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晶 杨帆

如果说浩如烟海的典籍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奇石或砂砾，古籍编辑不过是一线微光偶然将其照亮，默默地将蜉蝣般的生命坚定地投掷于时间之河，在长河漫卷大浪淘沙的匆匆间隙，去留住那些典籍、文物中的精彩。

岳麓书社副社长兼文博考古编辑部主任王文西

面朝湘江，背倚岳麓，于喧嚣热闹的长沙市井中，寻一处静谧的院落，对灯独坐，埋首书海，思接千载，对话圣贤，静止的姿态背后，埋藏着中华文化根脉深处的坚韧。

我们要寻找的，正是这样一位古籍编辑。王文西，岳麓书社副社长兼文博考古编辑部主任，从业十七年，对于古籍编辑而言还是个“新兵”，参与国家级重点项目近20项。尽管拿过不少奖、在省内也小有名气，但在王文西看来，他不过是岳麓书社众多平凡编辑中的一员。板凳一坐十年冷，才是这份工作的常态，并没有什么值得说道的地方。

十二年前，未满三十岁的王文西接手百年一遇的中华古籍大型系列类书《中华大典》的子项目《艺术典》编辑出版工作，为表明决心，他立下“项目不完成我就不剪头发”的誓言。六年书成，他已是长发及腰。

如今距离《中华大典·艺术典》的完成，又过去了六年。留着平头的王文西早已褪去了青涩，中年白头是古籍编辑的常态，但在骨子里，他依然是个与时间较劲的人。

古籍不等人，时间是每个编辑最大的敌人——面对深埋地下数千年才得以重见天日的简牍、散布于山林田野日晒雨淋逐渐风化的石刻，还有那些在无尽古籍出版事业中抱憾逝去的前辈，他只能以毕生精力去追赶。如果说浩如烟海的典籍只是历史长河中的奇石或砂砾，古籍编辑不过是一线微光偶然将其照亮，默默地将蜉蝣般的生命坚定地投掷于时间之河，在长河漫卷大浪淘沙的匆匆间隙，去留住那些典籍、文物中的精彩。

坐起冷板凳，一头扎进书海

雨后南园凝碧池，独留清气两三枝。

寸心犹抱凌云志，一任春风笑我痴。

——《文竹》 王文西

身为“冷门弟子”，坐冷板凳有什么不好？

2006年秋，即将研究生毕业的王文西面对着人生的十字路口。彼时的他拜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冷鹏飞教授门下攻读秦汉史。导师姓冷，专业也“冷”，因此一众师兄弟皆以“冷门弟子”自况。学生时代的王文西一心追随导师步伐，下定决心沿着这条冷门道路走下去。不料临近毕业，导师生了一场病，随导师继续攻读的想法只好暂时搁置，找工作变成了眼前最现实的问题。11月考上了岳麓书社，导师直接发话，让家境困难的王文西不要再犹豫，早点找个班上，解决吃饭问题。思来想去，王文西遵从内心的愿望，选择了去岳麓书社做编辑。中学时编辑过校园文学社刊物《星语》，大一时当过学院新生军训刊物《九月》的采编，为了赚点生活费参与过民营书商组织的《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草木典》的点校工作，或许就是他给编辑职业生涯最初埋下的三颗种子。

学生时代的王文西嗜书如命。一到周末他就去古旧书店淘书，从窑岭转到定王台，再到水风井的长沙古旧书店，再到河西大学城的述古书店、商周书店，长沙所有古旧书店无一不被他和几个书友淘遍。遇见心仪的书，他节衣缩食也要买。一次遇见一本零散的旧志，标价竟只要两块五，他不动声色地买下来，出了店门撒腿就跑，生怕店家反悔，回宿舍后在扉页小心翼翼题上两行字：“珠玉蒙尘，弃之何忍。”在这段淘书的时光里，距离母校湖南师大散步只有十分钟路程的古籍社岳麓书社，更是令这位“冷门弟子”倍感亲切，入手了大量岳麓版的文史旧书。

自1982年创社以来，岳麓书社以整理出版湖湘文献为己任，又拥抱全国市场，闯出了敢打敢拼的名声。从这里走出了《船山全书》《曾国藩全集》《湖湘文库》等一部部大书，留下了锺叔河、杨坚、夏剑钦、唐浩明等出版大家。在王文西看来，这些人、这些书，就是“一段历史、一座照亮后来人前行之路的灯塔”。但当时的王文西没想到，与岳麓书社同龄的他也会在这个小院中留下自己的足迹，成为这段不断续写的出版历史中虽微小但也重要的一个注脚。

