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1]。相较于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是经济发展常态，要适应经济非均衡发展，但不能简单地适应、被动地服从，而应该动态地调节非均衡。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也就是消除贫穷和两极分化基础上的普遍富裕。中国人多地广，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2]，而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3]。共同富裕以发展为前提，在迈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需要化非均衡的发展为富裕的共同基础(1)之所以采取非均衡的发展方式而不是均衡的发展方式，是因为前者可能效率更高，带来整体的财富更多，但也会引致一次收入分配不均衡，从而不利于共同富裕。但如果采取二次分配、三次分配，让非均衡发展产生的财富变成所有人共享水平更高的财富，非均衡发展就不会不利于共同富裕，反而有利于共同富裕，这就是“化非均衡的发展为富裕的共同基础”的意涵。。譬如，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就不能简单地要求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基础，走合理分工、协作进步、优化发展的路子；要形成几个能够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群。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4]。

文化差异[5]、资源禀赋分布非均匀[6]、规模经济[7]、产业聚集[8]、路径依赖[9]、专利保护[10]、技术隐含[11]、社会制度条件不同[12]等都会导致经济非均衡发展。产业和经济组织在国家、地区、群体间的非均衡分布，直接导致个体的收入差距。随着商贸和人员大流通，产业跨区域发展、企业跨地区经营、人员跨区域流动渐成常态，这类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也在下降。譬如，生活在欠发达地区和乡村地区的居民通过劳动力转移，前往城市或发达地区创业、就业，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会，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异。已有研究大多将导致收入差异非均衡发展的原因归因为环境等外围因素，缺乏内部归因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关注发展内核，基于系统论视角，把握发展属性和发展规律，探讨如何通过协调、全面、科学、有效的发展来推进共同富裕。

一、文献综述

(一)非均衡发展

在现代经济学思想体系中，非均衡与均衡是相对而言的。均衡是经济发展的目标或信念，而不一定是结果；非均衡是重要的发展动力，是发展的典型特色。从非均衡到均衡是经济活动的永远追求。均衡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均衡是指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相等。在非均衡学派看来，即使市场上供需不相等，经济发展也可以处于广义的均衡状态。狭义的均衡理论体系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其一，它完全排除了经济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基本上是一个无时间变量的体系；其二，它是一个未考虑货币因素的物物交换体系。因此，狭义的均衡理论只存在于经济学家的理念之中，与现实的市场活动并不吻合。非均衡可以理解为一种动态均衡，是指在经济变量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情况下经济系统所处的均衡状态。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经济系统的均衡态势必然要发生变化。非均衡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指导意义，它强调要将经济发展的过程性、复杂性、不确定性考虑在内，更加贴近经济发展的现实。按照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无时间变量，主要包括冈纳·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阿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转移理论等；另一类有时间变量，以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为代表[13]。

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的核心研究问题，也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难题。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能否实现区际的相对均衡和协调发展是国外学者对区域发展和均衡问题研究的焦点。与两种均衡理论相对应，学界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区域发展均衡理论，即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和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是指，国家进行全面投资，实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政策，促进生产要素区域间自由流动，产业在空间上均衡布局，实现各产业、各区域均衡发展。但在实践中，由于区位、资源禀赋等因素的不同，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不可能实现。而非均衡发展是区域发展的基本规律。从世界范围看，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优势明显，在对区域经济做宏观比较研究后可知非均衡发展理论更为适用[14]。非均衡发展理论的相关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立论基础，非均衡发展既然是发展的常态，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研究共同富裕就绕不开非均衡发展。

