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增宝

巴金和沈从文是一生的老友。他们于1932年相识于上海，此后，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文学创作上，二位文学大家都是相互关心，相互激励。目前所见二人往来书信并不多，《巴金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仅收致沈从文信三通，《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所收致巴金及夫人陈蕴珍（即萧珊）信也在十通以下，且二集所收皆为整理本文字，并未提供原札影印件。2009年，陈建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信函卷》出版，其第一辑中收入了巴金致友人的一批书信，其中有致沈从文手札三种。摩挲笔迹，旧事重温，益发使人感慨二人之间无拘无束的珍贵友谊。

其中有一通书信，作于1942年6月4日，时值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大片国土沦陷。1942年4月，中国入缅远征军全线撤退，日军沿滇缅公路直犯怒江，国民政府命令进攻部队撤回怒江东岸，固守防线，自此，滇西战事进入对峙局面，巴金于信首所说“滇局转安”，即指这种形势。当时沈从文正在昆明，巴金希望他能够“在平静的快乐中打发日子，多写点好文章出来”。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沈从文逃离北平，于1938年4月到达昆明，1939年8月受聘于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开设“国文”“各体文习作”等课程。跑空袭警报是家常便饭，时时感受到战争的危险，生活条件也大不如前。

战争期间，百姓流离迁徙，类如蓬转。巴金为了《烽火》《文丛》等杂志编辑及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丛书、丛刊出版工作及社务活动，辗转于上海、香港、广州、武汉、昆明、重庆等地。1941年9月，巴金到桂林，筹建开办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办事处。因陈蕴珍在西南联大读书，巴金时常来昆明，偶与沈从文见面，虽然时间不长，但两位老朋友得以再续友谊，他们在小饭店里吃米线，一同出游，一同跑警报，也一同看见了空袭中的炸弹和尸体。巴金于1942年5月赴成都治牙，致沈从文的这封信即作于此间。信中谈及时局、出版、个人努力等诸多事体，细述琐琐家常，备见二人友谊真情。

沈从文到昆明后，虽然仍是编书、教课、写文章，但战时物价上涨，家庭生活已不如从前宽裕。好在有巴金帮忙，克服战时纸张、印刷困难诸问题，设法在重庆印了张兆和的短篇小说集《湖畔》，在成都印了沈从文的散文集《昆明冬景》。巴金在信中还特别问及《长河》的出版打算，这正是沈从文当时的一大困扰。因《长河》内容涉及湘西少数民族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诸问题，小说在香港《星岛日报》连载时即被删节，1942年重写书稿准备在桂林明日社出版时，又被国民党检查机关以“思想不妥”为由全部扣留。经辗转交涉，由桂林、重庆复两度审查仍无法出版。巴金说希望用帮忙印书的方式“逼几个熟朋友多写点东西”，其实这何尝不是帮忙沈从文解决最现实的生计问题？

身处乱世，仍要认真地做事、做人、生存，这是两位朋友的共同信念。巴金在信里说：“对战局我始终抱乐观态度。我相信我们这民族的潜在力量。我也相信正义的胜利。在目前，每个人应该站在自己的岗位努力，最好少抱怨，多做事；少取巧，多吃苦。”当时的沈从文也在思考文学与民族的命运问题，其《文学运动的重造》（1942）一文，对文学的过度商品化和作家的纯粹清客化现象进行批评；同时也指出希望所在：“职业作家中少壮分子，更有不少对文学抱了一种远大憧憬，心怀宏愿与坚信，来在艰苦寂寞生活中从事写作的。”这些作家中就包括茅盾、丁玲、巴金等人。其实，早在《一般或特殊》（1939）一文中，沈从文就对“抗战八股”文学的政治化倾向提出批评。他认为文学创作的特殊性不应混同于抗战宣传的一般性：“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将来是一般的。”这一观点曾受到左翼作者的尖锐批判，如巴人认为沈从文“这一毒计”已经超过了梁实秋的“抗战无关論”。巴金在此信中则极力肯定老朋友的意见：“自己走自己的路，不必管别人讲什么……你那埋头做事的主张，我极赞成，也盼你认真做去。”国家民族存亡忧患之际，每个人都“埋头做事”，抗战成功与社会进步，其转机实在于是。

巴金此札写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成都办事处”的两页纸笺上，每页12行，四周有边栏，竖行界格，毛笔行草，天头处有关于“我在此医牙”的小字补述语。在现代文学馆所公布的这一批巴金手札中，另有致冰心、陈荒煤、李健吾、汝龙等人若干通，多用钢笔写就，虽然也是自由飘逸的书风，但硬笔书写的线条容易流于单一，缺少粗细、轻重的变化。巴金致沈从文的这三通书信，皆用毛笔写就，用笔也颇为讲究。沈从文于书法素有专攻，章草风流有别裁，巴金给这位胸怀“胜过钟王”壮志的老友写信时，或许也隐隐有一种以书法对等交流的意识。此札整体上给人飘逸洒脱之感，结体收放自如，点画精熟谨严，却多有放纵之意。一字之中，有时突然宕出一笔，而别生出一种潇洒姿态。其长横的书写最见个性，用笔多从极左侧空中蓄势，果断入纸，向右上斜向疾行，落笔之初即大胆越出当前界格。如“事”“不”的起笔，“我”“景”中间的横笔，“写”字的末笔长横，等等，皆刻意发力，笔势开张舒展，有力量感，有英武气。信札纸面密密麻麻的文字布局中，忽飞来长剑似的一横，警拔独秀，如诗之诗眼，为全篇增添一股豪放气势。当然，这种气势是蕴含在信札整体的飘逸风格中的。巴金写信时应是处于一种愉悦自由的心境当中，信笔由之，随心所欲，所以章法上摇曳多姿，连带自然，用笔酣畅淋漓，颇似两位老友的交往风格：有话就交谈，无话便沉默，自由自在，无拘无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