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佳艺 赵 冰

“做了一辈子的书，直到现在做出一本好书我还是会感到幸福。”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严格训练，使我有了一个好的起点。”

“香港三联书店的8 年对我至关重要，我的编辑理念和市场意识都是这一时期逐步形成并强化起来的。”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一个编辑实践人生理想的最佳平台。”

——知名出版人、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在他的新书《一生一事》中，用这三句话概括了自己的编辑人生。

知名出版人、三联书店原总编辑、商务印书馆特约出版策划人 李昕

自1982 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李昕数次面临着事关前途的重要选择。而第一次，也是最关键的一次，奠定了他“一生一事”的40 年。那时他自谦“笔头不灵敏，无法当一名记者；学术根基不牢，很难做科研工作；唯有对文艺评论最有感觉，最终选择进入出版社工作”。自此，在人生的每一个关键机遇面前，他都坚定地走向同一个目标——“我只做一名编辑”。

40 年编辑生涯，出版3000 余本图书，李昕将自己经历过的意义重大的历程整理成故事，其中有成就也有遗憾。这是他送予自己70 岁的礼物，是一份职业生涯的回忆录，也是对新一代出版人的启示。

“改变不能接受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1985年，李昕在清华大学大礼堂门前

自1982 年初涉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以来，李昕便以编辑的身份，矢志不渝地追寻着自己的出版梦想，没有一刻心有旁骛。当年，他与另外四名大学毕业生一同踏入人文社这片文化殿堂。初来乍到就面临职业的分岔路口：一边是社里对他党员身份的看重，欲将他培养成政工干部；一边是他内心对编辑工作的执着追求，渴望在字里行间寻觅真知。面对理想的召唤与现实的安排，他向时任人文社总编辑屠岸提出了三年之约：若无法达成一个好编辑的目标，便接受组织的另行安排。最终，他得偿所愿，迈进了当代文学编辑部的大门。

自此以后，他沉浸在属于编辑的世界里，与作者共同磨砺着思想的锋芒。在他的手里，如《中国现代小说史》《文学的反思》等一部部佳作相继问世。李昕在编辑领域展现出的才华让他频频获得上级领导的认可和提携，理论组组长、编辑室副主任、编辑室主任……他从一个出版业的新人迅速成长为行家里手。然而，当1993 年时任社长陈早春欲委以他人文社副社长的重任时，他却再一次婉言谢绝，选择了坚守编辑岗位。

“当年的我，执着得近乎偏执。”聊起这段经历，李昕语气中流露出一丝对往昔的感慨，更多是对自己的坚持感到满足，“（当时）我对做编辑的理解可以说有一些狭隘，还辜负了领导对我的信任。但我深知自己离不开每天与稿子相伴的生活。”没有当初的坚持，自然也没有日后的成就。

不能做编辑，对于李昕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他对编辑的坚持来源于热爱，也来源于使命，更体现在他贯彻始终的出版理念里：要出好书，要用自己的出版物来传播知识、传播文化，促进民众的思想启蒙。能够实现这样的理想，于李昕来说，是做了一件令自己一辈子满足的事。如今来看，这份理想与追求，不仅成就了李昕个人的编辑人生，也为整个出版业树立了一面旗帜。

对于这样“偏执”的李昕，好友王鼎钧曾对他说过：“改变不能接受的，接受不能改变的。”一句看似朴素的话，和李昕的编辑生涯相互印证，不仅成为他编辑工作的指引，更是他人生哲学的真实写照。当书稿出现问题时，他会以敏锐的眼光和判断力去审视、去改变那些不能接受的部分；然而当作者坚持己见时，他也能够尊重并接受那些无法改变的事实。这意味着既要怀抱文化理想，用自己的出版物促进社会进步，又要遵守各项出版政策和原则规定。

今天，他也希望将这句话传递给新一代的出版人，作为勉励也作为劝诫——做编辑，要有对完美主义的追求，但也要有对现实主义的尊重。

“在编辑的道路上，我始终抱持着这样的态度对待每一位作者和每一部书稿。”李昕说道。但这句话要做到并不容易，它需要编辑有足够的胆识、眼光和判断力，以明确什么时候应该坚持、什么时候应该妥协；什么时候应该改变、什么时候应该接受。

“做书的价值，在于职业成就感”

新事物的涌现总会带来很多新诱惑，而编辑面对诱惑时表现出的定力，以及对自身价值的认可，大多时候都来源于成就感。

李昕的出版生涯恰好嵌进一段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进程当中。20 世纪90 年代初期，当时代的狂风巨浪席卷而来，留学的诱惑、经商的机会向他和同伴频频招手，很快就冲散了曾与他共享一场编辑梦的伙伴，身边的许多学者都纷纷投身商海，有的去了深圳，有的跑去华龙街炒股，也曾有很多人邀请他合作经商。然而，他在编辑一事上表现出的定力着实令人惊叹，毕竟那个年代淘金潮的诱惑之大是如今难以想象的。

