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俊峰

像一锅岁月的馒头，终于等到揭盖的时候，三十多年前的一个疑问，今朝真相大白。我坐在小小的会议室，见到吕海生、柏太子，没有丝毫陌生感，就像见到久违的战友。情感的水蒸气蒸腾开来，将我彻底笼罩。我开门见山：“说说搬迁进城前的那一段军工生活吧。”柏太子说：“那时候真是太苦了。”说完这句，70多岁的柏太子哽住，说不下去了。吕海生将脸扭向窗外，半晌不回头。

我的心猛然一震。柏太子的话一下子让我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恍然如梦。如今时过境迁，我早已习惯浮华对岁月的掩盖、淡忘和漠视。然而，此时此刻隐隐传来的鼓角争鸣，声声击打我心，有一种遥远的疼痛。

1

我忘不了小三线军工凤凰涅槃的新生。一切都像是命中注定。从大山深处搬迁出来的军工厂，像迁徙的远古部落，职工们拖家带口，离开扎根二三十年的大山，带着历史的尘烟，带着生产设备和生活必需品，向着遥远的城市艰难进发。

这是一次长征，是时代与命运的转折，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当年，父辈那一代人以千军万马之势扑向大山戈壁，甘当一粒石子，默默无闻地燃烧生命的激情，苦筑国防长城。后来，他们完成使命，从大山撤离，向历史谢幕，军转民寻找新生的起点。跟随他们撤离的，还有我们这些自小在山里长大的军工二代。一切来得突然，令人猝不及防。

那时的合肥，远没有今天的规模和繁华，却成为皖西大别山多家军工厂渴望已久的归属地。柏太子、吕海生所在的皖东机械厂，职工和家属以朝圣般的信念，向合肥眺望，仿佛那里有一座明亮的灯塔，能照亮他们的灵魂和脚下的路。距离合肥不过一百公里，如今开车只需一个多小时，他们却整整走了十多年。

那是无法言说的痛。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军工厂要搬迁至淮河岸边的蚌埠市。我在搬迁筹建处干过半年，天天跟着领导找市长，跑规划局、设计院、供电局。开车路过一片荒地，有人说，皖东厂也要搬到这里，瞧，那就是皖东厂的新址。可是，我一直没有见到皖东厂的人。后来听说他们改变目标，要搬往省会合肥。90年代初，我调到合肥，我父母所在的工厂也顺利搬迁合肥，仍然不见皖东厂搬迁。“皖东厂职工在给当地农民打工”，这些道听途说来的消息让我震撼，我半信半疑，却无法去了解真实。

如今，小三线军工企业成为历史，皖东厂也不复存在，对那段往事的真实回放、军工精神的承继，成为我无法释怀的责任。

2020年9月，安徽省国防工业工会举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三线精神”军工文化霍山行活动，省国防科技工业文化协会副秘书长钟宁听了我的想法，立刻让于长胜帮我联系皖东厂的老职工。胖胖的于长胜笑着对我说：“我就是从皖东厂调出来的，对那段历史也非常熟悉。”

2

1965年7月，在大别山东麓的舒城县山七镇小河村，皖东厂开始筹建，翌年5月破土动工。1970年9月，产品通过国家鉴定，开始批量生产军工产品。

进入新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建设成为社会中心，中国向世界宣布裁军一百万。在时代大潮下，小三线军工的军品任务锐减。皖东厂的军品任务只有一点点，后来比一点点更少，只能生产一些训练用弹或拍影视剧用的无弹头空包弹。到1987年，军品任务为零。曾经的省国防工办大庆式企业，顿失昔日风光。

没有任务，就没有效益，全厂五千多人陷入生活困顿。人要吃饭，企业要搬迁，皖东厂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

搬迁进城，恰如当年“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开拓进山，同样意义非凡。当年建厂，是以举国之力为保证，如今进城却要凭企业的自身实力。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考，像一个基本不会游泳的人被扔进奔腾的长江，全靠自己扑腾。

皖东厂开始生产童车和兰花牌自行车。兰花牌自行车一度行情看好，供不应求，得批条子才能买到。想一想也是，以軍工技术生产出来的钢圈，一次成型，质量过硬，上海自行车厂都慕名前去定制钢圈。

然而好景不长，兰花牌自行车不知怎么转让给了兄弟厂，皖东厂开始生产荷花牌自行车。兰花，荷花，一字之差，气运好像就变了，再也没有之前的红火。至于兰花牌转让的原因，被说成是兄弟单位的互助。对此，皖东厂人无语，继续发挥聪明才智，寻找新的拳头产品。

