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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历史·世界:解读徐则臣《北上》的三个维度*

2024-05-10张景兰唐书晴

关键词:徐则臣波罗运河

张景兰,唐书晴

(江苏海洋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5)

1990年代初,一大批怀着梦想来到北京等大都市寻求发展的人们,在追求与奋斗的道路上深切体验到了个体生命与社会关系的紧张,都市生活中日趋加剧的压力使他们的生活充斥着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出生于江苏东海县、后辗转来到北京的“70后”作家徐则臣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小说创作成为他探索人生疑惑的方式和寻找精神家园的路径。他在《北上》扉页引用了拉美小说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一句话:“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其实,今天的疑惑或许也能在过去找到答案。于是,在为京杭大运河“作传”的长篇小说《北上》中,徐则臣不仅在宏大的时空架构中叙述有关运河与民族国家的荣辱兴衰史,而且融入了自己对人生与社会关系的深入思考。小说塑造了几代运河儿女的形象,将个体命运置于时代大动荡、大变革的背景下,通过与运河息息相关的人物百年间的命运遭遇来展示不同时代的人生困境,揭示了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个体的命运沉浮与艰难抉择。小说以跨越百年的历史视野,从纵向的叙事维度表现了在战争杀戮中的人性觉醒、政治动荡中的精神创伤和经济腾飞中的精神失落与追寻,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展示了个体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同时,《北上》以运河文化为空间载体,以别具一格的“他者”视角来讲述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百年史,浓缩了近现代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历史过程,以开放包容的世界视野对本民族历史文化进行辩证理性的审视,其中既反映出作家从新的时代高度重述历史时所表现出的民族自省与自信,也包含了其对全球化进程中深度交融又紧张冲突的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的思考与回应。

一、社会困境与个体追求

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饱受屈辱又被迫接受西方现代性的转型阶段,列强入侵,社会动荡,内忧外患,大厦将倾。在这样的社会困境里,涌现了大批具有强烈危机意识和革新意识的进步知识分子,探索着挽救民族危亡的路径,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追求既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与上下求索,又受到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而敢于“出走”和行动。

《北上》历史叙事部分的重要人物谢平遥就是处在光绪年间历史巨变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谢平遥原在位于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下属翻译馆做英语翻译,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份薪俸不错的工作,而是选择在一次次的“出走”中寻求报国门路。他时刻关心政局,把人生意义的追求完全投入“救亡图存”的民族大义中,并且他对“干点实事”的想法有着近乎执拗的顽强。他先是主动要求调至位于淮安的漕运总督府,在运河边周旋于负责漕运的长官与洋人之间,借此替卑微懦弱的中国官员暂时挺直腰板,为中国船只争取一点利益;后被“发配”到造船厂,服务于所谓的“外国专家”,工作带有几分“讨好”性质,而这种有损民族气节的工作让谢平遥日渐失望与无奈。在那个内忧外患的社会里,“干点实事”难于上青天,荒凉的沦陷感如野草一样在他内心疯长。当义和团的红衣黄衫飘满北中国时,翻译馆同事李赞奇的电报为如坐针毡的谢平遥指点了迷津:“待不住别硬待,该动就动起来。”[1]13“干点实事”的想法再次被点燃,他决定接替受伤的李赞奇去陪伴来中国旅行的意大利青年小波罗(保罗·迪马克)考察京杭大运河,去寻找更加广阔的新生活,也从另一种意义上实现“去京城见证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的心愿。谢平遥为实现报国之志几次“出走”,体现出时代变局中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追求,即“对于所属时代的走向有一种预见能力”[1]37,敢于走出旧环境,探索新生活。然而,在晚清社会困局中,中华民族变革图强的道路艰难曲折,谢平遥的人生追求自然也不顺利,他没有感受到新生活带来的生机,反而被旧步调羁绊着通往新世界的步伐,理想与激情在日日无奈中逐渐凋落。在陪同小波罗北上的路途中,谢平遥看到的是政局的动荡和诡谲、民众的苦难与蒙昧,“干点实事”的想法在一路的焦虑与困惑里慢慢消解了。如同鲁迅笔下的吕纬甫、魏连殳一样,谢平遥是风雨飘摇的晚清社会里壮志未酬的求索者,而他由青年时期的热情和愤怒到中年时期失落和彷徨的心态转变,反映出那一代进步知识分子典型的心理路程。谢平遥特别喜爱龚自珍的诗句:“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1]55他从龚诗中获得深深的内心共鸣,其中所表达的失意与焦虑也是20世纪初率先放眼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心理症候,谢平遥们成为殖民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双重阴影下培育出来的“社会焦虑症患者”——他们既受到西方先进思想的吸引,又难以摆脱封建思想的强大惯性,成为两种文化系统强烈冲突的承受者。

