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5）08-0030-14

一引言

清代中期学问大家孙星衍曾为一商贾作墓志铭，称：“君季高坐市肆，傲倪俗人。来售书者，问欲得何书，言不当，则令他人应接。”①这说的是乾隆、嘉庆年间活跃于京师、苏州两地，经营书肆五柳居的陶正祥（字庭学）。陶正祥虽然位列四民之末，却对言而不当的购书者“令他人应接”。可以想象，其态度可能颇为倨傲。五柳居的名气、陶正祥“傲倪俗人”的资本，均来自其所能掌握的一类特殊书籍——善本古籍。

善本古籍的核心特征，正在于与销售数量极为庞大的\"时书\"（举业书）之“时\"相对，前者指的是过去所生产的书籍，留存稀少，以宋堑元板为贵，也就无法“时\"行。张之洞《书目答问·輶轩语》中称，善本乃“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梨，不讹不缺”者。其有三义：“一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钞）。”②一般来说，只要兼及其中一二义，同时又流传较少者，均可视为善本③。善本即便被翻刻、摹写，也会因不具有原本的纸张、工艺而不复原本独一无二的韵味。士人和藏书家对善本屡有“坐失于一时，不能复购于异日”④之痛，正在于这种书籍不同于今日大规模复制的书籍，具有珍稀的特点。明清时期的善本贮藏以江南为最，江南地区在学术、文化上的垄断地位与该地区数不清的藏书世家保有稀缺善本古籍是分不开的③。这跟近代上海在文化上的引领机制有所不同，近代上海乃由于能够大批量制造出新式书刊副本而居于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