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乐军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507）

唐代士宦矛盾承秦汉以来社会观念影响，多是政治生态发展的结果，是唐代社会痼疾中持续最久、影响极大的社会动荡因素。其发展态势紧随政治形势变化和士人群体舆情，士人人生观感和仕进选择均可多方位呈现。具体说来，唐代宦官群体引人瞩目始自玄宗时，经过代德二朝的发展，已渐成尾大不掉之势，至宪宗之死达到第一次高潮；再延至穆、敬、文三朝，宦官集团屡酿血案，至文宗甘露之变发展到极致。晚唐时强藩崛起，权力很难再过多集中于朝廷之手，权宦们的影响力自然有所下降。士人们据时而动，虽有一些抗争和不屑，但依然难逃权宦的打压。这样，恐惧和疏离成为士人们的主要选择；当然也会有个别趋附之徒，士林的口诛笔伐使得这小部分异类声名狼藉。

一、高力士发迹与“脱靴”形象演绎

秦汉以降，宦官为祸不绝于史。唐初鉴于此，便积极防微杜渐。《新唐书》载：“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为之长，阶第四，不任以事，惟门阁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1]4473又《资治通鉴》载：“天后虽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时，嬖兴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余人，然衣绯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倾心奉之，即为太子，奏为内给事，至是以诛萧、岑功赏之。是后宦官稍增至三千余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2]1360玄宗敢于突破祖制，重赏宦官群体，关键在于高力士等宦官忠心不二，在其夺位过程中立了功。登基后，玄宗需要高力士这样的近侍维护皇权，而且与外朝士大夫和宗室相比，近侍宦官对皇权的依附性高，威胁性小，是最佳的不二人选。由此宦官集团逐渐成形，有了统一的利益诉求，逐渐发展成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势力。

高力士发迹情形，诸书记载颇多，此处不予复述。有意味的是，其作为当时宦官集团的顶流人物，与士人李白同时且曾共侍玄宗。在唐代士宦矛盾不断发展的态势下，二人无论有无真实交集，作为士宦双方的流量明星，被后世推到前台作为交锋的标志性人物看起来都是不可避免的，而最精彩处莫过于“脱靴”这一焦点情节的演绎。李白同时代或稍后文献均无记载，据考，应属杜撰。[3]此事最早见于《唐国史补》：“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乐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出之。”[4]163此书作者李肇是宪宗朝官员，书作于穆宗长庆年间，正是宪宗不明不白地死于宦官之手后。此前士宦矛盾略有一段缓和之时，但宪宗之死使其重新绷紧起来。士人们恐惧和愤怒兼俱，却又无法战胜权阉，只能在诗文杂记中稍抒郁闷。选择高力士这一旧时巨宦作靶子，风险小，再加上李白的名气和放荡不羁的形象，正好作为替士人发泄愤懑的代言人，至少也能用文字打击一下宦官们的气焰。

上文中，李肇所记“脱靴”一事发生时，玄宗态度果断，脱靴动作尚未发生就将李白叱出，避免了高力士的难堪。对“脱靴”情节有进一步发挥的是段成式《酉阳杂俎》一书。该书前集卷十二《语资》：“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亡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4]644此书中的李白形象有了提升，不再是前书中被赶出的狼狈样，而是一派仙风道骨，连玄宗也为之倾倒。善于察颜观色的高力士也就失了威势，面对李白的突然指示，竟然无暇思考就快速完成了“脱靴”动作。事后虽有玄宗通过贬低李白来安慰力士的话，但名士御前羞辱权宦这一经典流传文本已告完成。

至唐末，高力士作为权阉形象基本成型。李濬《松窗杂录》详载李白为玄宗和贵妃进诗后，高力士谗之：“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谓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4]1213这里已将“脱靴”当作真事自然写来。李濬生活于咸通后，懿宗、僖宗朝权宦当道，其头目田令孜更挟持僖宗奔蜀，士大夫群体痛恨不已。书中将高力士描述成一个睚眦必报且又能成功陷害贤良士人的权阉巨宦，影射之义明显，也表达了作者内心的不平。高力士这一唐末形象也可从其他诗人作品中得以证实，如贯休，虽为僧人，却颇具儒家入世情怀，《古意九首》其八：“常思李太白，仙笔驱造化。玄宗致之七宝床，虎殿龙楼无不可。一朝力士脱靴后，玉上青蝇生一个……”[5]361，直言“脱靴”发生后，李白受人谗害，如同白玉生蝇。可见到了唐末，以高力士为代言的宦官群体形象在士人笔下已万劫不复，士宦矛盾趋于无解，宦官被强藩尽诛之后也就更不可能翻身。宦官这种在士人笔下固化的脸谱式形象深刻影响了士人的仕进选择，对宦官的恐惧和疏离成为终唐之世的主流做法，也成了绝对的政治和道德正确，敢于接近者有可能成为人生污点，胆敢攀附者则更有可能身败名裂。