跨越百年之后,运河船民邵秉义一家也是“社会焦虑症患者”,虽然时代不同,但邵家也面临着与时代巨变相伴而来的现实困境。改革开放带来科技的进步,各行各业都在求新求变求快,传统的船运显得笨重缓慢,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汽车、火车、飞机等新的运输方式快速发展,逐渐成为货物运输的优先选择,船运面临着边缘化乃至消亡的困境,这也就意味着大批船运从业者将陷入失业的惨境,邵秉义一家就是其中的缩影。同时,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运河断流、河域污染等现象愈发严重,又从另一个方面加速了河道运输的陨落。徐则臣当然注意到这一社会问题,他以邵家的船民命运来映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在21世纪初的中国,运河的黄金时代悄然湮灭了,世代跑船的邵家只剩邵秉义一人坚守船民生活,出生和成长在船上的儿子邵星池则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感,他对父亲说:“河床在涨,河面在落,我们的船只能越来越小。一看到岸上的汽车火车越跑越快,我就有种被世界遗弃的感觉。”[1]93在举行了一场船民的婚礼——父亲最后的心愿——之后,邵星池不顾父亲的坚决反对,毅然从船上“出走”,放弃家族传统,上岸安家,他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寻找与当下社会相契合的生活方式,扭转陷入困境的船民身份,实现发家兴业的愿望。然而,与谢平遥相似的是,邵星池也未能打破早已融于骨血中的惯性思维,他执拗地想要卖掉“天星号”轮船,上岸开办修船厂,为此典当了凝聚邵家百年历史与信仰的意大利罗盘。但问题是他的创业方向依然是与运河相关的产业,既然船运已经衰落,那又有多少需要修理的船只来光顾他的修船厂呢?不出所料,修船厂生意冷清,邵星池的“出走”以失败告终。生活在社会发生深刻裂变的时代,邵星池毫无准备地被卷进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冲突中,为了生存与发展,他在这巨大张力的冲击下做出了“出走”即抛弃过去传统生活方式的抉择,但几经挣扎、努力,还是归于失败,几乎陷入穷途末路的危机,而父亲邵秉义虽然顽强坚毅地守护着延续几代的船民生活传统,在反对儿子上岸的同时却也无力面对残酷的现实困境,连他潮湿的骨缝中都流露出心酸无奈。邵氏父子的命运正是这个时代巨变中许许多多普通人命运的写照。徐则臣作为当今社会快速发展的在场者和书写者,没有以进步主义的宏大叙事去高唱时代赞歌,而是关注时代变革中普通人的生存境遇与精神面貌,正视社会转型过程中伴随而来的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不同时期的社会问题与个体生存的艰难,表现了大时代背景下渺小个体的追求与迷惘。

《北上》选取了两个相隔百年、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不同时代为背景,但在叙写运河儿女的生活命运方面又都着力展示了他们所面临的时代巨变和社会困境。无论是谢平遥生活的20世纪初,还是邵星池生活的21世纪初,都是中国社会经历巨大变动和快速转型的历史时期,政治的巨大危机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带给谢平遥和邵星池这两个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个体生命相似的困境。谢平遥与邵星池都是在忧虑、迷惘甚至虚无中艰难生存、寻找出路的普通人,实际上,当生存成为难题,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此时精神上的价值追求让位于现实的生存需求,以往对价值追求的坚决性和意志力逐渐消退。陪伴小波罗北上的任务结束后,谢平遥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士人追随康梁变法的余绪,拥护革命党、反对袁世凯,半生投身于报国事业,却始终壮志难酬,郁郁不得志。最终,谢平遥或为保全性命或因心灰意冷,放弃了理想抱负,回到清江浦度过余生。当运河成为夕阳产业,与之相关的产业链严重受挫,邵星池的修船厂也不例外。惨淡的业务不仅无法为邵星池带来盈利收入,也击碎了他追求新生活的理想,甚至令他陷入更加艰难的生存困境,只得重返运河寻找生活的新可能。这两个时代的不同个体虽然能够以理性、清醒的眼光看待社会的变化,并通过走出原地的方式应对困境,但又都为了生存不得不臣服于现实环境,向融于肌体中老旧的文化惯性折腰屈服,陷入艰难“出走”而被迫“回归”的命运循环。

