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侠 于善志

摘 要：基于具身认知观，采用词汇判断任务，考察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词汇加工中情绪效价和具体性的交互作用，结果发现：第一，情绪效价和具体性的交互效应在反应时上不显著，在正确率上显著，表明情绪效应受词汇具体性调节，相比于抽象词汇，情绪效价对二语具体词汇的正确加工有更大的促进作用；第二，在对具体词汇和抽象词汇的效价进行匹配的情况下，抽象词汇的加工比具體词汇更快，产生抽象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情绪效价在影响二语具体和抽象词汇加工的方式上可能存在功能上的差异。基于具身认知理论，对研究结果进行了分析与阐释。

关键词：

具身认知；二语词汇加工；情绪效价；具体性

中图分类号：H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5X（2024）03-0125-08

DOI：10.16497/j.cnki.1672-335X.202403011

一、引言

词汇的具体性（concreteness）和情绪效价（emotional valence）是影响词汇识别和加工的重要语义变量。按照具体性维度，可将词汇分为具体词汇和抽象词汇。具体词汇（如“锤子”）指的是具体的、单一的、界限明确的指称物（referent）；抽象词汇（如“自由”）通常更多地涉及事件、心理状态和情境，而较少涉及可明确界定、可操作的对象或实体。［1］具身认知理论（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认为，具体词汇的表征和加工主要依赖于物质世界的感觉运动经验，［2］而抽象词汇则更多地依赖于情境事件和内省信息。［3］情绪效价指词汇从积极到消极的含义维度，是词汇的一个重要属性。按照效价维度，可将词汇分为积极词、消极词和中性词。研究发现，情绪词（积极词和消极词）的加工通常比中性词更快、更准确，［4］［5］［6］［7］情绪词的这种加工优势被称作情绪效应（emotion effect）。［8］近年来，基于一语的行为研究发现，情绪效价对词汇加工的影响受词汇具体性水平调节，具体表现为同时考虑情绪效价和具体性时，情绪效价和具体性交互地影响词汇的识别和加工，［9］而且这种交互效应发生在词汇判断、序列回忆、情绪启动等多个认知任务中。［4］［6］［7］［9］［10］然而，从二语视角考察情绪效价对不同具体性词汇语义加工影响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鉴于此，本研究在具身认知理论框架内，采用词汇判断任务，从二语视角考察情绪效价对中国英语学习者具体和抽象词汇加工的影响，以期进一步明确情绪在不同具体性词汇语义加工过程中的作用，扩展对情绪与语言关系的认识。

二、文献综述

对于不同具体性一语词汇的加工，早期研究普遍发现具体性效应（concreteness effect），即具体词汇的加工通常比抽象词汇更快、更准确，并且具体性效应在大量基于不同实验任务（词汇判断、词汇命名、句子阅读等）以及不同语种（如德语、英语、汉语等）的实证研究中被证实。［11］［12］［13］近年来，对具体性效应的解释受到了抽象性效应（abstractness effect）的挑战。Kousta 等在匹配了传统理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词汇表象性和语境可用性等词汇学属性之后，发现抽象词汇比具体词汇更具加工优势，即发生了具体性效应的反转。研究者将这一结论归因于抽象词汇与情绪信息有更大程度的联结，倾向于受情绪效价影响。［8］来自神经成像的进一步证据表明，抽象词汇能更有效地激活与情绪处理相关的脑区。［14］然而，将情绪效价和具体性进行正交操作的实证研究发现，情绪效价对具体词汇的加工也可产生促进作用，研究同时发现，情绪效价和具体性在词汇的语义加工过程中产生交互效应。［4］［7］［15］这些发现无法用抽象词汇更强的情感基础进行解释。相反，他们指出，情绪效价在影响具体和抽象词汇加工的方式上，可能存在功能上的差异。