二、士宦交往与碰撞的时代选择

宦官掌权虽自玄宗朝，但高力士并非擅权之辈，其与士人矛盾并不突出。安史之乱后，一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北梦琐言》云：“唐自安史已来，兵难荐臻，天子播越，亲卫戎柄，皆付大阉。”[4]1858这是总其情形，《新唐书》论之更详：“肃、代庸弱，倚为扞卫，故辅国以尚父显，元振以援立奋，朝恩以军容重，然犹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惩艾泚贼，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军委宦者主之，置护军中尉、中护军，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迁，政在宦人，举手伸缩，便有轻重。至慓士奇材，则养以为子；巨镇强籓，则争出我门。小人之情，猥险无顾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则无威，习则不疑，故昏君蔽于所昵，英主祸生所忽。玄宗以迁崩，宪、敬以弑殒，文以忧偾，至昭而天下亡矣。祸始开元，极于天祐。”[1]4473此段将安史乱后宦官专权分为两阶段，肃、代之时，虽李辅国、鱼朝恩、程元振权力极大，但还未能完全掌控军权；德宗因叛乱陡生，官员萎弱，军将离散，不得不委信宦官掌禁军。而从实际效果看，宦官们还真的能担此重任，不仅成功招抚军将平叛，还能对皇帝忠心不二。这样，德宗的亲身感受便是：士大夫群体在悠关朝廷生死存亡之际是无能的，更无法保护皇帝的安全，真正值得信任的还是身边这群家奴。这一认知改变了整个中唐以后政治格局：士宦矛盾由于有了皇帝的成见，宦官集团掌握了很大的权力，士人群体则一再避让。所以直到唐末，屡屡见到的是权宦高举的屠刀和士人惨痛的记述，尽管有文宗君臣试图诛除权宦的努力，结局却是招致报复而惨不忍睹。

唐之士宦矛盾核心问题在于权力分配，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基本是个死结，但二者并非一直是水火不容，在达到某种平衡时是可以缓和的，甚至还会有些交往。贞元十三年（797），韩愈作为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幕推官，奉命作《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称赞俱德才兼备，能为国分忧，受人敬仰。此文后世论者多非之，认为是在媚附权宦，为个人前途铺路。蒋凡通过辨析，认为此文不过是一般送行程文，且主要是奉恩公董晋之命所作，其与俱并无过多交往。[6]50-54此论确是。德宗朝，宦官立功于朝廷为显见事实，士人群体不得不承认和接受，无谓地激化矛盾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招致帝王的厌弃，更何况也没有挑起矛盾的政治土壤。俱文珍个人功绩颇著，不能因为其是宦官就认定其必定是恶人，这与史实是严重不符的。唐代宦官来源复杂，并非全是不学无术之徒，且宦官自小入宫后还能够接受教育，忠君爱国思想的灌输是应有之义。退一步说，如果说权宦们全都是攫取了权力的无能之辈，又如何能成为满腹经纶的士大夫群体之强劲对手？再回到韩愈本身，在八年后的永贞革新当中，他是反对二王的做法，并与友人柳宗元意见对立，但这并不表明其赞同权宦俱文珍等人的做法，在编《顺宗实录》时，他直书禁中罪恶，还惹怒了宦官。可见韩愈对待宦官态度，是在德宗朝士宦矛盾发展态势相对缓和的情况下就事论事的选择，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才是难能可贵的。与韩愈类似情形的还有元稹和王建。元稹拜相往往被认为是攀结权宦才得以上位的非正常结果，实为冤枉。据咸晓婷考，元稹与宦官崔谭峻和魏宏简的交往，不过是正常的工作往来，但由于其无端陷入与裴度的个人恩怨之中，被李逢吉巧妙利用加以挑拔，才招致物议。[7]112-117这也从一侧面反映出士宦矛盾哪怕有些许缓和，但基本对立态势是不可能改变的。这一态势也反映在王建与大宦官王守澄的交往上。王建与王守澄联宗，兄弟相称，按当时王守澄权势完全可能提拔王建骤登高位，但据贺忠考，王建实际上不过是与之闲谈宫中琐事并为创作宫词提供素材而已，并未在仕进上占多大便宜。在王建心中，宦官本不应有多大权力，并在王守澄面前言及东汉党锢之祸，引起王守澄不满，王建只好以《赠枢密》诗自解，好在最后得以全身而退。[8]531-535

