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成华

(临泉县第一中学,安徽 临泉 236499)

近日有幸读到阜阳师范大学梁家贵教授与其两个弟子张青松、范斌老师辑校的《晚清〈管子〉研究文献辑校》(黄山书社2021年版,70余万字。以下简称《辑校》)一书,甚觉此书是了解和研究管子不可多得的著作,有此一书,心仪而讴思管子者足可潜心习研矣。

作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晚清《管子》研究文献辑校”(批准编号1604)最终研究成果,《辑校》全面搜集、整理了晚清《管子》研究文献资料并加以考释、点校,力图完整呈现《管子》研究全貌。该书还进一步将晚清这一《管子》学术研究的重要阶段,按《管子》研究的时序和内容进行了分类:《管子》的校释阶段、经世致用阶段、管体西用阶段和重塑《管子》阶段,结构层次明了,条理清晰,大大弥补了《管子》研究文献零散、资料缺乏的不足,方便爱好者的检索与学习,且能透过这些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探寻出近代管子研究的基本路径和学理。

《辑校》搜集整理了晚清以降的三大方面的研究成果,即《管子》版本、注释以及作者、成书年代、学派归属等方面的研究;《管子》思想方面的研究;《管子》的历史评价。并按照呈现不同学术特征的四个阶段构建此著的体系。这四个阶段遵循着由浅入深、由理解到致用、由以西学为参照重新阐释管子到重塑管子形象,有意识地将管子纳入西方学科体系之中,以彰显管子思想的近代意义。从治学角度来看,《辑校》确能帮助人们透过纷繁复杂的文献资料,以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刻的思维探寻管子的学理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读懂管子,理解管子思想

为扫除人们的阅读障碍,《辑校》将繁体文录文中的各种异体、别体、俗体字等一般改为通行字。对录入文献采用新式标点,断字准确,便于读者研读。对完整的文献,均有“注释”,介绍作者的生平及论著;有“校”,对文中字词句子加以说明。为便于理解《管子》,《辑校》第一编《管子》校释部分选取了清道光同治年间考据学派的大家戴望的《管子校正》中重要七卷、俞樾《诸子评议》六卷全部、孙诒让《札迻》部分。戴望1865年被聘为金陵书局编校,校勘周秦诸子,其校正《管子》的水平可想而知。俞樾,清末著名学者,治学以经学为主,旁及诸子学、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书法等,可谓博大精深。他善于用诸子与六经互证,所以对《管子》的考证,能旁征博引,一字之音义,多者能引用经史子集中的七八种著作进行佐证。孙诒让的《札迻》校勘、订正秦汉至齐梁间的古籍。考订严谨,每一条都“必有谊据,无以孤证臆说,贸乱古书之真”。“每下一说,辄使前后文皆怡然理顺。”这一编并没有按此三人的齿序排定其文的先后顺序,而把道光年间的俞樾放在同治年间的戴望之后,其意是先让戴望的《管子校正》为我们扫除阅读障碍,然后再用俞樾的平议和孙诒让的读书札记帮助我们理解管子的思想。《辑校》作者们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二、经世致用,践行管子思想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近代研究管子的学者不仅探寻管子的思想,更是效仿政治家管子,把这些思想付诸实践。第二编选取了近代著名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读书录》,晚清清流党著名人物张佩纶的《管子学》,晚清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的《管子析疑》,晚清文学家、教育家吴汝纶的《管子读本》。曾国藩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出任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可谓出将入相,其对管子思想的实践更侧重于军事、政治,当然也涉及其它领域。张佩纶、何如璋都因中法战争福建战事失利而被遣戍张家口。在戍期间,他们开始研究管子,这虽然有远离政治、军事漩涡,可以潜心研究管子的一面,但他们研究管子也有反思自己政治军事实践失误的一面。曾国藩作为政治军事成功的一面,与张何二人对比,能从正反两方面思考管子思想的实践作用。况且张佩纶在政治失意之时,更多地研究管子经济思想的实践价值。而作为教育家的吴汝纶长期主讲莲池书院,晚年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创办桐城学堂,这种长期的教育经历可能会让吴汝纶更多地践行管子的教化思想。因此,这样的编排实际上就是要展现管子思想的多方面践行情况,不会让读者局限于管子思想的一个方面,而是多角度地了解管子思想在近代的实践价值。晚清时期士大夫以及不少官员之所以对《管子》形成浓厚的兴趣,就是看中了《管子》一书虽历千年仍具有很强的现实价值。这几个人一方面自幼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治学方式训练,并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另一方面,又亲身经历了时局的变迁,对时事的艰难感触至深。因此他们对《管子》的研究贡献主要不在校释,而在挖掘其思想价值,彰显其经世匡时的社会意义。