当然,二者身份不同,时代迥异,面临的具体困境自然不同。谢平遥所处的年代,中国封建社会被坚船利炮轰开,西方现代性强势袭卷中华大地,洋务运动、变法维新等老树结新芽的尝试屡屡碰壁,社会秩序混乱,家国命运无常,谢平遥一生的漂浮与追求自然受制于此。经过百年的曲折前行和现代化历程,21世纪初的邵星池面临的是家族传统和自我发展如何赶上快速变化的时代步伐,深陷于个人家族传承与社会时代发展的矛盾中。因此,谢平遥与邵星池的“出走”虽然都具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焦虑感,但谢平遥终究没有实现“去京城见证一个伟大时代的到来”的愿望,而邵星池最后还是赎回了祖传的罗盘,预示着邵星池船民身份的回归。

二、社会变迁与历史溯源

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中国“于是走上了由被动到主动、由局部到整体、由表面向深层的渐变之路”[2],这种变化并非断崖式转变,而是以一种“新陈代谢”的方式逐渐完成转型。如今的中国仍处在一个“变”的时代,如何对待旧传统与新文化的问题成为持续的热点,而如何在新旧交替中不迷失个体与民族的自我也成为新的时代课题。徐则臣的《北上》在回望中华民族百年以来艰难转型与变迁史的基础上,也对“变”与“应变”做出了自己的思考。小说在叙述故事和塑造人物中突出了在百年社会变迁中的家族命运与精神情感的历史传承,探寻人物家族与自我的根脉与来路。相应地,徐则臣以不同以往的叙事视角重述了这段历史,对于宏大遥阔的历史画面,他并没有正面展开叙述,而是选择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通过个人生活中的琐碎细节来展现历史浪潮带来的跌宕起伏。如此一来,小说淡化了时代变迁中的政治色彩,体现了“70后”一代作家消解宏大叙事、突出个体生命的创作倾向。

1900年前后,中国进入百年激荡期,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接连发生,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社会陷入动荡混乱之中,百姓深受多种灾难,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小说《北上》中写到:谢平遥一生受维新变法影响,为了报国的志向而北上,又为了避险逃命而南下;老陈一家受雇于小波罗而驾驶屋船北上,却因害怕在义和拳手下失了性命,中途撂下众人不辞而别,折返南逃;供职于邵伯闸的覃海,为人正直且爱指摘时弊,因暗中委派漕船护送数名康党至杭州而被下了大狱;山东孙家浇旱地时,与邻居赵满桌家发生争执,因德国传教士的介入而被斗得家破人亡,这才有了孙过程兄弟投奔义和拳;天津风起淀居民为躲避义和拳皆闭户上锁,杨柳青年画世家秦家生意兴隆,因收洋人马福德作徒弟而遭到竞争对手袁家告密,被“扶清灭洋”的拳民投入火海,老秦夫妇双双殒命,秦家独生女秦如玉与洋人小伙马福德一起逃离家园……徐则臣着力描述了这类相对于重大历史事件而言似乎无足轻重的普通人的命运片段,展现了当时社会局势的混乱和个体命运的无常。另一方面,《北上》作者又通过“强劲的虚构”表明:对于谢平遥、秦如玉等人而言,社会动乱导致其流离转徙,但只要生活在运河河畔,对故乡与家族的情感就有所寄托,生命就有了落根之处。与宏大事件相比,这些微小的个人生活印记同样具有与京杭大运河息息相关的民族史意义。