王文西做出人生抉择的2006年，也是岳麓书社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年份：大型文化工程《湖湘文库》和《中华大典·艺术典》编辑出版项目在岳麓书社启动，这家年轻的古籍出版社亟待掀开新的篇章。对于一个年轻的读书人来说，在这方天地间应当可以有一番作为——王文西听从了导师的建议，义无反顾来到岳麓书社坐起“冷板凳”。

在应聘编辑岗位的考试中，王文西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试卷的最后一题，他一鼓作气写就了一篇以湖湘文化为主题的小论文。入职很久之后，王文西才从前辈那里得知，时任岳麓书社首席编辑唐浩明先生亲自阅卷，对这篇小文章给予了高度评价。社里原计划都招省外高校的毕业生以扩充出版资源，如果不是唐浩明先生评分较高，王文西那一年就错过了岳麓书社，也许就转而去当老师走上了另一条职业道路，因此始终对唐先生心怀感激。

师徒相传的专注，正是岳麓书社能在短短几十年里成为南方古籍出版重镇的原因。在这里，既有唐浩明这样关心后进的前辈大家，也有新人编辑职业生涯耐心专业的引导者，王文西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遇到了一位“好师傅”——时任历史文化编辑部主任的管巧灵老师。管老师1985年进社时，时任总编辑锺叔河先生立下规矩，每一个进入书社的编辑，都要从校对古籍刻本做起。1985年，厦门大学毕业生管巧灵与北师大毕业生丁双平、南开大学毕业生杨云辉、武汉大学毕业生曾德明、武汉师范学院毕业生丁方晓同年进社做编辑，学到的第一课，就是校对刻本的基本功。2007年，王文西与北师大毕业生李业鹏、南开大学毕业生胡宝亮、武汉大学毕业生彭卫才与刘文一起走进岳麓书社的大门，这一传统也被他们从前辈手中接续过来。

王文西眼中的管巧灵老师，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严师”，可能因为都是农村贫寒子弟出身，师徒二人无话不谈，管老师重在言传，勤勉严谨。王文西直接把房子租在了管老师小区对面，周末经常跟着管老师一起去加班。入职第二年，管老师就开始“逼”他独立做书。王文西硬着头皮在慢慢摸索中做出一本小书，结果在付印清样比红环节就出现了一个校对错误——目录里“一将功成万骨枯”，漏掉了一个“功”字。这个错误就像一颗钉子，永远钉在王文西的职业生涯里，让他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能漏掉任何一个细节。时至今日，每当有新人编辑加入编辑部，他都会把这件事讲给他们听。

怀抱着梦想与不安，王文西的编辑人生由此拉开了帷幕。

蓄长发明志，只为《大典》修成

彼岸花开慰寂寥，诛心何必奈何桥。

芸编问世仙人杳，衣带蒙尘谢女娇。

磨剑归来须醉酒，浮槎隐去任吹箫。

剪断青丝君莫笑，余生未老不及腰。

——《艺术典修成剃发咏怀》 王文西

工作四年半，对于一个岳麓社的古籍编辑而言还是个尚未出师的学徒，王文西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能参与到百年一遇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

《中华大典》，中国出版史上的一颗明珠——全国共出版408册、7.45亿字，是继唐代《艺文类聚》、宋代《太平御览》、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之后的最大类书。

2012年元月，岳麓书社任命王文西为中华大典项目部副主任主持工作，接手《中华大典·艺术典》的编辑出版任务。王文西不知道接下来迎接他的将会是怎样的挑战，但《中华大典》的分量，仍让他感到诚惶诚恐。时任社长易言者三次找他谈话，他最后回应一句“事在人为”接下了任务。

早在1987年，岳麓书社就开始参与筹备《中华大典》的出版工作，2006年《中华大典·艺术典》的编纂工作便已启动，但因专业门槛高、编纂难度大，许多分典的进度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其中《书法艺术分典》的作者团队更是换来换去无人接手。

一个启动六年未完成的项目，如今由一位新人接手，难度可想而知。或许是察觉自己内心的犹疑，在那年冬天的年度选题论证会上，面对前辈的质疑，如坐针毡的他信口说出一句“请老师们放心，项目不完成我就不剪头发”。

从文献普查、引文摘录，到书稿录入、底本核对，再到归经入纬、断句标点……王文西与同事孙世杰既当责任编辑，又当不署名的作者，两个人并肩作战互相鼓励，历时六年焚膏继晷，书成之时，王文西已是长发及腰，而孙世杰得了高血压。孙世杰2010年从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毕业后，一进岳麓社就从事《艺术典》的编辑工作，八年的大好青春，都奉献给了这套丛书。王文西说得很坦诚：“老实说，中间我们也曾有过迟疑、短暂的消沉，但是只要想起北方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九旬老人，与病痛抗争，与时间赛跑，年复一年地等候着一部书的出版，我的心底就有一种无可言说的羞耻感涌上来，刺痛自己的神经，然后老老实实地回到办公室，埋进书稿当中。”