(二)非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

已有部分文献关注了非均衡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国家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具有区位优势和物质技术基础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进行政策倾斜，促使这些地方先发展起来，先富起来，而后再带动全国发展[15]。历史证明了邓小平同志以非均衡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思想的正确性。可以说，如果没有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就不可能这样快，东部地区也不可能在短期内繁荣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可能没有达到当前的水平。田忠宝[16]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并不一定体现为每一时期、每一阶段各地区的同步发展和各社会成员收入水平的同步提高。相反，我国基本国情的特殊性和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决定了，不同地区非均衡发展与不同社会成员差异性富裕紧密相连。非均衡发展与共同富裕这两个看似严重对立的事物，在我国改革开放中要实现和谐统一。义术[17]认为，共同富裕构想中“部分先富”的实质就是一种非均衡发展思路，它强调有条件、有能力的一部分地方、一部分人先行富裕起来；强调富裕有先富和后富之分，同步富裕和平均发展都不可能。文大稷[18]认为，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实现共同富裕不可能是大家在同一条线上齐步走，平均地提高富裕程度。唯物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总是波浪式前进，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整体质变。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均衡是相对的，不均衡是绝对的，实现共同富裕也不例外。如果违背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让一部分人先富，追求完全一致的同步富裕，只会导致共同贫穷和共同落后。我国部分先富和先富帮后富的经济改革实践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有了历史性的转变，即由均衡发展转变为非均衡发展。而非均衡发展的目的是达到最后的均衡发展。

非均衡发展强调差异性、特殊性，共同富裕强调共性、一致性。对于区域、群体、领域等发展主体或者集合体而言，需要研究如何通过发展，把差异性、特殊性调整成共性、一致性，以达成共同富裕。也就是说，由非均衡发展达成广义的均衡发展或者动态均衡发展，构成了共同富裕是否能够实现的关键。相关文献更多结合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阐述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但这些研究只是回答了“是不是”的问题，没有能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继续进行“如何办”的研究。本文结合系统论，对非均衡理论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大系统的特殊性即小系统的共性的观点，为逐步推进共同富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供理论依据；也结合收入分配理论指出，共同富裕既是发展水平的体现又是一种分配格局，更是一种经济社会效应。由小系统到大系统、局部到整体，符合共同富裕的生成机制，有利于推进共同富裕相关工作，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二、理论：发展和共同富裕非均衡的内涵及原因

在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关系方面，首先需要关注发展的非均衡，然后要重视对发展非均衡的调节，以达成共同富裕，也就是发展和共同富裕均衡。发展非均衡主要从区域同等性或者同一性角度提出，譬如，先发展东部再发展西部，就是在东部和西部实施不同的发展方式，即，基于两个区域的特殊情况，各自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在本文的研究中，发展特殊性和发展非均衡存在紧密联系，换言之，本文更多地以发展特殊性解释发展非均衡，同时发展非均衡也可以解释发展特殊性，这就是本文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与其他研究的不同之处。

(一)发展和共同富裕非均衡的内涵

1.发展的特殊性

发展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旧物质到新物质的运动变化过程[19]。发展虽是一个进步的概念，但发展过程却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道路曲折，往复回环。同时，人类价值观念复杂，目标指向多样甚至相互矛盾，所以发展存在特殊性。不同的发展类型、目标需要协调；众多发展主体，包括机构、部门、行业、产业、领域乃至个人，都需要协调。从国家、地区到个人，发展观存在很大的差异。譬如，西方国家遵循资本主义发展观，以中国为代表的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遵循社会主义发展观。相应地，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观差异很大，封建社会遵循土地发展观，资本主义社会遵循资本发展观。在不同自然环境下，生产发展观差异也很大，生活在戈壁草原环境的居民遵循游牧发展观，生活在河湖平原环境的居民遵循农耕发展观。发展观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200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20]。2015年，我国又进一步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21]。

2.发展特殊性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遵循不同的发展观所导致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不同，从而导致不同的国家、区域、领域、部门、个体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不同。在工业化早期，遵循封建发展观的社会，其经济实力远不如遵循资本主义发展观的社会。后者充分利用资本和科学革命成果迅速发展，积极扩张，导致大量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在全球化、世界产业转移、国际经济大分工的背景下，遵循开放发展观念的国家更能把握发展先机，中国就是经过改革开放而取得了经济的巨大进步。遵循不同的发展观也会导致发展主体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并在特定的时代或特定的区域内达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国家、地区或者群体间的富裕程度差异是发展特殊性的体现。不同发展方式导致不同的发展水平，最终直接影响发展主体实现共同富裕的财富基础。

