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瑶

谣言分为几类，其中生命力最旺盛的一类就像病毒，往往靠寄生依附于故事而存活。

一套固定的叙事体系、一种熟悉的行为范式，都可能与多数人的普遍生活经验产生联系。当一个模糊的传闻缺乏细节，却又由于各种原因，听众并不能且知道自己永不能获知具体细节，想象便填充了从信息接收到挖掘真相之间的空隙。在这当中，那些越是与普通人日常生活最贴近的情景，越是容易成为谣言的温床，比如婚姻恋爱、日常公共设施与政策。

谣言发挥效用，有时倚赖的是事物的重要程度，而非真相的重要程度。疫情期间，戴口罩到底会不会得肺结节、吃药究竟是否有顺序，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因为与此时此刻的生活联系密切，紧绷的状态下，构建完整认知的顺序链可能被动摇。

谣言往往同时钻“认知”与“认识”的空子。认知是可以被长期塑造的，包括必要的、经专业标准验证过的常识。比如推送里的致癌物其实并不致癌、熏醋并不能杀死病毒。

但认知也极可能建立在经验与印象之上。美国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在《谣言心理学》里说：“认知的变化过程（包括對谣言的人为加工）和情感的激化过程（包括对谣言的兴趣因素）都是混杂在一起的”，而后者的变化往往难以为理性察觉。

认识，则是针对具体的事件与细节产生的信息量把握。认识需要可靠的信息来源，扎实的逻辑推理。谣言发生的时候，有一句常常被用来当挡箭牌的障眼法，叫“并非空穴来风”，一语带过从核认事实到判断之间的模糊地带。

谣言与“阴谋论”不同，从接受者的心理体量来说，后者更沉重，因而叫人下意识更为严谨。而前者，由于它往往与我们的生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隐秘联系。因此，谣言常常依附于那些与世俗生活有关的琐事，比如家庭情感、生活小窍门等等。

不过，家庭群里转发的那种常识类谣言，是可以通过既成信息的补全和传播来逐个击破的认知。但永远存在一种谣言，是无法通过既有科学信息攻破的，而是需要靠信息权威者提供武器，替人们拓开真知的前路。

1750年5月，法国巴黎出现了大面积儿童失踪案。民间出现传言，称儿童失踪案实乃政府所为，因为国王路易十五需要沐浴儿童的鲜血来治疗麻风病。甚至有流言说，因北美殖民地密西西比缺少劳力，需要抓捕孩子到那里去劳动。连高等法院的秘密报告中也采信了此种说法。

这样看来，除了道德审判中的弱势者，权力上的强势方，也容易成为谣言的主角。

百余年后，远在东亚大地上的晚清，也出现了由儿童失踪案引发的谣言。

鸦片战争后，国门打开，基督教广泛传入中国，许多教会如雨后春笋在各地出现，不可避免地与本土文化产生了冲突。当时，一些民间群体就与地方天主教会产生了严重的矛盾，甚至演化为暴力事件，历史有记载的如古田教案、巨野教案等等。其中，发生于1870年的“天津教案”，就是多起儿童绑架事件衍生的传言引发的：民间认为，是教会绑架了儿童，甚至出现教会以儿童作为药材制作药品的惊悚版本。

是偏见印证了谣言，还是谣言的堆砌催化了偏见，这是一个流动的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谣言都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社会情景，它们也一次次证明，作为一种模糊信念的谣言，多数时候都是社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