1996年李昕被调任香港三联书店，至2004年返京。图为李昕（中）与香港著名出版家、三联书店前辈蓝真（右）、萧滋（左）先生合影

李昕就如老僧入定般，坐在编辑的“冷板凳”上。他说，那些经过他手编辑的书籍，带给他的自豪感和满足感是旁的一切都不能与之相比的。他能与作者从相互斗气发展成至交好友，他能让陷入僵局的选题成功出版，他能将选题风险把控得毫无纰漏……

“有人问我为什么可以选择做一辈子书而不后悔？就是因为成就感的激励，所以才坚持下来。”他淡然地解释。对于出好书，李昕已然“成瘾”：成功了一次还想再成功第二次。编辑能编出好书、打磨出精品，对其今后的人生选择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2006年，李昕拜访杨绛先生

反观当下社交媒体对人们阅读时间的蚕食，李昕深感忧虑。出版业的震荡发展令年轻从业者感到越发迷茫，不少一线编辑甚至开始怀疑做书的价值，面对这样的现状，李昕认为，根源还在于编辑在做书的过程中没有获得成就感。

你是不是一个有文化理想的编辑？你能不能够遵循自己的理想做书？这是李昕对处于迷茫期的编辑的发问：“其一说明了你能否把做书当作人生事业；其二则是对客观环境的审视。”

他深知，一个编辑的成功不仅需要有才华和热情，更需要有一个适合自己的发展平台。“现实环境中，很多事不由编辑做主。优秀编辑的确需要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好平台。你想按照理想做书，但周遭环境不允许，久而久之灰心失望，看不到前景，自然会怀疑做书的价值。”

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北京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李昕职业生涯所历经的，无一不是中国的顶级出版社。厚重的历史积淀、强大的品牌号召力、丰富的资源，都给李昕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他也坚信，即使环境再艰难，编辑也应该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改变不能接受的，接受不能改变的。做一本好书需要有好的环境，但有时也需要编辑自己去创造环境。”

也因此，李昕对行业未来始终持乐观的态度，他始终认为：出版人一定会一代更胜过一代，就如当年自己站在前辈的肩膀上走向新出版时代，当下的年轻一代会比老一辈更懂得新的环境下需要出什么样的书。在市场的磨炼下，势必会诞生出新一代出版家。

“真正的创意和策划是无法被AI替代的”

“如果说过去的编辑是专业人才，那今天的复合型编辑的确要更难做。”在李昕的回忆中，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版环境是相对简单的——全国只有寥寥数十家出版社，图书市场远不像如今这样硝烟弥漫；图书的形式和装帧也没有现在这样多样化，文字编辑落笔成定，就可以付梓印刷，出版流程相对简单，编辑工作也更加专注于案头。

时移世易，出版的风貌革新到今天，创意和策划的作用日渐凸显。编辑也被要求从“专家”转变为“杂家”：版权、设计、印制，以及各种推广和营销的手段和渠道，甚至人工智能技术都要有所涉猎并深入钻研。无论职能涉猎有多庞杂，在李昕看来，编辑的核心竞争力将始终是创意和策划能力。他客观地强调：“虽然纸质书不会消失，但逐渐萎缩的状态已经不可避免，再求纸质书大规模发展是不现实的。未来，案头工作或许会被机器所替代，但来源于主观能动性的创意和策划，将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掠夺的核心竞争力。”

2013年，三联版《邓小平时代》上市，影响广泛，成为李昕编辑职业生涯的里程碑式作品。

退休后，李昕仍旧在书稿中获取成就感，但同时，也对新技术抱有极大的好奇和关注。就在新书《一生一事》上市不久，李昕走进樊登直播间，直面镜头，聊出版、聊做书，也为自己的新书推广助力。

面对短视频直播平台盛行的现实，他认为出版机构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把握时代的脉搏。但同时，作为一个一生埋首案头的老出版人，李昕对折扣和盗版等乱象给书业带来的伤害感到痛心和愤慨。不久前，他亲手编辑的图书《韩家往事》也遇到了破价的问题——新书上市第一天就在电商平台五折出售。而他也深知，五折在当下的渠道环境中，已经不算高折扣了。“越发恶劣的竞争环境，让电商强势压低出版社的供货折扣。其实出版方并不愿意，但是现在竞争环境就这么恶劣。”

就是这样风云变幻的出版业，李昕依旧乐观。在他看来，出版社与图书要想不败于时代，只有“精品”这一条路可走。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的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伟大。”这是近代著名出版家、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写于100 多年前的话，对李昕启迪颇深。今天，在震荡的内外环境下，李昕业想把这句话送给青年编辑。图书今天仍是人们传播知识和思想的最重要的介质，新一代编辑有自己的出版使命。但他依然寄望着新一代出版人能踏实地肩负起社会责任和文化传承的重担，“一书、一事、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