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图/孟瑜

安岳石窟是中国中小石窟的代表，在安岳历代石窟营造过程中，营造者留下姓名的不多，唐代僧人玄应是其中一位，他在安岳几处重点石窟都留下了印记。

安岳县地处四川盆地中部，北周建德四年（575 年）置普州及安岳县，州、县同治一城，取“安居于山岳”而得名。安岳境内现有民国以前石窟寺（含摩崖造像）236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 处，有摩崖石刻佛经40余万字。安岳石窟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造像题记是唐武德三年（620 年）。

在中国佛教石窟发展历程中，北朝和隋唐是最为兴盛的两个阶段。五代两宋时期，北方地区佛教石窟的开凿逐渐衰落，而在四川尤其在安岳，却是另一番景象。安岳石窟大部分年代虽不及北方石窟，但其开窟造像延续时间长、题材内容庞杂丰富、造像艺术水平高、分布地域广泛、更加世俗化和民间化，这些是有别于其他地区石窟的显著特点。安岳石窟是中国石窟寺链条上重要的一环，是中国中小石窟的代表，也是晚期石窟造像艺术的巅峰之一。直到现在安岳境内还有民间艺人、信仰者在开龛造像。

安岳石窟造像中唐代的数量不少，留下的题记信息也较多，但是留下主持或参与营造者姓名的就微乎其微了，而且很多题记风化严重，识读困难。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玄妙观、千佛寨、卧佛院、圆觉洞几处摩崖造像点中，一个叫玄应的僧人反复出现，可知玄应与这几处石窟造像有密切关系，至于安岳其他唐代石窟造像中是否还有玄应的印记需进一步调查研究。

关于玄应的生平事迹，除石刻题记信息外，目前还缺乏有关的可考文献资料。通过题记碑文可判断玄应为唐开元年间（713—741 年）的高僧，是当时安岳石窟开凿事业的一位重要人物。

造像题记碑文中的玄应

玄妙观位于安岳县城西北约20 公里的玄妙村集圣山上，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唐代道教、佛道合龛的造像点，2006 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玄妙观14 号龛为一龟趺座蟠龙方形碑，碑文漫漶，仅少部分可识读。据前贤研究，碑上半部刻《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经文，下部风化严重，可识读文字有：“开元十八年五月廿五日，同邑人□玄□书……玄□人□……造此□□……”

千佛寨（又名千佛寺）位于安岳县城西北约2 公里的大云山上，古时称小千佛院、栖岩寺、栖霞寺，有历代开凿的龛窟105 个、造像3000 余尊，2006 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千佛寨38 号窟造像题记：“唐开元廿年岁次壬申十二月庚闰十八日丁□吉，前安岳县录事、骑都□勋官五品黎令宾，愿平安，造东面三世诸佛一龛，并为亡父、亡母及亡妻，敬造西面救苦观世音菩萨一龛三身，并永为供养。前安居县市令、普慈县助教虔恪男，前州市令□□□□七品虔运□亦供养，寺上座玄应书。”

玄妙观14 号龛方形碑

卧佛院位于安岳县城北约30 公里的卧佛沟，卧佛沟呈“几”字形，分布着大小龛窟139 个、造像1600 余尊，有摩崖石刻佛经15 窟40 余万字，1998 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卧佛院第46号窟右壁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咒》，第十二行刻：“大唐开元二十一年□月二十日王如一”，第十六行末尾刻有“沙门玄应”四字。与46 号窟相邻的51 号窟左壁刻有“释沙门玄应庙此顶”题刻。

千佛寨38 号窟题记

圆觉洞位于安岳县城东约1.5 公里的云居山上，宋时称为灵居山，山上寺院因山得名“灵居寺”，因北宋时开凿“圆觉洞窟”又改称为圆觉洞，名被沿用至今。圆觉洞共有龛窟108 个、造像1900 余尊，2006 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圆觉洞96 号龛造像题记：“大唐开元廿四年岁次丙三（五？）月十五日，前州仓都督安岳县录事、骑都尉勋官五品黎令宾，愿平安，敬造天□尊像一龛，永为供养。栖岩寺上座释沙门玄应书。”

以上四处有关玄应的题记，圆觉洞和千佛寨清晰准确，未有争议；卧佛院和玄妙观题记，目前学界认识还不一。卧佛院46 号窟关于玄应信息的题记，有研究者认为其字体与经文字体不同，且“廿”又刻为“二十”，认为不是玄应所题，而疑为后代补刻。笔者多次实地考察后认为，此则题记与经文一体布局，均刻于方形框内，无任何改刻痕迹，字体亦同，应与经文同时镌刻，而非后代改刻或补刻。至于将“廿”刻为“二十”，这种简化字在卧佛院并非孤例，如经文中将“無”刻成“无”等。卧佛院51 号窟左壁关于玄应的题记在一众杂乱题刻中，这则题记是否是玄应所刻暂无法确定，很可能是下几条明确信息：一是年代有开元十八年（730 年）、开元廿年（732 年）、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开元廿四年（736 年），除玄妙观外，其他三处的年代与玄应密切关联；二是题记中记载的人物有释沙门玄应、五品官员黎令宾等；三是寺上座、栖岩寺上座，点明了寺院及僧人身份。