《北上》叙述了与大运河相关联的五个家族在百年历史中的沧桑变迁,叙事重点聚焦社会动荡的20世纪初与和平繁荣的21世纪初,其中也穿插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动荡中运河子孙在历史曲折进程中所遭受的生活磨难与精神创伤,揭示出几十年前那段非理性政治的危害性。在追溯大学教师孙晏临的家族史时,提到孙家和摄影的世代渊源。当年孙过程获得小波罗的照相机,孙晏临的小祖父孙立心受父亲的启蒙,爱上摄影。孙立心有两位喜欢画人体肖像的画家朋友,因模特资源奇缺而决定互画,但他们是一男一女,不能面对面画,而只能对着照片画,于是他们请求孙立心帮忙拍一些裸体艺术照,以供他们习画使用。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与道德风气下是绝对不被允许的。但在创作欲望的强烈驱使下,孙立心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果不其然,他们的艺术创作遭到强烈的批判:“画女人裸体,乃是地地道道的流氓行为;给裸体女人戴上印有五星红旗的面具,又是什么意思?表达政治上的不满还是某种隐喻?”[1]180最终,孙立心和男画家二人以流氓罪被捕入狱。孙立心一生的前途命运就在特殊的社会浪潮中葬送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碰相机,孤身一人抑郁终老。周海阔的祖父在同一时期也遭遇了相似的迫害,在那个非理性的年代里,教授意大利语的祖父一夜之间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没日没夜地被拉出去批斗,苦不堪言,痛不欲生。当时的主流话语是禁欲与斗争,个人的生命只能被裹挟在社会风潮中飘荡。然而,周海阔祖父在个人兴趣与家族传承的影响下成为一名外语教授,孙立心毅然决然地选择追求艺术创作,这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人生选择,使得作品在动荡曲折的历史叙事中闪耀着坚守自我意志与文化传承的精神底色。令人痛惜的是,也正是由于对自我与文化的坚守,孙立心被迫放弃了摄影事业,周海阔祖父痛失家传之物(意大利记事本),承载历史文化、见证家族命运的物件毁于那动荡的年代,造成了自我精神与家族(民族)文化的断裂。

为了实现自我与家族(民族)溯源的叙事目的,徐则臣别具匠心地为小说设置了一个圆形结构,借助相机、罗盘、记事本等老物件使原本风云流散的人们因运河的感召在21世纪再次重逢,续写前辈遗留的缘分。21世纪的中国早已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高歌猛进,运河子孙生活在和平繁荣的社会环境里,经历着各自的人生轨迹。谢平遥的后代谢望和继承了其先祖知识分子的衣钵,成为电视节目制作人,在其创作的《大河谭》系列节目中突出表现大运河的历史文化底蕴;孙过程的后代孙晏临是大学教师兼摄影家,她用相机来记录运河的历史瞬间,她的“时光与运河”摄影系列作品以运河本身及运河流域的风土人情展现这一文化空间的强韧生命力;出生于意大利语世家的周海阔是周义彦的后代,他经营着坐落在运河沿岸的“小博物馆”连锁客栈,客栈收藏了许多参与当地历史发展、日常生活和精神构建的特色老物件,意图用文物拼贴出运河城市的历史足迹;获得意大利罗盘的邵常来从厨子转为船民,罗盘就流传给一代又一代邵家子孙,尽管第四代邵星池曾一度放弃船民生活方式转而上岸发展,最终依然选择回归运河和船运。此外,马福德的后代马思艺一生居住在运河沿岸,年老后坚持改回寓意特殊的原名“马思意”,是对其意大利祖父的思念与追溯,其子胡念之成为与历史、古文物打交道的考古学家,受命处理运河沉船的考古工作。机缘之下,这些百年前祖先结下缘分的运河子孙在小博物馆客栈相遇,展开了一场关于自我来路的浪漫家族史探源。谢平遥、孙过程、周义彦、邵常来等家族祖先仿佛穿越时空,在后辈的日常生活中再次鲜活起来,而他们的传奇与情谊又在年轻人身上得到了接续,又一次形成了联系紧密的情感共同体。