迄今为止，对于情绪效价在一语具体和抽象词汇加工中的作用，具身认知理论中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情绪的概念表征本质上是多通道的，感知一个情绪刺激（例如，一张微笑的脸，“微笑”这个词）、模拟与情绪相关的身体状态（例如，激活自己的微笑肌肉）、体验一种情绪（例如，感到快乐），所有这些都会涉及高度互联的感觉、运动和情绪系统。［16］因此，在具体词汇的语义加工过程中，情绪效价的影响可能比抽象词汇更明显，因为前者与感觉运动信息的关联更强。在考察情绪效价和具体性交互作用的实证研究中，两项基于词汇判断任务的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研究支持这一观点。Kanske & Kotz通过两项词汇判断任务用半视野呈现技术考察了德语名词的词汇具体性效应和情绪效应，并记录反应时（RTs）和ERP数据，结果只在具体词汇的加工中发现了情绪效应。［4］Palazova 等用类似的方法考察词汇判断任务中不同效价德语动词的具体性效应和情绪效应，ERP结果显示，情绪效价和具体性存在交互效应，情绪效价在刺激开始的250～300 ms内只对具体词汇加工产生影响。［15］Yao 等通过一项大规模的词汇判断任务考察英语具体和抽象词汇加工中情绪效价的影响，结果发现，具体词汇加工中的情绪效应显著大于抽象词汇。［7］以上研究为情绪效价对具体词汇加工影响更强的观点提供了行为学和电生理学证据。

相反，以语义表征具身认知理论（embodiment views of semantic representation）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抽象概念不可能通过感官或运动信息来体现，内部情绪体验可能是另一种选择，并预测在抽象概念的语义加工中有更大的情绪效应。［17］该观点突出了情绪与抽象概念间的联结，近年来得到来自行为学、电生理和脑神经的众多实证研究的支持。Pauligk 等通过fMRI和脑电图（EEG）研究延迟词汇判断任务中情绪效价与具体性的交互作用。［9］行为数据显示，高情绪效价只对抽象词汇的正确加工有促进作用；fMRI研究结果显示，在语义处理网络的两个中心节点：左额下回（the left inferior frontal gyrus）和左颞中回（the left middle temporal gyrus）中观察到具体性和情绪之间的交互作用。左额下回激活模式反映了对抽象而非具体词汇的语义整合的强烈需求，这表明，高情绪效价有利于抽象词汇的选择，这种效应在具体词汇上则发生了逆转。还有一些研究仅在抽象词汇中证明了情绪效应。例如，Sheikh & Titone的眼动研究发现，较高的情绪效价更有利于阅读抽象词汇，而不是具体词汇。［6］Yao & Wang的词汇判断启动任务发现，只有汉语抽象积极词作为启动刺激时，才会促进与其情绪效价相同的目标词汇的识别。［18］

综上所述，尽管国内外学者对词汇加工中情绪效价和具体性的交互作用进行了大量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学界对情绪效价在一语具体和抽象词汇加工中作用的研究结论存在分歧。尽管以上实证研究中都证明情绪效价和具体性存在交互作用，但这种交互作用的模式并不一致。因此，对词汇加工的实验结论仍然需要进一步验证和完善。第二，前人研究多以本族语者为研究对象，缺少来自二语词汇加工中情绪效价和具體性交互影响的实验证据。且现有文献中尚未有涉及情绪效价和具体性对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词汇加工交互影响的实证研究。因此，二语词汇加工中的情绪效应是否受词汇具体性调节仍有待进一步考证。基于此，本研究采用词汇判断任务，从二语视角考察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词汇加工中情绪效价和具体性的交互作用，旨在回答以下问题：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词汇加工的情绪效应是否受词汇具体性影响？若是， 有何影响？ 基于已有研究，本研究假设：（1）因其与感觉运动信息有更强的关联，在具体词汇的加工中会有更强的情绪效应；（2）反之，因为与情绪信息有更强的联结，在抽象词汇的加工中，情绪效应会被放大。

三、实证研究

（一）受试

本实验以58名浙江省某高校非英语专业本科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受试平均年龄为19.14岁（SD=0.55），所有人牛津快速分级测试（Quick Place Test，QPT）得分均高于33分（M=43.33）。受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正常或矫正到正常，无脑损伤或神经病史。由问卷结果得知，受试出生时开始学习汉语，其英语平均学习年限为11.09年（SD=0.97）。有研究者认为，6岁之后习得二语者为晚期双语者，［19］因此，本研究受试为晚期汉英双语者。所有受试均自愿参加实验，完成实验获一定报酬。