图① 卧佛院46 号窟右壁经文全貌

据清代《康熙安岳县志·寺观》：“栖岩寺唐开元僧元应建，岩壁石像千余。”又据《道光安岳县志·寺观》：“栖岩（通志作“霞”）寺在治西五里大云山，唐开元僧玄应建，崖壁间有石像千余，今寺废。”康熙版县志把“玄”写成“元”，应是为避康熙皇帝玄烨的讳而有意为之，由此推测栖岩寺就是开元僧玄应所建。千佛寨54 号龛为唐西岩禅师受戒序碑，现碑文已不清，《舆地碑记目》载：“唐西岩禅师受戒序，普州刺史韦忠开元十年建。”胡文和先生在《安岳大足佛雕》一书中记为“唐栖岩禅师受戒序”，在《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书中又记：“碑右侧的‘龙兴寺上座释玄应’清晰可见”。据此推测“西岩禅师”可能就是栖岩寺上座玄应，也是龙兴寺上座释玄应，三者可能为同一人。但普州史料中未见龙兴寺记载，不知寺院具体位置。

综合以上信息分析推测，玄应是大后人根据46 号窟中玄应的信息所刻。至于玄妙观的玄应题记，因毁损、风化严重，识读困难，学界争议也就更大，王家祐先生考证分析后认为疑是“同邑人释玄应或释玄则”，吴觉非、胡文和、曾德仁、唐承义等先生皆认为是“玄迷”，张亮等先生认为是“玄则”。笔者也多次现场辨识，目前“玄”字较清晰，后面的字现不能识读，至于是玄应、玄则、玄迷，待将来有条件时借助数字化微痕提取技术等数字化手段进行确认。

圆觉洞38 号龛题记

从以上四处题记可以清楚得到以唐开元时期释僧，其驻锡很可能先在龙兴寺，后在大云山建了栖岩寺，做了栖岩寺上座，并成为当时普州有名的高僧。故千佛寨题记落款为“寺上座玄应”，而圆觉洞落款则用了“栖岩寺释沙门上座玄应书”，“栖岩”二字印证了千佛寨就是栖岩寺，玄应在本寺所在地的造像龛书写题记，就不需再点明寺庙名，直接用“寺上座”称之。玄应与普州刺史韦忠、骑都尉勋官黎令宾有交往，或是熟悉的朋友，受到这些地方官员的青睐与尊崇，并受地方官所邀主持或参与开龛造像，书写造像题记。

文献中的沙门玄应

据前贤研究，唐和五代三百多年间有三位名叫玄应的僧人见诸载籍，分别为唐贞观时期（627—649 年）大慈恩寺字学大德玄应，中唐宪宗时（806—820 年）僧人玄应和五代禅僧玄应。

贞观时期玄应：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云，贞观十九年（645 年）玄奘设译场翻译佛经，“夏六月戊戌，证义大德谙解大小乘经论、为时辈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门……又有字学大德一人至，即京大总持寺沙门玄应”。道宣《续高僧传》写道：“京师沙门玄应者，亦以字学之富，皂素所推。通造《经音》，甚有科据矣。”此玄应被玄奘邀请到大慈恩寺参与译经工作，负责文字校对或者书法方面的事务，著有《一切经音义》。此玄应出生时间不详，但他参与玄奘译场时便“从物故”而去，勉强可知其圆寂时间。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正是基于这一点研究推定其卒于661 年，中国一些研究者认为是664 年以前。因此此玄应不可能开元时期（713—741 年）在普州有活动轨迹，之前有研究者认为普州玄应就是大慈恩寺玄应的观点应不成立。

宪宗时期玄应：韩理洲《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第三篇“新增中唐散文作者考”载“玄应，生卒年不详。元和十三年（818 年），于长安庄严寺修行。其年撰《兴国寺故大德上座号宪超塔铭并序》。志石出土于陕西省淳化县，拓本载《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北京辽宁卷》第二册”。此玄应于818 年在庄严寺修行，普州玄应至少在722 年就已经成为上座，可判定不是同一人。

五代之玄应为漳州报劬院释僧，陈垣《释氏疑年录》卷六载：“漳州报劬院玄应，泉州晋江吴氏，九一〇生，宋开宝八年卒，年六十六年（910—975 年）”。此位更不可能与大唐普州玄应为同一人。

综上，安岳石窟中的玄应更有可能就是普州或者普州附近的高僧。

《佛光大词典》“上座”条：“梵语sthavira，巴利语thera。音译悉他薛罗、悉提那。又称长老、上腊、首座、尚座、住位等。乃三纲之一。指法腊高而居上位之僧尼。毗尼母经卷六，就法腊之多少而立下座、中座、上座、耆旧长宿等四阶。又以无腊至九腊，称为下座；十腊至十九腊，称为中座；二十腊至四十九腊，称为上座。五十腊以上而受国王、长者、出家人所重者，称为耆旧。”原始佛教将僧人依戒腊年限之长短分为下座（10 年以下）、中座（10 年至20 年）、上座（20 年以上），后转而为寺院职务之称。上座为一寺之长，主要弘讲佛法，作僧中表率，唐代以后称为方丈或住持，也用于对有德行之僧或僧腊较高者的尊称。

佛教僧人至少要坐夏安居满二十夏或二十腊才能称为上座，一夏或一腊就是一年。也就是说普州玄应成为上座时至少已经40 岁了。上座玄应在普州活动的最早记录是千佛寨的开元十年（722 年），其在普州活动有明确记录的下限时间是开元二十四年（736 年），由此反推其出生最晚应在683 年，卒年最早在736 年及以后。

普州释僧玄应未被载入历代高僧籍，甚至在安岳地方志中也未详细记载，但他却是一位与安岳唐代石窟造像、刻经活动有紧密联系的高僧，玄应主持或者参与了安岳部分唐代造像活动，参与了卧佛院的刻经工程。其开龛造像的营建活动在安岳石窟中留下了厚重的一笔，值得当代与后世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