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经济水平提高仅是其一。仅从经济角度来看，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包括丰富的质量内涵，而经济增长仅仅是一个规模或者数量概念。虽然融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综合、系统、全面、整体的发展框架，但并不意味每种类型的发展都能在一定时间内带来同等、同额的经济回报。如果没有生态补偿，绿色发展的经济收益可能为负；而创新发展能带动新产品开发，获取更多市场收益。对于区情、资源环境条件差别大的地区或者特殊人群而言，其适用的发展方式和类型会有差异。从发展效用角度来看，在高质量发展的五个向度中，某些向度的发展可能不利于经济创收。例如，对东部地区生态资源拥有者而言，坚持绿色发展意味着发展约束，会增加经济发展的机会成本，进而使其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处于不利位置。而对于处在生态控制区内的群体而言，坚持绿色发展，虽然不利于创造经济效益，但有利于创造环境效益。

3.通过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弥合推进共同富裕的发展基础差异

切片法是将欲观察的材料切成极薄的薄片，再制成装片的一种制片方法。这本身是一种生物学制作标本的方法，但在语文教学中也常用。散文的形与神，文言文的字词句与文本内涵，诗歌的结构和意象，小说的三要素，都被教师细细地切割后交给了学生，结果却衍生出“碎片化阅读”这一词语。很多人担忧，此种模式下学生获得的阅读体验是不完整、断断续续的。碎片化阅读将导致学生缺少思考，长此以往将不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

共同富裕有很强的共同属性，强调共同发展基础。富裕既是一种经济状态，也是一种生活状态和社会状态。在宏观发展体系中，如果说发展处在供给端，那么共同富裕就处在需求端。需求满足尤其是更高层次的需求满足，是每个人所追求的目标。需求不能得到满足，或者需求满足程度和满足范围存在较大差异是引起群体焦虑和社会不稳定甚至社会对抗的重要原因。历史上大量的农民起义都是由贫富差距大、民不聊生引起的。当前，由于存在贫富差距，一些国家政局不稳，政权频繁更迭、社会动荡不安。可以说，由于存在贫富差距，国家、社会、群体之间离心离德，经济社会不能良性运转的情况不在少数。发展带来收入增长，而较高的收入是富裕的应有内涵，所以发展是富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但发展的特殊性又带来了收入增长差异，进而影响不同群体之间的富裕程度；不恰当的发展方式，可能使整体收入不增反减，贫富差距被拉大。发展的特殊性、不恰当的发展方式，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非均衡发展方式都不利于构建不同发展主体共同富裕的基础。因此，由发展走向共同富裕既离不开有效的市场，又离不开有为的政府；良性发展和共同富裕是市场调节和宏观协调相结合的结果。只有对具有特殊性及非均衡性的发展系统进行全面、公平、公正、系统、综合的再调整，才能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更新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方式，设计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科学协调框架，才能有效弥合发展差异，实现共同富裕。

(二)发展和共同富裕非均衡的原因

当前，学界多从主观角度，从个体劳动态度和劳动能力角度探讨共同富裕的基础，但发展属性，尤其是发展的特殊性，以及非均衡发展的再调整，也应是研究共同富裕的重要视角。

1.发展呈现特殊性的原因

深入分析发展的内在规律可以发现，个性化、分工、条件和机会是导致发展特殊性、发展非均衡的重要原因。

第一，个性化引致发展特殊性。发展是综合全面的，既包括物质文明发展又包括精神文明发展。综合全面的发展不是发展共性的简单堆积，而是发展个性的有效集成。发展个性既包括经济特性又包括文化特性。单纯追求物质发展不利于文化发展；单纯的模仿式发展只有利于一般性产业发展，不利于基于个性和文化创意的特色性、高精尖产业发展。个性化发展是特殊性发展，可能会因为发展成功而带来巨大商业利益，也可能会因为发展失败而导致巨大的亏损，还可能因为公共文化发展和文化传承需要而不能产生经济收益，或者产生的经济收益较少，后者如非遗产业发展。在西部民族地区，到底是引进先进制造业进行工业化发展，还是坚持发展传统产业搞文化传承创新，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后者在短期内不能创造较高的经济收益，而没有一定体量的经济收益作为保障，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就难以弥补，返贫风险就存在，乡村振兴就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就无法筑牢。

