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图/刘梦娜

阿斯塔那第206 号张雄夫妇合葬墓出土木质围棋盘

围棋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长足发展，到唐宋时期发展成熟。唐王朝幅员辽阔、国富民强、对外交流频繁，加之唐高祖、唐太宗、唐玄宗都对围棋活动近乎痴迷，这些均为围棋在唐代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契机。1949年以后，全国各地考古出土了诸多与唐代围棋活动相关的遗物，为我们了解唐代围棋活动提供了佐证。

考古资料中的围棋

目前，与唐代围棋活动相关的考古实物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棋子、棋盘等实物资料，二是以围棋或弈棋为题材的图像史料，三是墓志文等文字史料。

棋具

唐代墓葬、遗址、窑址中出土的棋具主要是棋子、棋盘，以棋子为最。考古发现的唐代棋子均是圆形，主要为石质。如洛阳偃师杏园唐郑绍方墓出土石质棋子44 枚，有黑、白二色，用天然石子稍加研磨而成。偃师杏园唐宣宗大中元年（847 年）穆惊墓出土黑色棋子18 枚，两面微圆凸，用黑卵石研磨而成。偃师首阳山镇唐长庆三年（823 年）薛丹及妻李氏合葬墓出土石质棋子120 枚，用黑、白二色石子打磨而成。陕西凤翔南郊唐墓出土3 枚石质扁圆形围棋子，白色1 枚、玄青色2 枚，磨制光滑，尤为规整。陕西石泉发现晚唐时期棋子115 枚，白子由汉白玉磨制而成，黑子由绿色矿石磨制而成，一面凸。

长沙咸嘉湖唐墓出土黄釉围棋盘

除墓葬以外，遗址、窑址内也出土不少棋子。如隋唐洛阳城内先后出土20 枚素烧瓷质棋子。敦煌唐代寿昌城遗址出土66 枚棋子，黑色41 枚、白色25 枚，呈圆饼状，精巧细致，为花岗岩或玉石质地。唐长安城大明宫清思殿遗址出土多枚石质黑白棋子，可谓宫廷御用物品中的佼佼者。西北大学修建教研楼时，在唐代渗井中发现石质棋子22 枚，分为白、绿两色。大明宫含元殿遗址、淮北柳孜运河遗址、陕西铜川黄堡窑、河北内丘邢窑遗址均发现有少量的棋子。由此可见唐代围棋辐射地域和人群的广泛。

相较于棋子，围棋盘出土数量较少，主要有陶质、木质等。如吐鲁番阿斯塔那第206 号张雄夫妇合葬墓出土一件木质围棋盘，棋盘表面纵、横各19 道线，制作精巧。湖南湘阴唐墓出土一件方形陶质围棋盘，棋盘表面纵、横各15 道线。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出土一件黄釉围棋盘，呈正方形，刻经、纬线14 道，四周镂刻圆弧形装饰，施黄釉，部分已脱落。重庆万州区唐永徽五年（654 年）刺 史 冉仁才夫妇合葬墓出土一件青瓷围棋盘，呈正方形，盘面阴刻经、纬线19 道，每边4 路交叉点及中央有星位标志，盘座四周镂刻壸门装饰，属实用棋具。另外，吐鲁番巴达木墓地M217 出土木质围棋盘一件，唐长安城大明宫太液池遗址出土陶质围棋盘一件。

围棋或弈棋图像

唐代墓葬壁画、石窟壁画和出土文物中都有不少围棋或弈棋图像。如陕西三原唐贞观五年（631 年）淮安靖王李寿墓石椁内壁线刻的一幅侍女图中，一侍者手拿棋盂，一侍者手捧围棋盘，围棋盘上未刻线。河南伊川昌营唐代石椁墓石椁东板上，阴线刻有一幅弈棋图，三位贵妇围坐在长案周围，两人对弈，一人观看，长案旁边放置三个装有水果或围棋子的高足盘。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87 号墓出土的屏风绢画《弈棋仕女图》中，两位盛装女子（残缺一人）正在对弈，右侧对弈女子右手食指与中指间夹着一枚棋子，作举棋未定沉思状，旁边围绕观棋的亲近、侍候的婢子、玩耍的孩童等，生动描绘出初唐时期吐鲁番地区贵妇闲逸游乐的生活场景。莫高窟中唐第7 窟东壁门南的《维摩诘经变》中绘制有弈棋场景，二人端坐一矮桌两侧，正作对弈状，旁边站一观棋者。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期以围棋或弈棋为题材的绘画、雕刻作品开始出现于器物之上。如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件鎏金人物画银香宝子，腹部錾刻四组图画，其中一组即为《仙人对弈图》。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有一面唐代弈棋人物镜，镜面下侧中部刻画了四人围坐棋台四周，二人沉思弈棋，二人观棋，绘制的似是“商山四皓”典故，构图设计精巧。此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高逸铜镜，所刻图像与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弈棋人物镜内容相仿。除直接绘制弈棋景象之外，有些物品上还出现了以围棋为灵感源泉的变形图案，如莫高窟第9 窟主室龛顶刻画有一幅棋格团花纹图案。莫高窟的澡井、龛顶、窟顶等地方也绘制有棋格千佛、棋格雁衔璎珞、棋格团花等图案，如初唐第67、78、328 窟，盛唐第23、25、27、38、46 窟，中唐第7、92、112、154、222、359、360 窟，晚唐第8、9、12、14、29、94、106、142 窟等。