德宗朝宦官有救驾之功，宪宗朝宦官有拥立之功，穆、敬、文三朝帝王也都是宦官主导下继位，所以帝王对宦官的态度直接影响士人的选择。在文宗朝甘露之变发生前，士宦矛盾尽管暗流涌动，但还不至于撕破脸皮。士人为了个人仕进或者权位，与宦官虚与委蛇也好，倾心交往也罢，都在表面上维持了双方起码的体面，内心的不平有时委婉地通过诗歌创作抒发一下，这样也不会引起宦官集团的太大反感。如韩翃著名的《寒食》诗，以汉之“五侯”喻今之新贵，就有讽刺德宗过分宠信宦官之意。白居易感“宫市”伤民，作《卖炭翁》等诗讽之。这样的过招显然是温和的，在帝王仍然宠信宦官的背景下，士宦矛盾呈现的并不激烈，发生正面冲突还为时过早，士人们的选择可以理解。

中唐士宦矛盾在德、宪、穆、敬四朝虽未到激烈碰撞程度，但发展态势明显，宦官集团由专权、弄权直至废立皇帝，士人群体的愤怒也在不断增加。文宗大和二年（828），制举贤良方正科试，士子刘蕡策文直指朝政腐败和宦官专权问题之严重：“陛下宜先忧者，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接着直斥宦官窃取权柄，弄权乱政：“奈何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祸稔萧墙，奸生帷幄，臣恐曹节、侯览复生于今日，此宫闱将变也。”[9]7720这无疑给朝政投下一枚炸弹，引发士宦矛盾从幕后走向台前，激烈程度也臻于空前。文宗虽由宦官策立，但一直想有所作为，此次亲试制举，就是想选拔才德士子为己所用，以图掌控实权，振兴朝纲。刘蕡此文，实合文宗之心，但对于文宗来说，实在是太早了，他还未找到可用之人为其效力。

中唐士宦矛盾发展态势表明，二者之间矛盾的缓和是暂时的，甚至只不过是人们的愿景；双方的较量才是真实的，刘蕡的策文适时撕去了双方的伪装，碰撞的到来不可避免，结果就是“甘露之变”这样惨剧的发生，给了人们无法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答案。至此，士人群体由震惊、恐惧慢慢陷入心如死灰般的沉寂，以白居易为中心的东都文人群体更是在错愕之中开始明哲保身，李商隐仍用其晦涩手法表达自己的伤痛，杜牧、张祜等人的反思和呐喊也显得曲高和寡。确实如此，碰撞之后胜负立分，全身远祸才是此时此刻人生第一要义。

三、攀附权宦者的个人考量及仕途影响

清人赵翼言唐之宦官为祸情形，可谓痛心疾首：“东汉及前明宦官之祸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10]383身处中晚唐这样的时局中，士人们在追求个人仕进时，不得不把这样的背景考虑其中，特别是在宦官能够影响到自己的前程时，是坚守底线还是顺势而为？唐代社会士宦矛盾明显，大部分士人在追求仕进时出于声名考量，一般不会主动去攀附权宦，但这是在没什么把握的情况下。如果现实的诱惑就在眼前，攀附成功就会有直接的收益，那可能就另当别论了。

后世论唐之权阉，为祸最巨者莫过于仇士良。此人甘露之变中屠戮四宰相和数百朝官及士子，并在武宗登基后仍能杀杨妃、安陈二王，可谓势焰熏天。可就算做下如此恶行，他仍能善终，身为朝官的郑薰为其撰《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谀之曰：“举策画若应神明，阅簿书无逃心目。而又精鉴，冠绝当时。门馆宾僚，荐延功行，必求明德，用辅圣朝。则有秉忠正之心，荷匡赞之任，才表正佐，出为国桢，康济群生，辉华四海者矣。”[9]8273这样一个恶宦，竟被吹捧成忠心国事、方正贤德之辈。仇死于武宗朝，武宗顾念其拥立之功，当时并未穷究其恶，郑薰如此下笔，自然有配合朝政之意。何况唐人有谀墓之风，这样写也不算什么大错，哪怕仇死后翌年就被削爵藉家，但从后续发展来看，郑薰仕途并未受到多大影响。