第二，分工促成发展特殊性。分工首先从部门、产业、人员、区域、国别、时间等角度对整体经济系统进行分化。譬如，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协作的分工体系，产业链分工价值差异大。欠发达地区在产业链选择上很难有自主权，往往被动地接受发达地区低附加值产业链转移。由于在产业链上处于技术水平和附加值的低端，因此欠发达地区的收入水平低于发达地区，共同富裕的基础薄弱。即使是发达地区也存在产业分工导致的收入差异，那些成长性产业利润较高，从业人员平均收入水平较高，譬如新兴的数字产业和互联网产业从业人员薪资水平普遍较高；而那些传统产业的从业人员收入水平整体较低。

第三，发展条件和发展机会不一致导致发展特殊性。基于已有条件和现实机会，不同发展主体的发展条件千差万别，发展起点有高有低，从而导致共同富裕的发展基础也存在很大差异。是否存在发展机会，能否抓住发展机会，都影响个体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之所以容易陷入贫困，就在于其就业渠道窄。在农村，除了农业生产其他产业就业机会少。在高度依赖自然条件的农业生产领域，农民缺乏选择机会，只能被动地接受农业生产，在面对自然灾害时就缺乏应对、应变能力。譬如，在西部高原地区，一场雪灾就可能使所有的牲畜死亡，进而导致牧民家庭甚至整个牧村、整个牧业片区陷入贫困。

2.富裕要求共同性的原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1]。共同富裕是所有劳动个体的共同诉求，生命个体都有共同富裕的要求和权利。从具体的劳动者、社会成员延展到更广泛的生命个体，他们生来都是平等的，不因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过程而存在贫富贵贱之分。共同富裕也是社会中每个劳动者共同的理想要求。一个平等、共同富裕的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是生命个体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贫富差距于贫者不利，导致贫者不能享受一个时代应有的一定水准的社会生活，进而导致个体身心不能获得全面发展。贫富差距于富者也不利，一方面，社会会因为贫者的存在产生不稳定因素，社会不安定时富者也不可能真正享受高质量富裕生活；另一方面，经济实践证明，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并不利于广泛的社会投资，尤其容易引起资本恶性扩张[22]，而垄断等危害市场和社会的行为不利整体经济社会发展。

3.发展和共同富裕非均衡的原因

个性化、分工、条件和机会等因素既导致了发展的特殊性和非均衡发展，又引致了共同富裕的基础差异。个性化发展并非完全以经济收益为价值取向，因而不一定能够形成共同富裕的财富基础。譬如，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区的个性文化，民族文化要依赖民族文化产业来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产业也是个性化产业，但个性化的民族文化产业市场规模小，需求有限，其产品营销范围窄，某些产品的供求甚至仅限于本地区。由于民族产业创造的经济收益有限，甚至要依靠国家政策资金的扶持才能维持，因而其从业人员收入水平不高，很难致富。分工不仅分化了整个经济系统，也分化了整个社会共同富裕的基础。譬如，高附加值产业或者高端产业链能给从业人员带来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回报，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更有条件致富；而处于低附加值产业或者低端产业链的劳动人口，其收入水平普遍低，与个人努力或者行业经营管理水平无关，整体上难以致富。