（二）实验材料

本实验共计120个实验词汇，目标词汇选自Yao 等词汇附录表的270个词汇。［7］具体性、效价、唤醒度的数据皆来源于此。实验采用3（效价：积极、中性、消极）×2（词汇具体性：抽象、具体）两因素混合实验设计，共计6种实验条件，每种实验条件下20个词汇。120个词汇中，一半的词汇含义相对具体（如“玩具”），另一半相对抽象（如“信任”）。每种具体性条件下，包含三分之一的积极词（如“优雅”“微笑”），三分之一的中性词（如“方法”“道路”），三分之一的消极词（如“愤怒”“监狱”）。本研究控制了词长、词频、效价、唤醒度、表象性、熟悉度等变量。6类词汇的词长完全一致，词频（http：//www.natcorp.ox.ac.uk; 源自BNC语料库）高度相似。具体词汇和抽象词汇在效价和唤醒度方面是高度匹配的。在效价方面，积极词、消极词与中性词两两之间差异显著（ps<0.001），抽象积极词与具体积极词，抽象消极词与具体消极词差异均不显著（ps>0.05）；在唤醒度方面，积极词、消极词分别与中性词差异显著（ps<0.001），4类情绪词差异均不显著（ps>0.05）。20名非受试成员（与正式受试成员水平相当）采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对120个词汇的熟悉度（1—5表示从不认识到非常熟悉）进行了评估，以确保最终选定的目标词汇的熟悉度在4.5—5级。另外通过替换120个真词中每个单词的一至两个字母，创建120个可发音的、正字法合法的假单词作为干扰项，例如femper、temice，假词在字符串长度上与目标词汇相匹配。6种目标词汇的属性见表1：

（三）实验流程

实验采用词汇判断任务范式，实验材料为上述120个真词和120个假词。该研究使用Eprime 2.0软件编制实验程序，目标词汇在屏幕中出现时均未发生任何屈折变化，字体为Times New Roman黑色二号。240个实验词汇以伪随机顺序分两组进行实验（每组120个词汇），每组包含相同数量的真词和假词，相同条件下的词汇连续出现不超过三次。在进行正式实验之前，受试被告知目标词汇既有真词又有假词，他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快速和准确地按下键盘上相应的按钮。实验中每一个试次的开始为一个空白页面，时间为500ms；接着屏幕中心出现绿色注视点，时间为1500ms; 然后绿色注视点被替换成实验用目标词，受试需要对词的类别做出快速判断，若判断该词为真词，按下键盘上的J键，若判断该词为假词，则按下键盘上的F键，随后进入下一个试次。如果在一个目标词呈现的2000ms之后受试没有做出反应，系统就会自动进入下一个试次。受试在正式实验开始之前通过练习模块来熟悉实验步骤，练习中的词汇均不会出现在正式实验中。实验共分为三个组块，受试在两个组块中间可以休息。在练习阶段，受试的按键会对受试的反应立即给予反馈，在正式实验阶段则不会。每个受试的实验时间为25分钟左右。实验流程如图1所示。

（四）实验结果

剔除掉一位因设备故障导致实验数据不全的受试之后，最终受试为57人，所有受试的正确率在85%以上。对于反应时数据的分析，参考Yao 等的标准，［7］剔除以下数据：错误试次和没有回答的试次最先被删除；然后剔除反应时小于250 ms或大于1500 ms的试次；最后，对于每个条件下的每个参与者，反应时超过两个标准差的试次被剔除。错误和异常值移除导致每个参与者平均损失大约17%的反应时数据。受试在各实验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和正确率数据见表2。

1.反应时结果

采用SPSS 26.0 统计软件对有效数据分别进行2（具体性：抽象、具体）×3（效价：积极、中性、消极）以受试（F1）和实验材料（F2）为随机变量的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词汇具体性与效价均为组内变量，反应时为因变量（结果不符合球形假设时采用Greenhouse-Geisser校正）。结果发现： ①效价主效应极为显著（F1（2， 112）=34.990， p1<0. 001， ηp2=0.385; F2（2， 38）=4.363， p2<0. 05， ηp2=0.187）。以受试为随机变量时，受试对中性词的反应速度（M=784.470， SD=11.807）显著慢于消极词（M=773.967， SD=10.961， p=0.046）和积极词（M=745.759， SD=10.507， p<0. 001）；以实验材料为随机变量时，受试对中性词的反应速度（M=832.570， SD=18.912）和消极词的反应速度（M=829.107， SD=18.033）显著慢于积极词（M=791.188， SD=115.244， p<0.05），中性词和消极词并未出现显著差异（p=0.846）。在情绪词中，积极词加工的反应时显著短于消极词（p1<0. 001; p2<0.001）。②词汇的具体性有显著主效应（F1（1， 56）=11.043，p1<0. 05， ηp2=0.165; F2（1， 19）=7.327， p2 <0. 05，ηp2=0.278）。其中，抽象词汇加工的反应时（M1=755.94， SD=11.25; M2=800.741， SD=15.254）显著短于具体词汇（M1=780.19， SD=11.46; M2=834.502， SD=17.152）。③词汇具体性与效价的两因素交互作用不显著（F1（2， 112）=0.272， p1=0.76， ηp2=0.005; F2（2， 112）=0.058， p2=0.944， ηp2=0.003）。

