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2024-06-03庄洪艳

中国商论 2024年8期

摘要：数字经济作为信息科技时代的产物，是一种能够实现资源的快速有效分配和再利用、推动经济高效增长的经济模式。为更深入理解数字经济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本文以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历史为基础，运用罗默的知识溢出理论构建一个面板数据模型来具体分析。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发现数字经济在推动我国各区域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本文进一步对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中部和西部的数字经济效应几乎相同，且两个地区的数字经济增长效应均高于东部地区。最后，本文提出了一些针对性建议，以促进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本文研究结论可为探索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作用给予全新视角，助力我国区域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区域经济增长；信息时代；互联网创业；人工智能；大数据

本文索引：庄洪艳.<变量 2>[J].中国商论，2024（08）：-052.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4）04（b）--04

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作为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的重要产物，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其在资源配置效率、创新驱动发展和区域经济融合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不仅重塑了全球产业结构，也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和竞争力的关键指标[1]。在新常态经济背景下，我国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不仅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和升级的关键力量，还是刺激创新、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通过数字经济，各地区可更有效地整合资源，促进信息流通，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同时，数字经济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异，促进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为实现全面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因此，本文聚焦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进一步深入了解数字经济理论，助力我国数字经济的稳步增长。

1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历程

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出现的一种新兴经济模式，代表着经济发展的新时期。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针对数字转型战略积极制定相关政策与措施，努力在数字经济新时代背景下成为“领头羊”。总的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可分为初生阶段（20世纪90年代）、探索阶段（2001—2015年）、全面发展阶段（2016年至今）三个阶段[2]。在初生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处于起步和孕育期，主要特征是信息技术的初步引入和应用，如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政府在此阶段主要采取建设基础电信网络、推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在政府机构和大型企业中的应用等措施。虽然数字经济的规模相对较小，但也为后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1世纪，我国数字经济进入了快速探索阶段，此时期的特点是电子商务的兴起、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会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政府在这一阶段采取了多项政策措施，包括推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鼓励互联网创业和创新，以及实施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战略等，有效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增长和信息技术的普及[3]。而从2016年开始，中国的数字经济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为标志。政府出台了《“互联网+”行动计划》《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等重要政策，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同时，政策还注重数字经济在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推动区域均衡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等方面的作用。以上措施极大促进了数字经济的范围扩展和深度发展，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数字经济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2.1 模型构建

罗默知识溢出模型（Romer Knowledge Spillover Model）是由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提出的，是现代增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模型核心在于认为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与传统的索洛增长模型（Solow Growth Model）不同，罗默模型强调非物质资产（如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4]。罗默模型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将知识视为一种半公共品，既有排他性也有非竞争性。这一特性意味着个体或企业在进行研发和创新时产生的新知识，不仅能够为其自身带来收益，也能够通过知识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间接惠及其他个体和企业。此种溢出效应导致市场上的知识外部性（Knowledge Externalities），即个体或企业的知识创新活动可以无需直接支付成本而被其他市场参与者所利用。數字经济中的知识和信息共享特性，也体现了罗默模型中关于知识溢出的观点。因此，本文基于罗默知识溢出理论，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此模型将特别关注数字经济独有的属性以及其如何与区域经济增长互动，并通过这种方式对其影响机制进行详尽探讨。模型的具体构成如下：

lnYit=αlnLit+βlnKit+γlnDEit+εit（1）

其中，lnYit代表第i个地区在第t年的经济总量的自然对数。lnLit代表第i个地区在第t年劳动力数量的自然对数。lnKit代表第i个地区在第t年资本存量的自然对数。lnDEit代表第i个地区在第t年数字经济指数的自然对数。α，β，γ是待估计的参数，分别代表劳动力、资本储备，以及数字经济对总体经济效应的弹性系数。εit是误差项，代表其他未观测因素对经济总量的影响[5]。

在此模型中，通过对比不同地区和时间点的数据，分析劳动力、资本存量以及数字经济对经济总量的影响，特别是参数γ，其代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通过估计这个模型，可量化地了解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分析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进而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和利用数字经济的潜力，推动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时间段为2012—2022年，聚焦于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相关数据，以分析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经济总量：本研究中，地区人均GDP数据被用来衡量经济总量，以上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s：//www.stats.gov.cn/）及各省市区统计年鉴。同时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以2014年为基期，计算各地区人均GDP的实际值[6]。

（2）劳动力：在此研究中，所使用的劳动力指标是城镇单位的就业人口，以万人为单位计量。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网站，用以展示各个地区的劳动力供应状况。