他们和上海大隆厂、天津大港合作，生产石油磙子链。他们生产的链条拉力大，很快赢得市场。干了两年，不知啥原因停产，改为生产双管、射钉枪。双管是给其他军品配套用的一种零部件，射钉枪是民用产品。好在天佑皖东，这两种产品销路都不错。遗憾的是，这不错的两种产品后来也被兄弟单位“互助”去了。

皖东厂变得两手空空，无米下锅。职工们困惑不解，议论纷纷。有人自嘲说，皖东厂就是一个民品研发基地，研发成功都给了别人，自己倒成了一个穷光蛋。

依靠不断研发民品，厂子支撑到1992年6月。7月，“口袋”终于空瘪，再也不能按时发工资。工资推迟一两个月是常事，后来干脆推迟一年多。“弹尽粮绝”之下，上级多方协调筹措过来的资金，只能给坚守岗位的职工每月发40元，不上班的职工每月发20元。这几十元勉强可以买点糊口的粮和蔬菜。

那时，于长胜在车队开车，日子要好过得多。

山里交通不便，职工出山非常困难，驾驶员吃香的喝辣的，成为热门职业。厂里需要的生产资料、生活必需品都是车队从省城转运站拉回来，驾驶员借机帮当地人拉沙子。合肥城正值建设，修路，盖楼，沙子正好卖进城里。拉一车沙，可挣35元至40元。于长胜每个月去合肥二十七八趟，每趟交给车队一点管理费，剩下的归己。除了拉沙，他们还帮人往外拉木材、门窗、毛竹、石头。大山是一座宝库，藏着多种宝贝。

厂里发不出工资那年，于长胜托关系调进了省城。能走的都走了，生活到了生存的地步，活下去便是朴素的意义。

然而，大部分职工的日子就没有这么好过了。

3

有技术的职工纷纷进城帮人打工，另谋生路。没有技术或家庭拖累走不了的，只能窝在厂里。厂区就巴掌大一块，一个穷山沟，能生长出什么金子来呢？皖东厂像一艘落了帆的孤船，困在茫茫大海，船上的人一边自救，一边等待救援。

有人从沙子里看见了更值钱的铁沙，开始沙中淘铁，将铁沙晒干，一斤能卖一毛钱。捞铁沙很简单，把吸铁石绑在棍子上，在沙堆里不停地搅动，铁沙像着了魔，黑芝麻粒似的层层聚集于吸铁石上。

吕海生的岳父母也捞铁沙。

吕海生6岁跟随父母进山，在军工厂长大，高中毕业去参军，退伍后在皖东厂保卫科当干事。厂里没有生产任务，保卫科却是一切正常，重点岗位保卫人员仍然全天候值班。空闲下来，吕海生就去帮岳父母捞铁沙。他发现岳父母弄来的吸铁石太小，吸力不大，就想法去弄一块大的。

搬迁去马鞍山的一家军工厂，职工被打散分到多家单位。吕海生的亲戚正好分在一家磁性材料厂。他请亲戚帮忙搞到一块大吸铁石，往沙堆里一放，果然威力巨大，战果明显。用这块大吸铁石，吕海生一天能捞五六十斤铁沙，颇有成就感。

与吕海生相比，柏太子吃了更多的苦，受了更多的累。

柏太子从部队退伍进厂。没有军品任务那年，他才三十多岁，两个孩子，大的上技校，小的读小学，老婆无工作，全家依靠他四十多元工资生活。军工的优越感一下子烟消云散，不复存在。柏太子打枪、站岗是行家，却不会车、刨、钳的技术。他能做的，就是争取上夜班，好腾出白天去附近窑厂打工。进厂时，他没想过自己的手脚还会再沾泥巴，现在不仅要沾泥巴，甚至比当兵前的农家日子更苦。

他深知土地的好处，有土地就有生活，可是他在军工厂没有土地。这个被当地农民羡慕了许多年的工厂“老大哥”，此时非常羡慕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伯伯”。他不得不放下身段，穿着工作服给“农民伯伯”做砖坯。

做砖坯是半机械化操作，他只需要把砖坯从传输皮带上拿下来，垒在独轮车上，推到空地，层层码起，通风晾干。一块砖坯挣6厘钱，他一天多则能挣十七八元，少则几毛钱。

他打赤膊，穿大裤衩，大汗淋漓地搬砖坯。一辆独轮车能摆三板子砖坯，最少有180斤。刚开始他不会推，力量跟不上，技术也不行，走几步就会歪倒。后来熟练了，掌握了平衡，才走得顺畅。上坡下坡，掌控起来全凭力气，没有力气推不动，下坡也收不住脚。他出大力、流大汗，每天累得筋疲力尽，睡倒就爬不起来。

