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史迁一辩
2025-07-30刘运峰
散文 2025年7期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饱蘸着血和泪写出来的千古名作,尤其其中的“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计,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每每读来,都令人荡气回肠,感慨不已。
这段话并不难解释,是司马迁以古人为榜样,激励自己忍辱含垢,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完成《史记》这部旷世之作。
据我所知,这篇文章流传至今,除了开头的“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这一处,有人认为“太史公”应为“太史令”——因为司马迁不会自称“太史公”,是后人出于对司马迁的敬仰而改“令”为“公”以外,对于文本自身,似乎还没有多少质疑。最近读杨牧之先生的《最喜今生为书忙》一书,其中有一篇《不忧·不惑·不惧——怀念周振甫先生》非常感人。周振甫先生的敬业、勤勉、低调、纯粹而又坚持原则,不迷信权威的精神风范令人心生敬佩。但是,文章中有一处提法却让人感到有些遗憾。作者在谈到向周先生请教学习古文时写道:
我写过一篇有关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文章,极力推崇文章之佳妙。周先生对我说,其实,司马迁写的这篇文章也有不尽圆满的地方。比如,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其实,吕不韦让门客写的《吕氏春秋》,不是迁蜀之后,而是他在秦国掌权十分得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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