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荷

70多年前，中国社会学的开拓者费孝通将中国刻画为“乡土中国”。如今，我们既不再是“乡土中国”，又尚未完全步入“城市中国”，正处在城市化转型的重要阶段，新的问题也浮现出来：我们要往何处去？

在这个阶段，“县城”成为变数最大也最有潜力的转型单元。

城市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却也带来了焦虑、孤独、虚无、漂泊等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卢晖临，长期深耕城乡关系研究领域，在论文《迈向扎根的城镇化—以浏阳为个案》当中，他为我国“县城”的发展找到了一种同时富有理论想象力和现实意义的方案。

在实现了较高程度的现代化基础上，湖南浏阳的居民不必背井离乡，在乡村或者城镇，就能完成非农化转型，过上相对富足、稳定的生活。现代化并不一定是在城市和乡村当中做选择，它可以让我们在迈向城市的丰裕和便捷的同时，保存乡村生活的纯朴、宁静和韧性。西方的城市化走了一条“拔根的城市化”的道路，整个社会向城市转变，是“一元化的城市社会”；而在卢晖临看来，我国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路上，可以探索出一种新型的、富有人文关怀的、“城乡互构”的城乡社会。

以下是南风窗记者与卢晖临教授的对话。

“网红县城”的创造力

南风窗：在你的著述当中，我注意到有几种表述，“乡镇”“县城”“城镇”还有“基层”，请问这几个概念如何界定和厘清？我们如何理解“县城”？

卢晖临：一般我们是自上而下去看县或者县城。在今天的行政层级当中，包括县城在内的乡镇，仍然毋庸置疑属于“基层”，不过县城和其他的乡镇相比较而言，更像是一个中心镇，是县政府机关所在地，它是一个更特殊的镇，比起一般的乡镇来讲，它更加突出。每一个乡镇辐射一些村庄，县城在所有村莊的乡镇之上构成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行政机关和最高等级的庙宇往往也是在县城。可以说，老百姓的生活以县城为中心构成了“一方秩序”。上世纪费孝通先生提出一个概念“乡脚”，乡村是市镇的“脚”，今天我们讲的县城，可能辐射着几百个村庄，而后者从更广的意义上构成了县城的“乡脚”。

南风窗：似乎当下我们正在越来越关注“县城”，你对此有所感受吗？为什么有些县城能够成为“网红县城”？从“山东菏泽曹县”到“贵州榕江”到“湖南浏阳”，为什么县城进入了我们的主流视野？

卢晖临：今天以县城为中心的县域仍然容纳着中国最多数的人口，所承载的经济体量占我们整体经济体量的一半或者一半以上，而且这还是在把“区”排除掉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起到引擎的作用，但是沉默的县城却仍然占到半壁江山，这是中国社会结构最基本的事实。

这几年的“网红县城”，无论是依托互联网电商还是群众体育文化而走红，其实都让我们看到县城人民的创造力，是丝毫不亚于一线城市的。县城跟都市相比，是一个更为有机的共同体，人们在血缘、地缘关系的基础上扩充，进入一个熟人和半熟人的社会，在传统之上，进行产业经济的创新、文化互动的创新，他们的社会基础和都市不一样，展现出来的创造力风貌也不一样。

“扎根的城镇化”

南风窗：你在论文《迈向扎根的城镇化—以浏阳为个案》当中，提到基层城镇化是一种“扎根的城镇化”，可否向我们进一步解释，何为“扎根”？为什么要“扎根”？

新的创造如果越来越多，那县城可能就不仅仅是一个缓冲，它就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载体。

卢晖临：社会学是诞生于西方的学科，它面临的问题是欧美在从农耕社会转变为新形态的城市社会的过程中，人们原来的社会关系改变为契约型的、工具性的关系，原先的乡村伦理生活不存在了，导致了人的困境，比如焦虑、孤独、无意义，出现了“城市病”。这个我们叫它“拔根的城市化”。西方的学者一直在分析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看不到出路。

最近几十年，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最深刻变化是城镇化，从改革开放前的17.8%到现在的66%，而这个时候我们去做田野调查，去看那些贡献了城镇化比率的市民，他们的生活状态跟西方学者描述的不一样。如果你去县城，你会发现他们个体已经实现了非农化，但是生活状态跟原先的乡土社会还存在延续性。我们在中国的城镇化实践中看到了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未来会怎样，还不确定。

南风窗：可以把县城理解为我们从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阶段当中的缓冲地带吗？

卢晖临：我说不确定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有将近3亿农民工，主要落脚点就在县城，但是他们会不会又从县城到地级市，然后到省城，甚至到超级城市呢？社会发展的因素很复杂，而且一直处于动态当中，它有不确定性。人口从县域流出进入更大城市的趋势是存在的，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当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多数县域常住人口没有增加甚至在下降，这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除了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也存在人口的迁移。

但是这个趋势会不会趋于平缓，将来会停在平衡的某个点上，还是会加快，这取决于我们的县域产业吸引力，我们的县城教育、县城的文化生活等等。即使你要说县城作为一种过渡和缓冲，这个阶段也会很长，这么长的时间里，足够产生一些新的、我们还预测不到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变化。比如说榕江的“村BA”，它说明县城那么庞大的人口，在一定的经济条件和政策引导下，完全可能创造出独特的富有吸引力的县域社会生活。新的创造如果越来越多，那县城可能就不仅仅是一个缓冲，它就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载体。