2.正确率结果

同样地，使用SPSS26.0 对可用受试数据的正确率进行2（具体性：抽象、具体）×3（效价：积极、中性、消极）两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词汇具体性与效价均为组内变量，正确率为因变量。以受试为随机变量的研究结果发现：①效价有显著主效应（F（2， 112）=31.149， p<0.001， ηp2=0.357）。积极词加工的正确率（M=91.272， SD=0.876）显著高于中性词（M=84.167， SD=1.247， p< 0.001）；消极词加工的正确率（M=86.053， SD=1.223）边缘性显著高于中性词（p=0.049）；在情绪词中，积极词加工的正确率显著高于消极词（p<0.001）。②词汇具体性主效应极为显著（F（1， 56）=19.068， p<0.001， ηp2=0.254），抽象词汇加工的正确率（M=88.947， SD=1.080）显著高于具体词汇（M=85.380， SD=1.064）；③词汇具体性与效价之间有显著交互效应（F（2， 112）=10.622， p<0.001， ηp2=0.159）。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见表3）：①抽象词汇加工中，积极词加工的正确率显著高于中性词（ p<0.05）；积极词加工的正确率显著高于消极词（p<0.05）；中性词与消极词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p=0.787）。在具体词汇加工中，积极词和消极词加工的正确率均显著高于中性词（ps<0.05），且积极词加工的正确率显著高于消极词。结合词汇加工正确率的描述性结果（表2）可知，相较于抽象词汇，在具体词汇的加工中，情绪词（积极词和消极词）相对于中性词的加工优势更大，情绪效应更显著。对其数据进行可视化，结果见图2。②在积极效价条件下，抽象词汇和具体词汇加工的正确率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中性和消极效价条件下，抽象词汇加工的正确率均显著高于具体词汇（ps<0.05）。

以实验材料为随机变量的研究结果发现，效价主效应边缘性显著（F（2， 38）=3.326，p<0.05， ηp2=0.149）。词汇具体性主效应（p=0.121）以及效价与具体性之间的交互效应（p=0.303）均不显著。

四、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情绪效价和具体性的交互效应在反应时上不显著，在正确率上显著，二语具体词汇加工中的情绪效应显著大于抽象词汇，研究结果验证前文研究假设（1）。本研究还发现，词汇具体性主效应在反应时上显著，抽象词汇的加工比具体词汇更快。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与讨论。

（一）词汇具体性对二语词汇加工情绪效应的影响分析

以受试为随机变量的正确率分析结果显示，情绪效价与具体性有显著的的交互作用，相比于抽象词汇，情绪效价对二语具体词汇的正确加工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这与Yao 等的反应时和正确率结果一致。Yao 等基于词汇判断任务的反应时分析结果显示，词汇的具体性和效价之间有显著的交互作用，具体词汇加工中的情绪效应显著大于抽象词汇。但与Pauligk 等的研究结果不一致。Pauligk 等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像和脑电图研究延迟词汇判断任务中情绪效价与具体性的交互作用，行为数据显示，高正负效价对抽象词汇的正确加工有促进作用，但对具体词汇的加工没有促进作用。具体词汇加工中更强的情绪效应可能源于其更高的具体性和表象性，即与感觉运动经验更丰富的联系。虽然具体性和表象性是高度相关的，但它们至少部分地反映了词汇语义的不同方面。具体性涉及物质实体和概念实体之间的范畴本体论区别，它是双模态分布的；相比之下，表象性的分布是单模态的，它反映了词汇与感觉（主要是视觉）运动信息的关联程度。［7］表象性高的词汇在语义上更丰富，在语义加工中产生更多的语义激活（即更丰富的感官模拟和更丰富的运动模拟）。具身认知理论主张，概念加工与知觉运动具有共同的神经基础，概念系统中处理电路的部分激活（例如，看到一条毒蛇，读“毒蛇”这个词）可能会级联到电路其他部分的互补激活（例如，感到恐惧）。换句话说，情绪的激活可以从感觉运动信息的激活中受益，因此，具体情绪词的高情绪经验信息能更好地激活受试者的感觉、知觉系统。来自电生理学的证据进一步表明，具体情绪词和中性词对心理意象有不同激活。具体中性词的加工激活语义和感觉运动系统，而具体情绪词的加工则同时激活词汇—语义以及情绪系统。［4］这种情感与感知的双重作用促使受试者对情绪词做出更准确的反应。此外，当受试在习得具体情绪词时，这些词汇所激发的情感反应与具体的感知体验相结合，形成的记忆痕迹更深刻。后续，当加工带有情绪效价的具体词汇，如“笑容”时，他们可能会联想到自己或他人微笑的场景，这种具体的感知体验与积极的情感反应相互作用，增强了词汇的识别效果。