周围有好几家窑厂，柏太子挑一家近的，跨过门前的小河就能到。在窑厂干活儿，一个班最少12个人，分工协作才能运转。柏太子中午回家匆匆吃口饭，饭碗一撂，拔腿又走。周围窑厂干活儿的都是皖东厂职工，农民嫌窑厂的活儿太脏太累。柏太子说：“没办法，一家人要生存，必须要干。”

窑主知道三线厂已是落魄的凤凰，迟早要飞（搬迁），就故意拖欠工钱。他们拿窑主也没办法，毕竟还有国企职工的修养和风度。直到现在，窑厂还欠着柏太子的工钱，成了死账。

在窑厂打工累，挣得却多，只是不稳定，时常停产。窑厂没活儿时，柏太子就去帮农民插秧、割稻、砍柴、扛树，只要给钱，啥活儿都干。

往山下扛树，大树他能扛一棵，小树能扛两棵，走一段山路，便累得呼呼喘粗气。按重量给钱，100斤挣5元。路上要歇多次，用一根带丫的粗棍顶着树，腾出肩膀，扶树站着喘息。木棍与肩膀要差不多高，停下或再走，比较省力气。湿透的衣服被山风一吹，寒凉彻骨。肩膀磨起水疱，水疱烂过几回，成为硬茧，也就不再起疱。他感觉自己像一块火红的铁，在汗水中、在风中淬火，然后变成另外一个坚硬的柏太子，一个连他自己都感觉到陌生的顶天立地的汉子。

收获的季节，柏太子和工友一起去给农民割稻。七八个工友，和农户谈好价格，就动手下镰。割稻沙沙响，跳跃着，欢乐一片。收割、挑运、脱稻，然后颗粒归仓，一条龙下来，能挣二三十元，几个人平分。他们常常是挑灯夜战，一鼓作气干到天亮。

说实话，手上在干活儿，心里却不是滋味。想当年工厂风光，附近农民想尽办法进厂做小工，盖房、修路、搞卫生，挣个活络钱。如今，他们要给农民兄弟打工。想不通也没有办法，生活会让人想通。柏太子有了境由心转、转念成佛的体验，生活变得天高地阔。

柏太子的妻子也非常勤劳。春天帮农民摘茶，一天能摘七八斤茶草，挣七八元。春夏帮农民插秧。柏太子插秧比不过妻子，干一会儿就腰酸腿疼。妻子比他有韧劲儿，能坚持，手也灵巧。

一天深夜，妻子见柏太子没回家，就替他去厂里站岗值班。值班人员配有一把半自动步枪，防人盗窃。之前，就有人把仓库的厚墙挖了一个洞。

大山之夜，漆黑沉沉。岗亭的灯光像大海上的一盏孤独航灯，承受着风浪与黑暗。黑夜生出无数的恐惧，直往她心里钻。她攥着枪，像攥着一根烧火棍。坐在岗亭里，她看不见黑夜，只看见眼前稀薄的一豆灯火，身子不由自主地发抖。之后，她再也不敢去岗亭帮丈夫值班。

我见到柏太子时，他已经七十多岁。吕海生说话时，他默坐喝茶，听着，不发出任何声音，像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潜伏者。他瘦高个子，肤色微黑，身板坐得挺直。待吕海生说完，他沉默半晌，说了一句“那时候真是太苦了”，便忍不住抹泪，半晌不能语。

他从小没怎么干过体力活儿，没想到临近中年竟补上了这一课。他咬牙坚持，希望这一段艰难快快过去，早日柳暗花明。他期待有人领着他们奋勇向前，蹚出一条生路；他期待早日搬迁进城，让一切走向正常。“如果失去了希望，一天都难以坚持。”柏太子的目光闪着亮，像舞蹈的火苗。我感受到了那火苗的灼人温度。不绝望，不向命运屈服，这就是人生，也是生活。柏太子的经历让我感动，也给了我力量。这是人世间无声的抱团取暖。人与人，陌生或熟悉，都需要这样的鼓励，都需要一盏希望的灯。

他们被困在山里，紧张地关注着城里的搬迁建设情况。听说城里盖房没有钱，停工了，他们真是急了，绝望了，从山里跑到合肥，跑到省政府。省政府立刻派人接待，听他们的诉求，坚定他们的信心，然后派出几辆大客车连夜送他们回家。

这一番奔波，他们感到踏实，知道省政府一直在记挂着他们，并非孤军作战，身后还有党和政府。許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是感动，是委屈，还是难以言说的块垒，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4