从2013年到2018年，大女儿王依扉自出生起就没见过王文西短头发的样子，经常管他叫“西妈妈”。他有时把大女儿带到办公室加班，他在办公室内校稿子，女儿一个人在天台上的小花园里看花花草草或是捉虫子玩。偶尔周末陪着在小区里转两圈，这时他就会听到女儿跟其他小朋友开玩笑说：“我是个没有爸爸的小孩。”直到女儿快满六岁的时候，《中华大典·艺术典》终于顺利结项。2019年1月3日，王文西在女儿生日当天，自费在麓山宾馆请客小聚，在社里前辈、同事、师友和家人的见证下，总编辑马美著先生用一把编辑裁纸的剪刀，帮他剪掉长发。他将辫子装进书匣，藏在书柜的角落里。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或许王文西再也不敢“口出豪言”。唯有经历过此中辛酸，他终于理解了对于一个古籍编辑而言，时间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还记得第一次拜访《戏曲文艺分典》主编、北师大教授李修生老师时，一进门就看到墙上挂着教授夫人的遗照。老先生对他说：“当年项目启动的时候她还在，现在她已经在墙上了。”

2018年2月12日，腊月二十七，当王文西拿到《中华大典·艺术典》全套样书时，在日记中写了一段话：“今天等到印刷厂送过来的新书，关起门坐在办公室咬紧牙关抱着新书心绪难平。向卧病在床的九十四岁高龄的总主编金维诺先生致敬，向李修生、李真瑜、张大新、谢大勇、陈雨前、刘天琪等多位为书稿编纂工作付出多年心血的专家学者致敬，向等不到出书就已相继鹤归道山的特邀编辑廖承良先生、《服饰分典》主编李之檀先生再说一声抱歉。……读书人青春可耗，名利可失，寂寞可忍，志不可夺。莫问前程，埋首耕耘，但求无愧我心。今夜必须喝酒。”原本想年后再背上新书去给金老拜年，却在几天后惊闻老人家已于大年初二去世，王文西恸哭不已。

《中华大典·艺术典》给王文西的编辑生涯贴上了挥之不去的标签，也留下了关于遗憾的烙印。更重要的是，他自此意识到，在浩瀚的书海里，在无尽的时间长河里，一个编辑的职业生涯竟是如此地渺小与短暂：“一个古籍编辑，二十五岁进社，争取五年时间出师，到六十岁退休，也就只剩三十年的时间。陪着世杰兄做大典，我用了六年，石刻文献至少要四年，真不知道我的职业生涯还能有几个这样的项目，能够凭着心底不服输的一口气熬出来。”

他悔恨自己“少壮不努力”，周末守着湘江通宵钓鱼写诗填词，却不老老实实通宵看稿，“终究是欠的债太多，后半段要舍弃老命来赶时间”。正是从这一刻起，编辑王文西成了一个与时间赛跑的人。

人生如逆旅，亦可生生不息

猎户征南又一年，星光落处正无眠。

家山只似枫桥店，火树银花映客船。

——《烟花》 王文西

2023年除夕，王文西回到浏阳老家，从接手《中华大典·艺术典》已过去了十二年，期间他少有这般不用背着一书包的书稿回家过年。念及于此，已过不惑之年的他像前辈胡遐之老社长一样，照例用一首小诗向师友拜年，并且发出感慨：“除夕夜赏烟花，念家山竟如旅店，匆匆聚散。”在这温情时刻之外的大多数时间里，他总在埋首故纸堆，不曾停歇。

面对古籍文献之海，王文西总是显得身单力薄，最孤独的时候，管巧灵老师内退，师弟邱建明转投湖南省博物馆，新人还没招上来，编辑部只剩下他一个人。而他与之“对抗”的方法也很简单：那就是将时间投掷其间。顶着日常的编校压力，面对着国家重点项目的结项时限要求，如履薄冰的他只能投入一个又一个夜晚。时间久了，他便成了书社出名的“加班狂”，门卫何师傅拿他没办法，每到夜里十一二点，都会打电话到王文西的办公室，问他到底什么时候下班，叮嘱他记得锁门。