然而,《北上》并非以简单的“大团圆”作为百年故事的结局,而是以质地细密的文字反映了在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当下,运河子孙遭遇的不同形态的烦恼和困境,事业、家庭、生存、发展等暗流涌动的压力成为新一代年轻人面临的人生问题:孙晏临因父母催婚而离群索居,周海阔、邵星池为事业苦恼,谢望和与胡念之深受家族历史的困扰……这些都体现出徐则臣始终着眼大时代中的个体存在的创作态度。如果说孙晏临面临的烦恼是传统观念与个性自由的矛盾、邵星池面临的是产业转型与家族传承的矛盾,那么胡念之、谢望和对自我来路和家族史的困惑则属于当代人精神世界的迷惘与探寻。徐则臣应对这种情况的方式是进入历史,追溯历史往往成为人物寻求精神支点与归宿的路径。当谢望和因电视台的领导认为断流的大运河没有可挖掘的商业价值而中断纪录片《大河谭》的拍摄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辞职单干,重回运河畔的故乡,最终完成了运河系列纪录片,也完成了父亲的夙愿——回乡祭祖寻亲。在淮安老家,谢望和见到了与父亲一生不和的伯伯,了解到厚重的家族历史和苦涩的父辈恩怨,也帮助伯伯与独在异乡的父亲谢仰山消除误解,重归于好,谢望和也因此厘清了家族谱系,领悟到自我内心对大运河的奇妙归属感。胡念之困惑半辈子的身世问题随母亲的离世而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疑团,而当他在那封丢失已久的意大利家书中看到太姥爷马福德的名字时,忽然间解开了封闭自己一生的精神牢笼,明白自己的长相成为家族例外的原因。在复杂多变的当今社会里,落地生根的踏实感成为当代人普遍的心理缺失,小说在反映社会变迁史时,也通过家族史的寻回来使人物进行自我溯源,寻找到内心深处的精神原乡。

在徐则臣的笔下,从20世纪初北上的先辈,到21世纪南下的后辈,这些运河儿女尽管随着社会变迁而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命运,却始终和大运河息息相关,即使是谢平遥的后代事业发展到了北京,马福德的后代竭力隐藏其意大利血缘的身世,但最终依然在冥冥之中回归到了运河的精神家族中:谢望和在电视台工作计划受挫后独立完成《大河谭》,并找到了自我与家族血脉的源头;胡念之在严守家族秘密的母亲去世后,借助一封家书解开了心中缠绕已久的死结。小说描述的这两个人物的精神履历也折射出当代中国人内心向精神原乡皈依的渴求,他们身上流淌着运河儿女世代培植出来的文化基因,而重回大运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国人的寻根之旅与文化返途之旅”[3],这或许也是大运河申遗成功的意义之一。就如同“最后一位船民”邵秉义最初对儿子上岸决定的反对、对船民婚俗的坚持、对代表家族信仰的罗盘的珍惜,这不仅是一种传承家族历史文化的表现,更蕴含着当代人的集体情感需求、历史符号隐喻及认清自我来路的深意。

三、世界视野与民族认同

在两次鸦片战争及辛丑事变后,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贫瘠而富饶、落后又智慧的古老中国显露在世界目光下。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与认识,徐则臣在《北上》的历史书写中别有新意地塑造了意大利人迪马克兄弟这组“他者”形象,在“他者”的历史叙事中体现出作家放眼世界的历史理性与时代高度,使“北上”与“南下”的故事在中外两种声音里缓缓道来,展现不同国度的人们围绕大运河来寻求精神家园的过程,同时又从差异性目光中展示古老落后而又富饶智慧的传统中国,在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传达出民族自省与民族认同,体现了一种世界主义的价值观。所谓“世界主义”,它“坚持的是亦此亦彼的原则。陌生者不是被作为威胁、分裂、颠覆的力量被排斥,而是作为补充和丰富的因素被正面评价”[4]18。然而晚清以降,西方列强恰恰是以“威胁、分裂、颠覆的力量”强行打开封闭的中国。可悲的是,只晓“天下”而不知“世界”的国人在经历了无数屈辱与伤痛后才逐渐醒来,艰难蜕变。当代作家在书写这段历史时,大多数着眼于国族内部视角的表达,从受害者的角度控诉侵略者的罪行。徐则臣则独辟蹊径,他运用中西方双重叙事视角,不仅书写本土文化遭受的冲击,也展现了国民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过程;不但声讨西方列强发动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还表现战争双方的生命个体反对暴力、渴望和平的共同心愿。可以说,《北上》在对近代中国屈辱历史的叙述中包含了全新的思考,试图从恐怖、战乱、血泪中挖掘出作为共同体的人类最本质的情感,“达到人类认识自我、表现自我的目的”[5],表达了从文化冲突走向文化融合的人类共同体意识和世界愿景。而徐则臣对人类共同体意识的表达,实际上是对全球化发展带来诸多纷争、冲突的当下问题的回应,体现了“世界主义”所倡导的和平友善、平等包容的全球秩序和价值理想。

