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婷元

中华美学精神作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的“显学”，同时观照着文化理想与艺术实践，是中国精神、民族意志在审美观念、方式上的显现，推动着中国当代美学的传承创新、建设发展，兼备现实指导意义与未来导向价值。美学作为“艺术哲学”，其精神显现与艺术创作是分不开的，正是在具体的艺术作品中，审美趣味得以彰显。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杂技亦是体现艺术创造力与实现中华审美追求的重要载体。杂技作为古老的传统艺术形式，与中国古典艺术、古典美学的发生发展相伴相生、同根同质，其艺术特点在诸多方面恰与这些美学追求相一致，于哲思理念、精神趣味、艺术标准、审美追求等多维度“同气连枝”。

同时，对中华美学精神的挖掘与集成，并非是抽象的、概念的、“不接地气”的课题论争、学术研究，而是在深入理解其内核内涵后，将其作为创研追求目标与实践参照标准。而此种衡量艺术的指标与艺术追求的目标，同样是新时代杂技艺术重构自身、创生突破的“参照系”。在艺术美学的机理中内化深究杂技的历史传承与当下新创，充分发挥杂技艺术本身的活力、生命力，赋予其富有时代新意的理念，是新时代杂技艺术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契机。

另外，中华美学精神并非“闭门造车”的死水，而是与当代审美追求相一致、相应和的，在这一点上，它与中国杂技的历史流变再一次实现了同频共振：从宫廷流入“瓦舍”，从乡野走向舞台的婉转流变，构筑了中国杂技的特殊“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