三、参照西学,以证管子之先见

西学中源是中体西用思想的一种表现,用在管子的研究上,就是《管》体西用。鸦片战争前后出生的一批学者,如薛福成、宋恕、陈澧、孙宝瑄、于鬯等人,尽管也受到传统治学方式的训练,但对西学有了较多的认知,薛福成还曾到国外考察。他们对管子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经史子集互证,而是把管子的思想放在国际视野下去观察研究,发掘了大量西学与《管子》相同或相似之处。由于天朝大国思想的影响,采用“西学中源”这一文化阐释系统来解释这些现象。例如,薛福成在《出使英法比义四国日记》中列举了洋人经商辟市、发展交通而致国家富强,但话锋一转就讲到“管子正盐策而诸侯敛袂朝齐”。薛福成还列举了西方的议会制度、重视人才制度、快速行军、甚至矿学化学等学术问题,管子都有所论述,故得出结论:“余观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则其擅强盛之势亦较多。”在《治术学术在专精说》一文中列举西方无论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学术、技术都是分工越来越细,各方面也就越来越精,但他又说这是西人不过略师管子“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之意而推广之的结果。尽管这些学者论述的内容不同,但他们的基调和阐释《管子》的方法基本相同,也就是以西学来解释《管子》,具有会通中西的特点。

四、借《管》酬志,展宪政富强之抱负

在疏通句读、词义,用西学观照《管子》思想后,《辑校》又编校了晚清重塑《管子》形象的研究成果,其中梁启超的著作《管子传》被全文辑录,章太炎、刘师培、蔡元培等人著作的部分内容也被收录到这一编里。梁启超在《管子传》例言里自述其著述的目的是“发明管子政术为主,其它杂事不备载。”“管子政术,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故论之特详,而时以东西新学疏通证明之,使学者得融会之益。”纵览梁启超《管子传》,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包括经济、内政、外交、军事、教育、法治多方面,共13章72页,但法治主义与经济政策两章就占了47页之多,可见梁启超对这两部分之重视程度。梁启超曾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叙述往往不依常格,又以幽愤不得志,常借古人一言一事寄托其孤怨。徒读《管子传》(司马迁著),必不足见管子真面目。”其实他本人又何尝不是这样,他说:“吾今故据《管子》而传管子,以今人之眼光观察管子,以世界之人之眼光观察管子,爱国之士或有取焉。”由此可知,梁启超要把管子放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深重的背景下,用西方的学科思想去衡量裁剪管子,以便为现实政治经济服务,反映了晚清志士仁人挽救民族危机的社会心理诉求。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亦是如此。章太炎曾在十几篇读书札记中阐发埋没两千年的经济论文《管子·侈靡》篇,在近代首先触及到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法则——消费是衡量社会生产提高与否的尺度,否定了理学家视消费与生产势不两立的传统说教。梁、章的这些观点明显是从推动近代经济发展这一目的出发的,是服务于当时社会现实的。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从时空大背景下去评价管子的思想和伟业。他说:“欲品评一人物者,必当深察其所生之时、所处之地,相其舞台所凭借,然后其剧技之优劣高下,可得而拟议也。”为此还专门用了一章的内容来论述管子发迹时的时代特征:周天子衰微,君权未确立,民族斗争激烈,经济落后,农业尚未发达,并指出时势造英雄,评价管子不再以“忠君”为标准,而是以能否顺应时代潮流、是否爱国等标准出发来看待管子,因此对历史上那些至迂极腐之陋儒诋毁管子者极为愤慨,而称管子为中国最大政治家、思想界巨子。他们之所以这样塑造管子形象,主要是因为管子的务实精神、开放意识、改革观念,尤其是他的法治实践、经济建设成效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总而言之,《辑校》一书并不是单纯的文献资料的辑录和校对,更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凝聚了该书作者深入研究管子所形成的较高学术思想的结晶。《辑校》作者在众多纷繁复杂文献资料中翻阅疏理,并根据这些文献资料的研究价值进行科学取舍,依据近代中国时局变动的时序,并结合研究层次的深入度构建本著作的体系,最终形成了一部集资料性、学术性于一体的研究著作。这不仅较为完整地保护了晚清管子研究的文献资料,更能以晚清《管子》学术研究为范例,结合当代社会需求,使《管子》研究更系统、更深入,让管子的智慧惠及当代社会,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培养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感,增强国家对外交往的文化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