《北上》通过意大利人小波罗等外来视角与谢平遥等本土视角的交互与对话,展现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和激烈碰撞。富有意味的是,在小波罗兄弟等“他者”叙事中虽然偶有优越感溢出,但他们对华夏文明的态度主要以欣赏和接受为主,毫不吝啬地赞美中国:运河流域的自然景物与人文景观展现出诗意的别样中国,邵伯闸的精密构造蕴含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杨柳青年画承载着运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审美趣味……而作为民族“自我”的晚清中国国民,对西方文化却表现出强烈的恐惧与排斥。小说中这样叙写:小波罗来到中国后穿上长袍马褂,头上续了根假辫子,爱吃辣椒、爱喝茶叶,以主动融入的姿态在中国游走。然而,当小波罗提出为运河边的中国百姓在油菜花地拍照时,围观的“看客”都因恐惧而拒绝,只有一个死囚在官员的强迫下冒着将死的决绝做了尝试。大清帝国的长期封锁导致国民精神封闭愚昧,百姓对外国人的认知仅停留在民间文化的想象里,甚至流传“洋教士会挖掉小孩和妇女的眼睛、心肝用来做药引”之类的谣言。在这样的臆想中,相机被神秘化为能摄人心魄的武器,小波罗的热情邀请几乎未得到回应,其原因便有迹可循了。小波罗与中国民众面对陌生事物的不同反应展现出当时的中国和现代文明的严重脱节。

不过,在徐则臣笔下,这隔绝中西双方的文化壁垒并非无法打破。小说的历史叙事以小波罗来中国“考察运河文化”并寻找弟弟马福德为线索,这使得以小波罗的眼光和行踪带有文化交流的性质。虽然北上同行的中国成员大多是船夫、挑夫、厨子等底层百姓,他们和那些认为相机会摄人魂魄的“看客”一样处于封闭蒙昧的精神状态,但徐则臣却着力刻画了一个同时拥有中西方思想文化视野的核心人物——谢平遥,他在中西两方起到文化沟通的作用,成为两种社会文化的人形通道,使得中国和世界有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此外,跨文化对话的完成还需要特殊的空间为媒介,《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京杭大运河——是民众赖以生存的大河,也是满足外国人浪漫幻想的神奇大河——正是最好的选择,大运河作为别有深意的空间意象,成为联结中西文化的纽带,如此一来,1901年小波罗沿运河北上的过程也就具有了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碰撞和接受过程的意味。小说中写到:小波罗因义和拳民的“报仇”行动而腹部受重伤后只能卧在船上,一天二十四小时跟运河平行着躺在一起,“白天听它涛声四起,夜晚听它睡梦悠长”,此时的他切身感受到运河沉郁澎湃的生命力,也领悟到崇尚自然的中国传统生命哲学。当小波罗弥留之际,他特意将随身携带的相机、罗盘、记事本等贵重物品赠与大家,还向谢平遥提出“请将我葬在通州的运河边上”,得到首肯后用尽最后的力气握住谢平遥的手,动情地称呼他为“兄弟”。北上的中国同伴也在谢平遥架起的沟通桥梁上逐渐消除了对小波罗的偏见,从内心接受了这个单纯热情的外国小伙。当小波罗生病时,他们真心实意为他祈福;当小波罗垂死时,他们流下不舍的泪水。小说要表达的是,尽管中西文化存在隔阂乃至冲突,但基本人性是相通的,在触及日常的生命情感时,人与人之间可以不分种族和国家,作为平等鲜活的人而产生情感的共鸣与文化的沟通。可以看出,徐则臣试图在民族危难的政治背景下把小波罗与侵略者身份隔离开来,构建以运河为纽带、以谢平遥与小波罗为中心的脱离政治因素与种族偏见的文化交往空间,由此既揭露恃强凌弱的侵略战争的罪恶,也反思盲目狭隘的民族主义排外心理,呼唤人类作为共同体平等交往、尊重对话的文化理性。可以说,以小波罗、谢平遥为代表的北上一行人的交往不仅是作者理想的人类社会图景的缩影,也是世界主义所倡导的人类道德的写照。