1999年1月，新世纪前夕，皖东厂的人终于见到胜利的曙光，迎来命运的向好转折，全厂开始往合肥搬迁。柏太子听着鞭炮齐鸣，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厂里的汽车都已交给地方，职工只能自己找车搬家，费用由厂里报销。等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这一天，谁不着急呢？大家找关系想办法，各显神通，只求有辆车能将他们的坛坛罐罐运进城里。

当地有人认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希望厂里能多留下一些东西，帮助当地经济发展，或者说是对地方的反哺，毕竟工厂在这里待了三十多年。于是，山上倒下的大树将出山的路给拦住了。那天，工厂在灯光球场举行庄严的搬迁仪式，当地政府和公安都表态：为保证军工厂顺利搬迁，谁拦路就处理谁。

吕海生把家搬到合肥，又返回山里，他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搬到合肥，仍然没有军品任务，暂时也找不到民品路径。好在职工的眼界变得开阔，活动范围宽广，谋生的门路也就多了。吕海生有驾照，去帮人开出租车，后来到一家单位值夜班，再后来帮江淮汽车制造厂送汽车。

皖东厂占地三百亩，在寸土寸金的都市，这是发展的看家本钱。经过协调，江淮汽车制造厂同意接收皖东厂。作为回报之一，江淮汽车制造厂免税三年。这样，皖东厂职工有了一个华丽转身，成为江淮汽车制造厂员工。

吕海生结束临时打工生涯，回厂上班。他被编入应急小分队，仍然是给客户送汽车。不过，他有了家的归宿感。

呂海生的岳父母都到了退休年龄。退休金先由厂里发，后转入社保，由社保部门统一发放。退休金不多，生活时常捉襟见肘，但是他们很满足，觉得自己身体好，还能出去找活儿干。老两口找到一家新单位，一个在食堂做饭，一个看大门。他们在军工厂多年，习惯于吃苦耐劳，连性子也变得像大山一样，坚韧而沉静。

2020年，吕海生把父亲获得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纪念章捐给渡江战役纪念馆，纪念馆给他们兄弟姐妹仨人每人发一个证书，奖励一千元。现在，吕海生、柏太子也早已退休。吕海生的女儿、柏太子的一双儿女都读完大学，各自成家立业。他们在家带着孙辈，享受天伦之乐。

山里的厂房、宿舍依旧矗立，成为见证共和国成长的一块小小的里程碑，也成为两代三线军工人听从召唤、无私奋斗的印证，更是吕海生、柏太子和工友们无法忘怀的思念之地。那里是他们奋斗半生的地方，他们曾经的骄傲自豪、困苦艰难、热泪汗水，他们的军功章，都默默矗立在那里。苍穹之下，青山绿水，向天而歌。

俄罗斯作家果戈里说：“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只有建筑还在说话。”那些静默的厂房宿舍，在诉说什么？向高山大地诉说什么？向后人和历史诉说什么？鼓角之音，渐行渐远，却依然清晰真切。天空中，我能清楚地看见小鸟飞过的痕迹。

5

夜色中的合肥，满城灯火，恍若银河闪烁。森林般的高楼大厦，撑开一个火树银花的世界。这座新兴的国际化、新一线大都市，如出水芙蓉，在夜色中妩媚动人、熠熠生辉。已是凌晨时分，我却浮想联翩，无法入睡。

我一直想看看皖东厂的厂志，想让那些历史的记载充实今天，与今天的现实相互印照。我询问多位相关人士，都说没有见过皖东厂志。我坚信一定有，因为我编写过所在单位的厂志。那是一个时期各军工单位的硬性任务。多方打听之后，有知情人士告诉我，因为经费拮据，皖东厂志只有一个手稿，没有印刷。前些年，这些军工方面的档案、志书等资料都被移交给了省档案馆。

我想，即使仅有手稿，那份手稿也会写得工工整整、清清楚楚。我能理解厂志编撰者的心情，也能感受到他们心中的那份遗憾和失望。

那天，我开车去位于滨湖的省档案馆。接待台后面坐着三四个年轻女子，我向她们说明来意。其中一个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我说，我原来在军工单位，现在写一篇文章想核实一些材料。她说，这牵涉到保密，不能给你看。我说，六十年前的往事，而且皖东厂已经不存在了。她说，那也不行。

我深感失望。在一些人看来，那些不过是冷冰冰的材料，他们不会知道那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后面，都带着两代军工人的体温和血汗凝成的情感。它们躺在冰冷的铁皮柜里，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太可惜了。

没有厂志作参考，这篇文章会少一些生动的颜色，却丝毫不会减少我心中的敬意，对历史、对两代军工人的深深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