（3）资本存量：为了衡量各地区的资本存量，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

Kit=投资总额÷（g+δ）（2）

式（2）中，g代表经济增长率， δ表示经济折旧率，在本研究中定为9.6%。有关投资总额的数据，也是从国家统计局和各个省、市、区的统计年鉴中获取[7]。

（4）数字经济指数：数字经济指数的构建将考虑互联网普及率、数字技术应用程度、数字产业贡献率等多维度指标。此类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信息中心（http：//www.sic.gov.cn）、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网站（https：//www.miit.gov.cn/）以及相关行业报告[8]。

最后利用 Stata 17对以上变量进行统计性描述，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2.3 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中部、东部、西部四个角度，采用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应用Stata 17软件对其进行运算，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数据，可观察到模型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进一步确认了数字经济指数与区域经济增长（GDP）之间的正相关性。在全国范围内，数字经济指数的系数为0.2451，这一数值凸显了数字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具体而言，数字经济每增1%投入大约能使GDP增加0.25%。目前，随着5G、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及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数据显示劳动力的1%增长能够导致大约0.23%的GDP增长，这反映了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角色。

中部地区，包括河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福建省、山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和四川省等多个省份，在数字经济发展中也展现出突出成效。根据表2中数字经济指数，此类地区的数字经济增长1%时，预计GDP增长约0.35%；当劳动力投入增加1%时，区域经济预期增长约0.23%；资本投入增加1%时，GDP的增长约为0.18%。以福建省和四川省为代表的中部地区，在应用型数字经济发展方面表现尤为突出[9]。福建省专注于物联网、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等前沿产业，助力关键技术创新和应用；四川省则在数字医疗和远程教育领域取得显著进展，成功实现了5G网络的广泛应用和推广。成都市的新经济产业园区自2020年起建设，已经成为四川省数字经济的新高地[10]。此外，广西壮族自治区以云计算和大数据为驱动，打造了集科研、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新型产业生态。重庆市则通过推动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建设，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总体而言，中部地区的这些省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及培育数字经济新动能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山东省等地，其数字经济发展表现非常优异，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资源发展和创新能力方面，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先锋[11]。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等地。根据回归分析结果，该地区的数字经济指数系数为0.3486，这意味着数字经济每增加1%，GDP可望提高约0.35%。此外，劳动力系数为0.3865，表明每增加1%的劳动力投入，GDP预计将增长约0.39%。而资本投入的系数为0.1375，显示每增加1%的资本，GDP大约增长0.14%。这些数据表明西部地区对于发展数字经济和引进高技能数字经济人才有着迫切需求。

总体来说，通过对东部、中部以及西部地区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可观察到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在数字经济指数上的系数几乎相同，并且这两个地区的系数都超过了东部地区。此现象突显了数字经济在打破地理限制、为中西部地区提供更多发展机会方面的潜力。例如。青海省凭借优越的生态条件、广阔的面积和凉爽的气候，成为大数据基地建设的理想地点[12]。云南作为旅游大省，即可通过大数據的联动预警，推动云南旅游业的转型升级，使其成为我国旅游大数据应用的示范城市，不仅为其他城市在旅游领域应用大数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还为经济的迅速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2.4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针对以上结果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将解释变量逐一剔除，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参数系数及符号并没有显著改变，说明本文所提出的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增长模型较为稳健，研究结论可取。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采用罗默知识溢出理论作为基础，建立了一个面板数据模型，以此对中国不同地区的数字经济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具体实证探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在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影响力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两个区域的数字经济指数系数基本一致，并且高于东部地区。此发现不仅进一步验证数字经济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还揭示了数字经济在平衡区域发展差异中的潜在作用。

3.2 讨论

基于本次研究结果，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各区域经济的发展，并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潜力，本文从全国、中部、东部、西部四个角度，提出政策性建议。

（1）东部地区：虽然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指数系数低于中西部，但东部地区在技术创新、资本积累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建议东部地区加强与中西部地区的协作，通过技术转移和知识共享，促进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同时，东部地区应继续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维持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领先地位。

（2）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应继续利用其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发展势头，加大对数字技术的投入，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制造等关键行业。此外，中部地区可通过政策引导，鼓励私营部门和外资在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的投资和发展，同时强化与东部地区在技术和资本方面的联系。

（3）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由于地理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鉴于数字经济的促进效应，建议西部地区政府应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在偏远和乡村地区。同时，加强本地人才培养和吸引外部人才，特别是在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此外，西部地区还应探索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如农业、旅游）的融合，以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4）全国层面：在全国范围内，政府应继续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制定有利政策，提供资金支持，改善法规环境，促进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同时，加强区域间的协调和合作，确保数字经济的利益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更加均衡分配。

总而言之，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对于缩小区域发展差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期通过以上策略的有效实施，进一步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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