在具体词汇加工的反应时上并未发现更显著的情绪效应，这可能与实验范式有关。有研究显示，词汇在脱离语境并在时间压力下呈现时（如本实验），情绪效价可能会导致语义选择过程中的额外加工负荷。如果除情绪效价以外的词汇属性为词汇语义信息的检索提供足够的线索，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具体词汇的加工中，早期加工阶段有足够多的词汇语义检索线索（如表象性、具体性），因此，情绪效价引发的后续语义检索可能会导致语义信息的过剩，从而增加具体情绪词汇的加工成本，导致具体情绪词的加工优势消失。［9］

（二）二语词汇加工的抽象性效应分析

前文实验结果显示，在对具体词汇和抽象词汇的效价、唤醒度等变量进行严格匹配之后，抽象词汇的加工比具体词汇更快，在反应时上表现出抽象性效应。这与Kanske、Yao以及Pauligk 等的研究结果均不一致，以上以一语为研究对象考察情绪效价和具体性交互作用的研究均发现具体性效应。这表明，情绪效价影响二语具体和抽象词汇加工的方式可能与母语不同，其背后的加工机制还有待未来进一步探究。但二语词汇加工中产生抽象性效应这一研究结果支持情感具身认知观（affective embodiment account， AEA）。［20］情感具身认知观假设，抽象词汇比具体词匯负载了更多的情绪信息，而情绪（非语言）可能为抽象词汇的表征和加工提供一种引导机制，以弥补对感官体验直接映射的缺乏。当匹配了词汇的其他属性之后，抽象词汇的高情绪经验信息使其在语义网络中与抽象目标词的情绪关联更紧密，所以更容易激活与其相似的情绪节点，从而促进对抽象目标词的识别。［21］抽象词汇负载更多情绪信息这一假设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得到印证，即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抽象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经历。比如，人们会用“自由”这个抽象词汇表达自己的积极、兴奋、开放等情绪。这一研究结果同时符合具身认知理论对抽象词汇表征和加工的相关假设，即抽象词汇的表征和加工更多地依赖于情境事件和内省信息，尤其是情绪。

五、結语

该研究考察了在线词汇判断任务中，情绪效价和具体性对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词汇加工的影响。研究发现，二语词汇的加工产生情绪效应，且二语词汇加工中的情绪效应受词汇具体性调节，具体表现为，情绪效价对二语具体词汇的正确加工有更大的促进作用，这可能得益于具体词汇与感觉运动信息更强的关联。研究同时发现，在对具体词汇和抽象词汇的效价、唤醒度等变量进行逐项匹配的情况下，受试对抽象词汇的识别比具体词汇更快，产生抽象性效应，结果支持情感具身认知观，即抽象词汇的高情绪经验信息能够在词汇识别过程中发挥明显的促进作用。该研究结果与以往的任何一项研究结论均不完全一致，但与具身认知理论关于词汇语义加工的相关观点并不矛盾，即具体词汇的表征和加工主要依赖于物质世界的感觉运动经验，而抽象词汇则更多地依赖于情境事件和内省信息，尤其是情绪。限于文章篇幅和研究者的能力，本研究并未考察受试二语水平差异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另外，未考虑习得年龄，这是已知会影响视觉文字处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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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Valence on  L2 Concrete and

Abstract Words Processing

Li Chunxia1 Yu Shanzhi2

（1.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Zhejiang Wanli University， Ningbo 315000， China;

2.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Emotional valence is known to influence word processing dependent upon concreteness. Based on the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teraction of emotion and concreteness in the processing of L2 concrete and abstract words in a highly-controlled lexical decision task. The result showed that： （1） The interaction of emotion and concreteness was not significant in reaction time， but significant in accuracy rate， and this emotion advantage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in concrete than in abstract words， with the lowest accuracy rate in neutral concrete words; （2） The main effect of concreteness was significant： abstract words were processed faster than concrete words， that is， the reaction time of abstract words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and the accuracy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crete word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emotional valence may be functionally different in the way it affects the processing of L2 concrete and abstract words. The paper analyzes and interprets the research results based on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Key words：

embodied cognition; L2 word processing; emotional valence; concreteness

责任编辑：王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