围棋墓志文

墓志记载逝者生平事迹，如有与围棋相关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墓主对围棋的喜爱甚至以围棋为业。如唐代“棋待诏”王积薪的墓志记载其“年才童卝，便以手谈供奉始于殿中直”，“且公烂柯之术，既为第一”，“外域每进善棋者，自谓绝伦，及见公举一子，靡不阁手卷舌，终身不敢言棋”。再如《唐故广州都督淮 阴县开国公李公夫人庞氏墓志铭并序》中记载庞氏“雅好诗礼，尤善琴棋”，证实唐代贵族妇女参与围棋活动已成为常态。除此之外，亦有域外人嗜好围棋的记载，如唐初高句丽人《泉男生墓志》载其“琴棋两玩，鹰行与鹤迾同倾”。

伊川昌营唐代石椁墓石椁东板弈棋图

泉男生（634—679 年），字元德，高句丽人，其父为高句丽权臣盖苏文。公元666 年盖苏文去世，泉男生加号为太大莫离支，总管高句丽各部，不久即与其弟泉男建、泉男产不睦，互相攻击。泉男生投奔唐王朝，高宗命其为辽东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抚大使，封玄菟郡公。668 年高句丽灭亡之后，泉男生因功被高宗晋封为右卫大将军、卞国公。679 年泉男生因病去世于安东府宫舍，高宗下诏追赠使持节大都督，谥号襄，刻碑以彰显其功。《泉男生墓志》为王德贞撰文，欧阳通所书，1921 年出土于洛阳城北东岭头村，现藏于河南省图书馆。

唐代围棋活动特征

辐射范围广

唐王朝历代统治者对围棋活动大多持钟爱、推崇的态度，社会各阶层纷纷效仿，弈棋之风盛行。从考古资料来看，围棋活动广泛流传于两京地区，长江流域、河西及新疆地区均有围棋相关文物出土，充分表明唐代围棋活动辐射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值得注意的是，围棋子是敦煌地区的朝贡之物，《通典·卷六》中记载“敦煌郡，供棋子二十具”，《唐地志》中记载“都四千六百九十，贡棋子”，可见距离长安城4690 里的敦煌郡生产的围棋子必定在色泽、形状、质地上独树一帜，因而盛誉天下。

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唐代高逸铜镜

逐步普及化、职业化

唐代“棋博士”的出现及“棋待诏”制度的确立推行，是围棋活动普及化、职业化的体现。宫廷中设置棋博士一职，专门负责教宫人弈棋。《新唐书·百官志》记载掖庭局“有内教博士十八人……《庄老》、太一、篆书、律令、吟咏、飞白书、算、棋各一人”。王建《夜看美人宫棋》描绘了唐代宫女高超的弈棋技艺，反映出唐朝宫廷围棋活动的盛况。

唐玄宗开元初年，于翰林院设置“棋待诏”，作为一个独立的官职，其主要职责是陪皇帝弈棋。《旧唐书·职官志二》记载：“翰林院……其待诏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术艺、书奕，各别院以禀之，日晚而退。”棋待诏有“国手”之称，皆经过严格考核，代表着当时国家层面的围棋水准，除供天子召见侍奉外，还要奉命观棋、参与著书，甚至会参与唐王朝与其他政权之间的重大围棋比赛。《王积薪墓志》记载其作为盛唐棋坛第一高手，以童稚之龄担任翰林院“手谈供奉”，侍奉皇帝行棋。王积薪以棋艺为生，还编写有《棋诀》3 卷、《金谷园九局图》1 卷、《凤池图》1 卷。史籍中也有棋待诏的相关记载，如《旧唐书·王叔文传》记载其“以棋待诏，粗知书，好言理道”。此外，唐宣宗时的顾师言及阎景实、唐僖宗时的滑能等，是唐代闻名于世的棋待诏。“棋待诏”制度一直沿袭至宋代，有力推动了中国围棋活动的延续发展。

女性参与度较高

唐代围棋活动广泛流行于王公贵族、文人雅士之间，逐渐辐射到女性群体中，从贵族女性、大家闺秀到民间普通女性，皆留下了博弈的身影。加之围棋活动具有恬静优雅、斗智斗勇的独特属性，与古代女性深居简出的性别定位恰巧契合，逐渐成为唐代女性钟爱的一种消遣方式。王建《夜看美人宫棋》曰：“宫棋布局不依经，黑白分明子数停，巡拾玉沙天汉晓，犹残织女两三星”，说明唐代女性在布棋时不囿于传统棋经，标新立异，款款落子，足见其精湛的棋艺水平。

文化交流

围棋活动自南北朝时期逐渐走出国门，传入日本、高丽、新罗、百济等周边邻国。至唐代，最受瞩目的当属日本，现藏于日本正仓院的一套圣武天皇使用过的棋盘和棋子，表明此时期日本皇室对围棋的钟爱。《旧唐书·宣宗本纪》记载大中二年（848 年）三月，擅长围棋的日本国王子来唐朝贡，“帝令待诏顾师言与之对手”。除了日本，《旧唐书·高丽传》记载高丽人“好围棋投壶之戏”，《旧唐书·新罗传》记载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新罗王兴光去世，唐遣左善大夫邢璹为特使前往吊祭，“又闻其人多善弈棋”，特派围棋高手杨季鹰随行。杨季鹰棋艺高超，新罗国的棋手不敌之，于是厚赂金宝。可见，围棋活动已经被唐王朝统治者视为一种外交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