甘露之变是唐代士宦矛盾发展到极点的标志性事件，自此至唐末朱温尽杀宦官时，士宦矛盾便再没有缓和的时候。士人多对宦官痛恨，只是未找到下手之机。宦官群体深知外朝士大夫的仇视心理，为求自保，更加剧了擅权作恶的步伐，并再出现田令孜这样掌控皇帝的巨阉。当此之际，仍有士子为求仕进，不惜名节而攀附之，在士林中留下骂名。《唐摭言》卷九有《恶得及第》条，录于梲、裴思谦、黄郁、李瑞四人。关于于梲，笔者详考，认为其乃咸通宰相于琮之侄，也就是著名诗作《贫女》作者秦韬玉。其攀附权阉田令孜，谁知弄巧成拙，陷于人事纷争久不得登第，一直到僖宗为田令孜挟持到四川后才特赐及第。[11]24-27裴思谦依恃仇士良登第，其嚣张之状令人生厌：“高锴侍郎第一榜，裴思谦以仇中尉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明年，锴戒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怀士良一缄入贡院；既而易以紫衣，趋至阶下白锴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锴不得已，遂接之。书中与思谦求巍峨，锴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思谦曰：‘卑吏面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锴俛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思谦词貌堂堂，锴见之改容，不得已遂礼之矣。”[4]1656这一段描述，既见权阉势大，也见朝臣俯首，亦显裴强夺状元的无赖相。不过其后来官运平平，但也无甚大恶，倒是黄、李二人，攀附田令孜，虽都登第，却在文德年间“俱陷刑网”，应该是未得善终。攀附田令孜的，《唐语林》卷四《企羡》记有五人：“又‘芳林十哲’，言其与宦官交游，若刘晔、任江洎、李岩士、蔡铤、秦韬玉之徒。铤与岩士各将两军书题，求华州解元，时谓“对军解头。”[12]而《唐摭言》载沈云翔、林缮、郑玘、刘业、唐珣、吴商叟、秦韬玉、郭薰八人，接着道：“咸通中自云翔辈凡十人，今所记者有八，皆交通中贵，号芳林十哲。芳林，门名，由此入内故也。然皆有文字，盖礼所谓君子达其大者远者，小人知其近者小者，得之与失，乃不能纠别淑慝，有之矣。语其蛇豕之心者，岂其然乎？”[4]1658这两段对于“芳林十哲”士子的记录，目的就在于录其攀附交结权阉行为，并作为士林耻辱来警戒其他士人，但出语尚有分寸，并不认为这些人是十恶不赦之徒。

攀附权宦者为士林所不耻，体现了晚唐特别是咸通后士人群体对宦官为祸唐王朝数百年的痛恨，进而形成了逢宦必反的心理态势。这样的社会舆情，有时也会伤及无辜。《唐摭言》卷九有《误掇恶名》条，就是载其乌龙之事，涉及士子有华京、刘纂、杨篆三人，由于引文较长，故概述之。华京曾在大梁时与监军宦官面熟，后二人在京师相遇，拱手招呼一下，竟引起士林非议，仕途受阻。刘纂与一医者比邻而居，医者时贫，刘常周济之，不知道其是权宦吴枢密使门人。医者后为京兆尹诊病，言及刘纂未第之事，颇有不平之意。京兆尹知医者是这位权宦门人，认为是权宦意，解送时将刘纂取为解元。没想到事情传出，主司恶之，多年难以登第。刘篆在淮南幕，游水失衣，为监军宦官李全华所知，即送来华衣，后来登第为官后，此事竟被同事揭发，不仅贬官，一生都仕途不顺。[4]1652这三人本未攀结权宦，只是误打误撞与之有了莫名其妙的关联，竟也招致士林非议，可见唐末士宦矛盾的尖锐程度。

四、结语

要之，唐代士宦矛盾的基本面无本质改变，对立乃至冲突时有发生。虽有表面上的缓和之时，也不过是风雨来临前的小片晴空。中唐之时，二者的交往和碰撞既是试探，也是势力的较量和再平衡。晚唐甘露之变打破了这一脆弱的局面，士人群体损失惨重，尽管大部分士人仍能坚持节操不向权宦妥协，但仍有部分士子为了仕进而不惜攀附，这样的行为自然招致士林抨击，但由于宦官势力的强力存在，他们的仕途似乎也没有全然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