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清洁技术的贸易战正在酝酿之中。担心中国的补贴会威胁自身绿色产业的美国和欧盟都警告说，将采取进口限制措施。而中国则针对拜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立法《通胀削减法案》中指向中国产品的歧视性条款，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投诉。

中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扩大了其绿色产业规模。目前，该国生产了全球近80%的太阳能光伏组件、60%的风力涡轮机以及60%的电动汽车和电池。仅在2023年，其太阳能发电装机新增容量就超过了美国的总装机容量。但是，太阳能光伏电池、电动汽车和电池，与钢铁和燃气汽车等老工业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绿色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至关重要，也使其成为了一个全球公共产品。在不影响经济增长和减贫工作的情况下实现地球去碳化的唯一途径，就是尽快转向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技术。

像中国那样补贴绿色产业的理由无可挑剔。除了通常所说的新技术催生专门技能和其他正面外部效应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无法估量成本以及加快绿色转型所带来的巨大预期收益。此外，由于知识会产生跨越国界的溢出效应，中国的补贴不仅能惠及各地的消费者，也将惠及全球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

另一个有力的论据来自次优推理。如果世界是由一个社会规划者组织起来的，那么就会施行一个全球性的碳税；但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存在的。虽然各种地区、国家和次国家层面都制定了碳定价方案，但全球排放量中只有极小一部分的价格接近于碳的真实社会成本。

在这类情况下，绿色产业政策具有双重效益—既能刺激必要的技术学习，又能替代碳定价。那些抛出“产能过剩”“补贴战”“中国贸易冲击2.0”等恐慌性词汇的西方评论家们，其实是把事情弄反了。可再生能源和绿色产品的过度供应，正是气候医生下的药方。

中国的绿色产业政策取得了迄今为止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最重要胜利。十年间，太阳能价格下降了80%，海上风能价格下降了73%，陆上风能价格下降了57%，蓄电池价格下降了80%。这些成果让气候界逐渐乐观起来，觉得我们或许能够将全球变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事实证明，政府激励、私人投资和学习曲线的确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组合。

而随着《通胀削减法案》出台，美国也拥有了自己版本的绿色产业政策。该法提供了数千亿美元补贴，以促进向可再生能源和绿色产业的转型。虽然有些税收优惠政策确实有利于国内生产商而非进口商（或只有在嚴格的采购要求下才能获得），但我们必须结合确保立法通过所需的政治妥协来看待这些瑕疵。

当然，除了气候问题之外各国还存在其他利益诉求。它们可能对其他国家的绿色工业政策给本国就业和创新能力带来的后果怀有合理的担忧。如果它们认为这些成本超过了气候和消费者利益，那当然可以对进口商品征收反补贴关税，这也是贸易规则所允许的。

事实上，在1990年代之前，各国与出口商谈判达成非正式安排，以缓和进口激增并在一定程度上安抚出口商的做法，并不罕见—比如1970年代的服装《多种纤维协定》以及1980年代的汽车和钢铁自愿出口限制。虽然经济学家谴责这些计划是保护主义，但这些安排对世界经济几乎没有造成损害。它们基本上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

各国政府不应把绿色产业政策斥为违反准则或对国际规则的危险践踏。道德、环境和经济方面的论据，都有利于那些为其绿色产业提供补贴的国家，而不是那些想对他人的生产征税的国家。

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国际经济学会主席，著有《贸易直言：对健全世界经济的思考》。本文已获Project Syndicate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