三、矛盾：发展特殊性和富裕共同性的矛盾

发展特殊性和富裕共同性的矛盾是个性和共性的冲突。一方面，共同富裕需要共同的基础，但发展特殊性导致了收入差异性，从而不利于同一收入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发展特殊性客观存在，非均衡发展就是典型的发展特殊性。同步发展很难实现，不分人群区域的同一发展也不大可能实现。收入差异是发展特殊性、发展差异的直接体现；同时，有差别的发展，如让部分地区先发展起来以便先富带后富，要以更高的收入水平或者投资回报作为保障。唯有这样才能在一定的区域内吸引数量更多的优秀人才和规模更大的资金支持，但如此一来又必然会导致收入差距，因此收入差距既是发展特殊性的“因”，又是发展特殊性的“果”，两者联系紧密。可以说，收入差距是共同富裕的否命题，而发展特殊性与收入差距的联系就是发展特殊性与共同富裕的冲突性，这些冲突体现在观念、空间和时间等方面，如时间上的阶段、周期，空间上的不同主体、区域、领域等。因此，需要进一步探讨发展特殊性和共同富裕冲突的具体表现。

(一)不同发展观和共同富裕的矛盾

发展基于资源，依托一定环境。不同的资源环境观和资源利用方式导致不同的发展模式或者结果，从而影响共同富裕的基础。通过资源消耗和环境耗费，社会可以获得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在短期内取得一定经济收益，为一定时期的共同富裕奠定财富基础。但短期内发展不必然导致长期发展，短期内实现共同富裕不必然导致长期可持续的共同富裕。譬如，就高技术产业和一般制造业之争而言，高技术产业对高学历、高技能的劳动者的需求量较大，有利于这类劳动者就业和收入提升，使这个群体获得较好的共同富裕基础，但不利于低学历、低技能劳动者就业，也不利于这个群体共同富裕基础的构筑。反之，如果产业发展长期处于中低端水平，不仅不利于高学历、高技能劳动者就业，还会引发教育危机，如高校人才培养过剩，毕业生就业难，教育资源浪费、学历内卷[23]现象普遍，知识分子难以通过智力劳动与其他群体一起实现共同致富。

(二)不同发展阶段和共同富裕的矛盾

不同发展阶段体现出生产力和经济收入水平差异，共同富裕难以跨越不同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发达国家，所以其收入分配水平和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阶段性决定了其共同富裕实现的阶段性，不能离开一定的发展阶段性背景谈共同富裕。我国西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的时间较晚，不能不切实际地要求其和东部地区实现共同富裕阶段相同。一定时期的收入分配需要依据同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积累能力和消费能力也需要均衡。在非均衡发展背景下，一定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富裕程度差别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急需发展重工业，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以农补工”有其存在的必要，出现工农业剪刀差[24]也是那个时代的理性选择。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此又有人提出国家要大幅增加居民收入，加大力度刺激消费，这种观点忽视了我国仍是发展中大国的现实。中国的共同富裕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既不能小富即安，也不能提前消费，大幅减少投资，削弱发展和巩固实体经济的能力。

(三)不同发展周期和共同富裕的矛盾

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受外部环境和内部因素的双重影响，人类的经济发展具有典型的周期性特征，不可能一直持续向好。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更有利于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而低谷时期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却相对脆弱。随着产业转移、生产方式转变，经济发展相对较好或者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相对较好的地区也可能转变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或贫富差距相对较大的地区。在封建社会，中原地区凭借农耕文明优势经济发展相对较好，共同富裕基础较好，出现了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繁荣富庶盛景；而在当今工业化时代尤其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时代，中原的代表性省份河南的农业优势不再，当前该省大力承接工业产业转移，计划通过进一步工业化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其共同富裕的基础正在重新构建之中。