比起小波罗,小说对其弟弟马福德的人生叙事更具有文化融合的意涵。当马福德还是费德尔·迪马克时,马可·波罗描述的东方古国神秘的京杭大运河就已令他魂牵梦绕。于是,马福德跟随意大利军队以侵略者的身份来到他朝思暮想的东方神州。在那场血腥的侵略战争中,年轻的马福德看到这样的场面: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死者不分国籍,躺在同一片土地上,他“明确认识到己方发动战争的非正义性,在面对战争给两方造成的生命吞噬时,既震撼也羞愧”[6]。当他爱上善画杨柳青年画的中国姑娘秦如玉后,更加渴望脱离战场。他不顾义和拳民的报复、村民的仇视与秦如玉家人的反对,和如玉相爱、私奔,逃到远离战争中心的运河边安家,这一对不同国度、不同种族的情侣在互相陪伴的平凡生活里抚平了那些因酷烈战争而造成的心灵创伤。渐渐地,马福德的文化身份发生了新变化,意大利人费德尔·迪马克终于成为“有点像外国人”的中国人,大运河的浪涛将费德尔·迪马克浸染为中西文化的统一体:他穿着大裆裤和布鞋,喝烧酒时“吱儿”一杯又一杯;他也身体力行地让如玉习惯了西方的日常文化,如亲吻和拥抱。马福德身上的文化特质——既保留西方文化特色,又接纳中华文化——正是中西文化由冲突到交融的生动体现。21世纪,随着中国的主动开放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马福德秦如玉式的文化结合体更是屡见不鲜。百年后的瑞典青年西蒙·格朗瓦尔同样娶了中国姑娘,成为一名苏州女婿,他以拍视频的方式向世界展示古老的“水边中国”,这与马福德选择生活在中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可以说,《北上》围绕大运河的也是中华民族的百年历史建构了一个人类社会交流交融的理想图景:来自意大利的小波罗兄弟和生活在运河边的中国百姓因运河而相识,因相伴而结缘,甚至侵略国的逃兵爱上了受害国的姑娘,中西不同国度、种族和文明的人们从隔膜偏见到尊重友爱,从敌人、仇人变成兄弟、爱人。这样的故事情节显示了作者诠释那段屈辱历史的新思维,显示出“70后”作家的世界眼光和文化理性。21世纪的中国早已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巨大发展,在融入世界进程中取得长足进步,徐则臣用当下的文化心态去反思历史上的屈辱与蒙昧,并从中捋出一条本民族的“自我认同”与世界眼光相融合的现代化路径。小波罗与谢平遥的结交、马福德和秦如玉的结合都是基于个体生命与共通人性的情感关系,是基于平等、尊重、友爱、包容的人类道德的独立个体,而不是附着于国家、种族、阶级等宏大概念的政治符号。徐则臣从人类共同体的价值立场来反观战争和历史中的个体与人性,让一群异质文化的人们在一条河上寻找到远离战争和死亡的精神家园,在世界视野中获得民族认同,传达了一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未有而应然的人本主义、世界主义的价值理想。

四、结语

徐则臣的《北上》在百年历史与世界视野的宏大结构框架下,着力描写了大时代中普通人的境遇与命运,揭示了时代巨变带给个体的人的生存与精神困境,在叙写与运河相关的五个家族成员的因缘际会和精神传承中表达了对家族与民族的历史探寻与文化寻根情结。与以往的民族历史叙事不同的是,小说还通过百年前的意大利人小波罗和当今的瑞典青年西蒙等域外视角分别参与两个时代的叙事,体现出徐则臣以世界视野对民族历史与文化进行辩证理性审视的意识,使大运河成为一种文化意象和精神家园,传达了反对野蛮与战争、倡导交流与对话的共同体意识和世界主义的人类社会理想。小说将历史叙事与当下叙事交错进行,叙事重心在过去,在当下叙事中时时向历史溯源,但其深层思想内核却指向当下,折射了当今社会的文化心理问题——浮躁与碎片化的社会需要借助文化寻根来找到精神栖息地,在个体、家族与民族历史的追寻中获得自我的精神归宿,在世界视野中获得民族认同,以平等交流、包容和平的人类共同体思想来回应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冲突和人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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