节，滚落到反革命的泥坑里去。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就是这一类。对于这类人，历史的结论也是公正无私的，一方面对他们的可耻的背叛、变节予以无情的抨击，同时对他们早期的劳绩并不抹煞，也写上一笔（自然也还要指出，即使在早期已有错误的萌芽）。

但胡风和他的集团的骨干分子混进革命队伍中来，其目的却在于以两面派为掩护，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他们怎么可以同背叛革命以前还真正为革命做了点工作的普列汉诺夫一类人相比较呢？

两面派的反革命分子为了“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来进行反革命的活动，他们是可以用“阴暗的聪明”来做些“好事”的。他们的做“好事”是为了做坏事。“好事”是手段，坏事是目的。对于两面派来说，做坏事是罪恶，做“好事”也是罪恶。而且，如果不做些“好事”，他们就不能暗藏在革命队伍内进行反革命活动了。这种“好事”怎么能算做他们的“劳绩”呢！如果说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假面具被揭穿以前，有人说胡风分子的某些作品还有些可取之处，那是由于被两面派手法所蒙蔽，上了当；今天还有人这样说，如果他本人不是胡风分子，那至少是糊涂到了荒谬的地步了。

为了给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找出历史的类比，我们想起了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所举过的马林诺夫斯基的例子。

马林诺夫斯基是一九一二年混进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奸细。他以两面派的阴谋手腕掩护自己，从事反革命活动。他一方面“使几十几百个极好极忠实的同志遭到破获，弄得他们坐苦工牢狱，弄得其中许多人早死。”另一方面他为了博得党的信任，“不得不帮助我们创办公开的日报……帮助我们经过公开刊物，训练出成千成万新的布尔什维克。

照“好心肠”的人们来看，马林诺夫斯基岂不比胡风集团有更大的“劳绩”吗？因为他不是也帮助训练出成千成万新的布尔什维克吗？然而在一九一八年他在彼得格勒破案，被最高法庭判处枪决。以后在任何一本历史书上都不可能找到他的“劳绩”，而当作反革命两面派阴险罪行的例子倒是常被引用的。

从为胡风集团的作品争“劳绩”的这种错误思想中，可以测量出胡风这批黑帮分子的罪恶有多大，他们的伪装的欺骗作用有多广多深，对青年的毒害有多可怕。为了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我们必须继续进行思想上的消毒工作。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人教育过来，使他们清醒起来，警惕起来，武装起来，同时更要把怒火抛向敌人的身上去，烧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