(四)不同发展主体和共同富裕的矛盾

发展主体包括人和机构。由于不同发展主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其收入水平也存在差异，共同富裕的基础也因此不同。分配不仅是劳动者分配劳动成果，分享社会财富，而且是为了激励再生产，鼓励个体做出更大的发展贡献，因而适当拉开劳动个体的分配差距有其合理性，对实现整体上的共同富裕是有利的。也就是说，也要从协调的角度看待个体收入分配差异和共同富裕的关系。但毫无疑问，这种分配差距过大，过于普遍，并不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基于资本发展的意义，社会给予了资本家巨大的财富激励，导致资本无序扩张，资本家贪得无厌，从把持经济领域到操控社会领域，再到掌握国家的上层建筑，甚至左右世界格局，普通劳动者既缺少发言权，又缺少经济资助权，甚至难以保证温饱，整个社会陷入两极分化的困境。

(五)不同发展区域和共同富裕的矛盾

由于微观上资源禀赋、产业布局和宏观上发展道路选择的不同，区域发展格局差异不可避免。区域经济格局的抉择既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既有可能导致一段时间内区域经济发展迅速，也可能使得区域经济缺乏后劲，甚至陷入停滞困境，最终导致同一时期不同区域，或者不同时期同一区域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存在较大差异。中国东部地区的航运通达便利，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东部地区较早拓展了海外市场获得了经济发展的先机，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拥有了较好的共同富裕物质基础。西部地区由于地处偏远内陆，在当前以海洋经济[25]为代表的世界贸易分工格局中不具优势，共同富裕条件物质基础相对薄弱。而东北地区，既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共和国工业摇篮[26]的经济繁荣，又经历过市场经济时期东北塌陷[27]的艰难困境。

(六)不同发展重点和共同富裕的矛盾

不同发展重点导致相关区域、不同从业群体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存在差异。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不同。20世纪50—60年代，我国重点发展重工业，因此城镇工人待遇基本有保障，农民收入水平整体不如城镇工人。改革开放以后，外向型产业成为国家的发展重点，这直接导致了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东部人均收入水平快速提高，东部和中、西部收入差距被拉大。一般意义而言，城市作为人类物质和文化的集大成者，重点发展工商业；农村作为传统作业区域，重点发展农业，保护生态；城乡发展重点也不相同。城市工商业产业层次整体更高，附加值较高，因而相较于农村，城市的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更坚实。也正是如此，如果仅仅依靠市场，就经济论经济，短期内很难达成城乡一致的共同富裕水平。

(七)不同发展领域和共同富裕的矛盾

不同领域(包括产业、行业和部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不一样。处于生产一线的领域，直接创造国民经济财富，直接贡献税收，私人属性明显，因而这些领域的劳动者需要更多的物质激励，整体收入较高且上不封顶，甚至能通过创业累积个人的巨额财富。而社会公共服务领域间接参与或辅助生产发展，依靠国家财政收入维持运转，公共属性明显，因而这些领域的劳动者需要更多的精神激励，整体收入适当，且有最高收入限制，不能通过岗位工作积累财富，但有基本保障。两个领域的收入分配水平很难达成一致，因而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也不相同。有研究者统计不同行业工资水平发现，中国各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差距一直在扩大，行业间工资标准差、变差系数、最高与最低工资之比、洛伦茨曲线都显著地反映了这一趋势[28]，不同工作领域本身就是收入差距的根源。

四、路径：在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

由非均衡发展达成广义的系统均衡或者动态均衡，构成了共同富裕能否实现的关键。大系统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小系统、子系统之中，而在小系统、子系统内部，这些特殊性则表现为小范围的共性。这给出了启示：共同富裕，先要在小范围内推进，再在大范围内拓展衔接；先在小系统内部实现共同富裕，再在更大系统、更高层级系统内实现共同富裕；要抓住发展特殊性和富裕共同性的矛盾，尊重共性，把握个性，推动各种类型的基于非均衡发展的共同富裕，如区域共同富裕、人群共同富裕、行业共同富裕、领域共同富裕、产业共同富裕、部门共同富裕。切忌不区分发展类型，忽视发展的特殊性，以理想化的均衡推进脱离实际的共同富裕。

