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规范构造
2025-08-14刁胜先熊发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年3期
DOI:10.3979/1673-8268.20250303005
中图分类号:D912.11;D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25)03-0041-15
比例原则起源于公权力领域,被誉为“公法皇冠”与“公法帝王原则”,一般以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目的正当性、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为内涵构造,依前置程序充分必要的逻辑结构逐层检验公权力行为的适度性,意在通过程序正义实现实质正义。该原则“正在以一种极强的韧性经历扩张性的转型,表现出超越国别与区域走向全球,突破公法领域进入私法范畴的演进趋势”[1],“因具有强调适度均衡的思想本质、分析目的与手段之间合理性的工具属性以及追求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而拥有了超越规范的生命力”[2]。基于此,比例原则可以适用于公私属性兼具的个人信息保护法①,以促进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平衡,但在法理、立法与司法等方面仍然存在争议或困惑,故有必要对其加强研究,以完善其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规范构造,更好缔造个人信息平衡关系。
一、比例原则适用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正当性与可行性
学界普遍认为,比例原则在18世纪的德国警察法中被正式确立并兴起,是对公权力限制私权利的限制,即“权利限制的限制”,也称为“过度禁止原则”。但是,近年来比例原则逐渐在私权利领域适用和扩张,而学界对此产生较大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比例原则是否具有普适性?部分学者认为,比例原则应保持自己在公法领域的独立性,主要规范公权力机关与私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民法等私法不应受其干涉,私主体之间因地位、力量不平等造成的权利侵害,是意思自治过度所致,而非缺少比例原则规制的结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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