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一珊 李泰阶 詹丹 黄丽秀 蒋诚传

[摘要] 目的 探讨γ-谷氨酰转移酶（γ-glutamyltransferase，GGT）、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和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联合检测在肝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选取2012年1月至2020年12月广西医科大学附属武鸣医院收治的100例肝癌患者纳入肝癌组，100例肝硬化患者纳入肝硬化组，100例肝炎患者纳入肝炎组，另选取本院同期健康体检者100人纳入健康体检组。比较四组受试者的GGT、ALP、NLR水平，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评价各指标对肝癌的诊断效能。      结果 肝癌组患者的NLR、GGT和ALP水平均显著高于肝硬化组、肝炎组和健康体检组（P<0.05）；肝硬化组患者的NLR显著高于健康体检组和肝炎組（P<0.05）；肝硬化组和肝炎组患者的GGT和ALP均显著高于健康体检组（P<0.05）。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NLR与GGT、ALP均呈正相关，GGT与ALP呈正相关（P<0.05）。NLR、GGT和ALP单独检测诊断肝癌时，NLR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最大，为0.943（95%CI：0.901～0.971，P<0.001），ALP的AUC最小。三者联合检测的AUC为0.987（95%CI：0.959～0.998），敏感度为99.0%。结论 NLR、GGT、ALP联合检测可显著提高肝癌的检出率，联合检测有更好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肝癌；γ-谷氨酰转移酶；碱性磷酸酶；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诊断价值

[中图分类号] R446.1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673-9701.2024.13.008

Application value of combined detection of GGT， ALP and peripheral blood NLR in the diagnosis of liver cancer

NING Yishan， LI Taijie， ZHAN Dan， HUANG Lixiu， JIANG Chengchuan

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Wumi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199， Guang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γ-glutamyltransferase （GGT）， alkaline phosphatase （ALP） and peripheral blood 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 （NLR） in liver cancer. Methods 100 patients with liver cancer admitted to Wumi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2 to December 2020 were retrospectively selected to be included in liver cancer group， 100 patients with cirrhosis to be included in cirrhosis group， 100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to be included in hepatitis group， and 100 healthy physical examination subjects from our hospital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included in physical examination group. The GGT， ALP and NLR levels of the four groups were compare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efficacy of each index for liver cancer. Results The levels of NLR， GGT and ALP in liver cancer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irrhosis group， hepatitis group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 group （P<0.05）. The NLR in cirrhosi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hysical examination group and hepatitis group （P<0.05）. GGT and ALP in cirrhosis group and hepatiti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physical examination group （P<0.05）.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NLR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GGT and ALP， and GG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LP （P<0.05）. When NLR， GGT and ALP were detected separately，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NLR was the largest （0.943， 95%CI： 0.901-0.971， P<0.001）， and AUC of ALP was the smallest. The AUC of three combined detections was 0.987 （95%CI： 0.959-0.998）， and the sensitivity was 99.0%. Conclusion The combined detection of NLR， GGT and ALP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detection rate of liver cancer， and the combined detection has better application value.

[Key words] Liver cancer; γ-Glutamyltransferase; Alkaline phosphatase; 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 Diagnostic value

原发性肝癌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死率等特征，严重威胁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1]。肝癌起病隐匿，进展快，治疗困难且易复发，多数患者确诊时已是肝癌晚期[2]。目前晚期肝癌尚无治愈方法，因此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可明显提高肝癌患者的生存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检查手段可为肝癌的早期诊断提供依据。肝癌筛查常用方法有CT、磁共振成像、B超、病理活检、肿瘤标志物等[3-4]。影像学检查的成本较高，病理活检为有创检查，而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查操作简便，对患者创伤性小，可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本研究探讨γ-谷氨酰转移酶（γ-glutamyltransferase，GGT）、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和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单独检测与联合检测在肝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以期为患者筛查选择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回顾性选取2012年1月至2020年12月广西医科大学附属武鸣医院收治的100例肝癌患者纳入肝癌组。纳入标准：符合《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5]的诊断标准；病历资料完整；入院前及入院后未进行肝癌切除术、放化疗或药物治疗。排除标准：合并其他血液相关疾病；合并肝癌以外的其他肿瘤：肝移植史患者；非首次发病患者。选取同期100例肝硬化患者纳入肝硬化组，100例肝炎患者纳入肝炎组，符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22年版）》[6]的相关诊断标准，排除合并其他血液相关疾病、胆囊结石、胆囊炎等肝胆疾病、其他肿瘤疾病患者。另选取本院同期健康体检者100名纳入健康体检组，其各项指标均无异常。本研究经广西医科大学附属武鸣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审批号：伦审WM-2023（205）]。

1.2  检测项目及方法

受试者均在早晨空腹抽取5ml静脉血，采用迈瑞全血细胞技术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检测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计数，并计算NLR；采用罗氏公司cobas702及其配套试剂检测GGT和ALP水平。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3.0軟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率）[n（%）]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运用P-P图对各组数据进行正态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M（Q1，Q3）]表示，比较采用非参数Kruskal-Wallis H检验。运用Spearman分析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Medcalc软件，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评价各指标对肝癌的诊断效能，建立多指标联合检测的Logistic回归模型，采用ROC曲线评价模型的诊断效能。