(一)通过基础性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基础性发展是指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和提高基本建设水平来促进发展，基础性发展通过缩小基础条件差距，提高基础条件均等化水平而推进共同富裕。通过识别发展基础条件的特殊性来确定特定条件地区，并识别特定条件地区内部的发展共性，先在这些特定条件地区内部推进共同富裕。虽然不能要求所有区域同时达到统一的共同富裕水平，但可以要求在相同条件区域或条件等同区域内部不断提高共同富裕水平，还应该通过增强不同条件区域之间、相同条件区域内部发展的协调性、共同性、共享性，不断扩大共同富裕的范围，提高共同富裕的一体化水平。譬如，通过建设类似川藏铁路这样的传统基础设施，类似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这样的新基础设施，补齐西部地区发展短板，形成西部发展新优势，进而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差距。

(二)通过阶段性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阶段性发展立足于个体发展的阶段性，注重发展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通过识别阶段发展的特殊性确定特定发展阶段，并找出特定阶段的发展共性，参照阶段特征推行与之相适应的共同富裕模式。一般来说，不能要求在一个阶段达成需要多个阶段才能完成的共同富裕目标，但应该要求在某一阶段内不断提高共同富裕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虽然发展阶段不可逾越，但可以缩短阶段目标的达成时间。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共同富裕目标，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共同富裕标准，因此推进共同富裕要立足现阶段特殊国情区情，既不能鼓励居民奢华浪费，进行不切实际的高消费，又要合理提高居民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进而不断提升共同富裕水平，扩大共同富裕范围。欠发达地区应倡导量力而行的共同富裕，引导居民摒弃“人情高消费”和“面子高消费”。发达地区应努力提高居民收入，积极创造消费条件，在消费中进一步推进共同富裕。宏观领域应促成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让生产经济和消费经济均衡发展，进一步为实现共同富裕做贡献。

(三)通过反周期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反周期发展既适应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又利用多周期培育和错周期发展，驾驭短期不均衡以达成长期均衡的目的。识别周期发展的特殊性，确定特定的经济周期，找到特定周期内部的发展共性，基于特定周期的特点推行共同富裕。应从更加长远的角度看待经济周期，不能要求所有发展周期都达到同一共同富裕水平，但应该不断提高同一周期内的共同富裕水平。同时，通过扩大周期间发展的协调性、共同性、共享性，采取反周期调整措施，不断平滑(2)“平滑”是经济学术语，是指平稳地度过某个周期。不同周期共同富裕水平，避免居民生活水平大起大落。如，加强宏观经济的反周期调节，在经济过热时通过适当收缩投资，减少项目建设，对经济进行“降温”；在经济萧条可能到来时未雨绸缪，提前布局经济刺激计划；在外部环境不利，经济低迷时，运用反周期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予以应对。

(四)通过集体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集体发展需要协调共同发展的立场和行动(3)“协调立场”是指通过沟通和协商，使不同个体或组织达成共识或相近的看法。“协调行动”是指通过沟通和协商使行动密切配合，减少对立。。通过识别群体发展的特殊性来确定特定群体，找到特定群体内部的发展共性，并先在这些特定群体内部推行共同富裕。短时期内，不要求所有群体都达到同一共同富裕水平，但要不断提高同类型群体的共同富裕水平。同时，通过扩大群体发展的协调性、共同性、共享性，不断扩展共同富裕范围，提高共同富裕一体化水平。如，通过发展集体经济为农民提供非农就业机会，实现从个别、少数农民先富到更多、全体农民共同富裕[29]；通过外部性强的知识经济发展，由科学家、创业者群体先富带动高新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共同富裕；通过基于共享的数字经济的发展，由数字技术和创业者先富带动数字产业从业人员共同富裕。