南风窗：为什么选择浏阳作为研究个案？

卢晖临：当时我们去张家港和浏阳调研，但是相比较而言，浏阳的发达程度没有张家港那么高，我就选择了在经济发展排名上稍微靠后一点的浏阳。在浏阳的市民生活当中，我发现了很多“扎根的城镇化”的特点。

“扎根的城镇化”相对于“拔根的城市化”，是另一种类型，但它也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我没有写的张家港，在“度”上就要比浏阳更强；而中西部的县城，在“度”上可能就比浏阳更弱，那边的居民可能从乡村来到县城买房，但是需要到别的地方打工，这就出现“工作和生活的分离”。而浏阳出现了工作地和生活地合一的城镇化方式，它的普遍性意义是，我们在城镇化进程中，能够保存乡土的生活方式和群体状态，原来的农民非农化之后，不会轻易地离开自己的家乡。如果我们能在中国社会普遍化的文化和制度基础上，发展县域产业，办好县域教育，就可能使得“扎根”成为中国城镇化的一种新的普遍的模式。

理想中的县城

南风窗：像曹县的马面裙、浏阳的花炮，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具有地方产业特色的县城？我们如何去认识这些特色县城？

卢晖临：社会学上有个概念叫“同乡同业”，依托于血缘和地缘，以原来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沙县小吃、莆田打金、新化复印，一个地方的人把某一个产业（行当）到全国各地去开展，这其实能从侧面证明我们传统的乡土社会的韧性。过去我们的乡土性是在农业基础上形成的，现在这种乡土逻辑迁移到工商世界依然有效。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尤其一些与文旅相关的县城，人们愿意到那里去看去玩，欣赏某种手艺和仪式或者体验当地生活，像是河北省张家口蔚县的“打树花”，这其实跟我们本身就有很深的乡土情结有关，我们对其有认同感，是一种整体的乡土情怀。

南风窗：你为什么会在研究中特别关注教育问题？对县城发展来說，教育问题为何重要？

卢晖临：教育的问题，如果放回到40多年前，可能都不会这么重要，因为当时接受高等教育并不是我们绝大多数农民的普遍需求。但是经过40多年的发展，整个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阶段，对农民来说，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通过教育获得更好的生活，而农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县城教育如果不能为他们孩子的发展提供出口，比如有一些县城学校可能十来年出不了北大清华甚至“985”（的学生），他在这个县城生活意味着自己的孩子跟好大学无缘，这是家长不能接受的。

我补充一点对中西部的观察，相对于中西部的非农产业发展，可能教育对当地来说更重要。因为很多家长能够忍受在外地打工跟亲人分离，但他不能忍受自己的孩子上不了好大学。这种情况下，在县城扎根的模式就很难维系。从这个层面来说，教育就不光是一个公平的问题，它还涉及城镇化模式能否延续的问题。

教育就不光是一个公平的问题，它还涉及城镇化模式能否延续的问题。

南风窗：但是学生即使在有好学校的县城考出去，之后县城又会面临人才回流的问题。

卢晖临：是的，当然有这个问题。不过现在青年人才回到县城也有一些优势了，比如生活成本比较低，比如能够生活在自己的亲属关系圈子里；劣势呢，当然显性的就是县城发展机会的问题，另外就是文化生活可能不足。

过去这些年，原本只流行于大城市的咖啡店逐渐成为县城的标配，很好地满足了年轻人的需求。但是，县城要真正确立它在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上的吸引力，只靠简单引入都市的元素是不够的。如何充分挖掘地方文化和乡土性的独特资源，探索出接地气又体现现代气息的生活形态，是每一个县城都应该有的抱负。其实我们的老百姓是很有创造性的。

南风窗：如果说存在一种理想中的县城，你觉得它是什么样的？

卢晖临：在农耕时代，百姓居住劳作在乡村，县城是为乡村提供服务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今天我们已经从农耕社会进入工商社会，县城当然也要因时而变。一个理想中的县城，首先应该有一定的非农产业支撑，为百姓提供丰富的就业岗位，它还应该是公共服务的中心，满足百姓在医疗教育和文化娱乐方面的需求。县城成为县域百姓安居乐业首选的家园，而更重要的一点是，进入县城的农民，能够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去编织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他们走出村庄，走出那个由血缘和地缘纽带构筑而成的小圈子，却并不接受进入陌生人社会的后果，他们将在既有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在以县城为中心的更广大的世界里，构建一个既是现代的，又是伦理的社会。

当然，我理想中的县城还必须解决人情社会可能带来的问题。一些从小镇来到都市的年轻人，受不了都市的人情寡淡，不喜欢都市的“卷”的生活，选择回到家乡工作，却往往因为没有过硬的关系，在职位升迁和事业发展等方面遭受不公平对待而最终又逃离家乡。如何为人情社会构筑一道防火墙，建立起公私分明的现代规则，是建设理想县城无法绕过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