2  结果

2.1  四组受试者的基本资料比较

四组受试者的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55）；四组受试者的年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肝癌组和肝硬化组患者的年龄均显著大于健康体检组和肝炎组（P<0.05），肝炎组患者的年龄小于健康体检组（P<0.05），见表1。

2.2  四组受试者的NLR、GGT、ALP水平比较

肝癌组患者的NLR、GGT和ALP水平均显著高于肝硬化组、肝炎组和健康体检组（P<0.05）；肝硬化组患者的NLR显著高于健康体检组和肝炎组（P<0.05）；肝硬化组和肝炎组患者的GGT和ALP均显著高于健康体检组（P<0.05），见表2。

2.3  NLR、GGT和ALP在肝癌患者中的相关性分析

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NLR与GGT、ALP均呈正相关，GGT与ALP呈正相关（P<0.05），见表3。

2.4  NLR、GGT和ALP单独检测或联合检测诊断肝癌的价值

NLR、GGT和ALP单独检测诊断肝癌时，NLR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最大，为0.943（95%CI：0.901～0.971，P<0.001），ALP的AUC最小；三者联合检测的AUC为0.987（95%CI：0.959～0.998），敏感度为99.0%，见表4。

3  讨论

黄曲霉毒素、肥胖、肝脏寄生虫感染、乙型肝炎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等均是诱发肝癌的重要因素[7]。目前，肝癌尚无有效的根治手段，因此早发现、早治疗对改善肝癌患者的预后和减轻经济负担具有重要意义。在早期肝癌筛查中，全液检测项目受到人们的重视。

本研究结果表明，肝癌患者的NLR、GGT和ALP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体检者，最佳诊断阈值分别为2.43、60.00U/L、82.00U/L。NLR是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的比值，NLR升高提示中性粒细胞数目增多且淋巴细胞数目减少。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主要由中性粒细胞分泌，可促进相关血管生成，当中性粒细胞增多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相应增加使血管快速生成，为肿瘤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好的微环境，继而增加肿瘤生长和转移的可能[8]。淋巴细胞是免疫反应的核心，是淋巴系统免疫功能的主要执行者，是对抗外界感染和监控体内细胞变异的“一线战士”。淋巴细胞还是肿瘤细胞的效应细胞，机体靠淋巴细胞抵抗肿瘤细胞，如果机体的淋巴细胞数量减少或功能下降，则肿瘤可在短时间内迅速进展。ALP广泛存在于人体各种组织器官中，其中肝脏最为丰富。梗阻性黄疸、急慢性黄疸性肝炎、肝癌等肝胆疾病患者血清ALP均不同程度升高。血清GGT主要来源于肝胆，红细胞中基本没有GGT。确诊肝癌患者的GGT活性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恶性肿瘤肝转移和肝癌手术后复发病例中，阳性率可高达90%。GGT升高幅度与肝癌组织的大小及范围有关，肿瘤切除后，GGT可降至正常，复发时可再次升高，因此动态观察GGT可监测疗效和判断预后。但需要注意的是，药物性肝病、酒精性肝病患者和肝内外阻塞性黄疸患者的GGT也会升高。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单个指标检测中，NLR的诊断价值最高，ALP最差，特异性和敏感度也最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ALP易受到肝外因素影响，因而该指标无法特异性反映肝脏病变[9]。三者联合检测可提高诊断价值，AUC为0.987，敏感度为99.0%。

綜上所述，NLR、GGT和ALP在肝癌患者中表达水平升高，三者联合检测诊断肝癌价值较高。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周家琛， 郑荣寿， 王少明， 等. 2020年中国和世界部分国家主要消化道肿瘤负担比较[J]. 肿瘤综合治疗电子杂志， 2021， 7（2）： 26–32.

[2] 郭婧， 李强. 肝细胞癌的病因及化学预防[J].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05， 13（16）： 2021–2025.

[3] 王可环， 林樟萍， 李霞. 血清PIVKA-Ⅱ、AFP、GGT、GGT/ALT检测对早期原发性肝癌的诊断价值[J].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 2022， 21（14）： 1555–1558.

[4] 赫捷， 陈万青， 沈洪兵， 等. 中国人群肝癌筛查指南（2022， 北京）[J]. 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22， 21（8）： 971–996.

[5] 吴随一， 唐政， 史颖弘， 等.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在线教育项目[J]. 上海医学， 2020， 43（8）： 513–516.

[6]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 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2022年版）[J]. 中华肝脏病杂志， 2022， 30（12）： 1309–1331.

[7] 周泽文， 刘颖春， 向邦德， 等. 原发性肝癌的全球展望： 流行情况、危险因素和人群归因分值[J]. 中国癌症防治杂志， 2021， 13（1）： 14–21.

[8] 张明华， 于亚平， 夏晓华. 术前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在评估肝细胞肝癌根治性切除术后预后中的临床价值[J]. 肝脏， 2017， 22（11）： 1027–1029.

[9] 刘佳. 多项生化指标联合检测在不同肝脏疾病诊断与治疗中的意义[J]. 饮食保健， 2018， 5（4）： 237–238.

（收稿日期：2023–07–02）

（修回日期：2024–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