(五)通过区域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区域是比特定地域更广泛的范围、更高的协作层次，开放的区域性发展相比封闭的小地域发展，能级可能更高。通过识别区域发展的特殊性确定特定区域，找到特定区域内部的发展共性，可先在这些特定地区内部推行共同富裕。一定时期内，不要求所有区域都达到同一的共同富裕水平，但要不断提高同类型区域的共同富裕水平。同时，通过扩大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共同性、共享性，不断扩展共同富裕的范围，提高共同富裕一体化水平。如，可通过区域一体化建设推动西南地区共同富裕，步骤和目标是：首先，在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成渝双城推进共同富裕；其次，成渝双城带动成渝经济圈内相关城市和地区共同富裕；最后，进一步发挥成渝经济圈的辐射作用，带动西藏、贵州、云南等周边区域，乃至整个西部地区共同富裕。

(六)通过城乡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城乡发展是将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将两者分割开来，使其孤立地发展。通过识别城乡发展的特殊性确定特定的城市地区或乡村地区，找到特定城市或乡村地区内部的发展共性，先在这些特定城市或乡村内部推行共同富裕。在一定发展阶段，不要求全国的城乡都达到同一共同富裕水平，但要不断提高同类型城市或乡村内部的共同富裕水平。同时，通过扩大城市和城市之间、乡村和乡村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发展的协调性、共同性、共享性，不断扩展共同富裕的范围，提高共同富裕一体化水平。如，在长株潭都市圈内部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各自共同富裕水平较高的背景下，进一步推动三城互通发展，推进三城共同富裕。同时，长沙、株洲、湘潭乡村共同富裕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但城乡共同富裕差别仍然存在，未来应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三地城乡共同富裕。

(七)通过可持续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可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共同富裕的基础。通过识别可持续发展的特殊性确定特定资源和特定环境区域，找到特定资源和特定环境区域内部的发展共性，先在这些特定资源和特定环境区域内部推行共同富裕。在一定的发展时期，不能要求所有区域都达到同一共同富裕水平，但要不断提高同类型资源和环境区域内部的共同富裕水平。同时，通过扩大特定资源和特定环境区域之间发展的协调性、共同性、共享性，不断扩展共同富裕的范围，提高共同富裕一体化水平。如，地处京津冀区域的北京，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共同富裕基础较好，但其空间拥挤、资源紧张、环境污染问题不容忽视，需要采取非核心产业迁出、中心区人口控制、生态建设、绿色发展等创新举措，提高共同富裕的可持续性。

(八)通过领域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领域发展是指基于各领域不同基础、特性，既有适应具体领域的个性化发展，又有兼顾各领域的均衡化发展，防止短板效应。通过识别领域发展的特殊性确定特定领域，找到特定领域内部的发展共性，可先在这些特定领域内部推行共同富裕。在一定时期，不要求所有领域都达到相同的共同富裕水平，但要不断提高同类型领域内部的共同富裕水平。同时，通过扩大各领域发展的协调性、共同性、共享性，不断扩展共同富裕的范围，提高共同富裕一体化水平。如，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从事互联网产业的群体收入水平较高，共同富裕程度较高。与此同时，传统制造业和一般性服务行业的就业人员薪资水平整体上提高不多，提高也不快。因此，要通过跨界融合，加快信息化对传统产业的改造速度，让数字技术渗透到更多的中低端产业部门，提高其产业效率和从业者收入水平。这也相当于缩小了数字经济领域和传统产业领域从业人员的共同富裕差距。

(九)通过示范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示范发展是我国改革的重要举措。小范围试点是“摸着石头过河”式实践探索的具体实践方式，大范围推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稳固推进，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达成共同富裕的有效方式。在一定历史时期，共同富裕不可能仅通过居民自发发展来实现，也不可能仅通过市场竞争就能实现，还要通过一定的政策干预才能实现，而最核心的干预政策包括分配、税收、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1]需要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在基础条件比较好的特定地区先行推进共同富裕并积累经验，形成可借鉴的模式后再进一步推广。当前，国家正大力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30]。浙江要以此为契机，在全省范围内加快共同富裕的推进步伐，积累先行先试经验。而全国其他省份既要关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进展，汲取有益经验，又要认清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基于自身发展的基础、阶段、特色，勇于探索，通过局部突破、范围延伸、阶段性推进，走出适合自己的共同富裕推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