2019年，王文西接到急稿，他一个又一个通宵地加班，当时儿子王 尘刚刚满月，没有老人帮忙带，只能在晚上和妻子轮班。他一边抱着容易惊醒的孩子，一边赶稿子。突然想到管巧灵老师曾经讲过的故事：他刚做编辑的时候，住在单位租的宿舍楼，冬天特别冷，女儿还很小，只能一只手抱着女儿，另一只手校稿子，桌子底下放一个脸盆，备两瓶开水，泡脚取暖。反观自己如今还吹着空调，不禁泪湿眼眶。

管巧灵老师反复给王文西灌输一种观念：做编辑绝对不能停留在做来料加工，或者纯粹的案头工作上，不能“别人给你一口饭，你就吃一口饭”，而是要自己主动策划选题，还要有前瞻性的眼光，“一年要把后面两三年的事情都想好”。

正因如此，王文西把目光投向了湖南石刻、简牍等出土文献。他在一篇小文章《吾谁与归：临江望岳觅书香》中写道：“湖南出土简牍总量约占全国的2/3，大量档案、公文、律令、簿记、医书、美食方等深埋地下，勾勒出多少古人的人生履历碎片和烟火气息。俯身阅读简牍上的地名、官名、人名时，总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他们有幸成为最初一批青史留名的湖南人，不幸的是一度随着黄沙野草被历史遗忘。千年之后，我辈从这些出土简牍中得以窥见湖湘先民的社会生活风貌，理应心存感激。湖湘简牍的陆续出版，必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更多湖南人血脉的认同。”

2010年前后，岳麓书社做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申报工作，管巧灵与王文西一起策划出《湖南石刻文献集成》的选题；2018年《中华大典·艺术典》结项时，《湖南石刻文献集成》的书稿便已摆上案头；当《湖南石刻文献集成》于2022年结项时，《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无缝对接……接下来他还打算编辑出版《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校释》，用王文西的话说，“至少十六册，还要做八年”。

2023年，《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选粹》上架之时，他的小女儿王洛汀出生，六个半月后，女儿喊了一声“爸”。在无间歇的纸上劳作中，王文西的编辑生涯竟如人生一般，呈现出一种生生不息的面貌。“确实很惭愧，前面两个小孩的童年没管过，希望第三个能弥补一下。还有，《湖南出土简牍集成》在我退休前估计是做不完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至于能否子承父业，那也要随缘了。”

寂寥人间世，有人重理夜灯

《中华大典·艺术典》

也曾彩笔和清泪，写深情、绘佳丽。书城积稿尘封，一任虫翻鼠戏。湮没他年谁收拾，更谁人、夜灯重理。珠贝永沉埋，寂寥人间世。

——《昼夜乐》 茅于美

一个深夜，王文西在校稿时读到现代著名女词人茅于美教授（茅以升先生长女）词集中的这一阕，那一刻，他感觉自己就是那个“夜灯重理”的“谁人”。他始终觉得编辑首先是一个读书人，“夜灯重理”正是读书人之间的一种托付，一种时空交错的传承。

走进王文西的办公室，满眼的图书和书稿，只留尺许宽的过道。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面前，编辑愈发显得渺小。古籍文献整理注定是寂寞而无止境之事。

“编辑石刻、简牍这类出土文献，只能尽力去做，缺憾永远存在。”王文西坦言，《湖南石刻文献集成》最后呈现出的只是精选本，因为很多石刻或是没有拓片，或是照片不清晰，或是难以代替作者跑遍全省十四个地州市拍照片、补拓片，最终导致收录进书稿的碑刻条目不全面。

虽然明知结果总会不尽人意，真正阅读这些出土文献的人也不会很多，但王文西始终认为事在人为，编辑应该尽力去做，而且要即时即刻去做。“因为我们做的是抢救性工作，一刻也不能等。”比如石刻，明知要背上收录不全的骂名，硬着头皮也还是要去做这套书，再不去做，多少石刻将会风化殆尽，多少湖湘先贤、今世凡人的祖先的行迹英名将彻底湮没无闻……

王文西曾为诗词自选集《幽篁集》题过一首小诗，其中有一句“蒙君慧眼识珠玑，愧我平生作嫁衣”。对此王文西感慨：几套丛书数千万字做完，我们这些编辑是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看过来的，但是最后成书，编辑名字并不会署在封面上，我们都适应了这个状态。

但他并不认为编辑是一门苦差事，在做古籍出版这件事上，十七年来兴趣与职业交织，如今两者根本无法分开，校稿成为逃避不了的“自己的事”，编辑已成为一种习惯之中的生活状态。

一路走来，王文西见证了岳麓书社历史文化编辑部转变成为文博考古编辑部，所幸的是，他不再是一个人硬扛。“2021年从厦门大学引进了包文放、从山西大学引进了鲁云云，疫情期间都是跟着我在深圳印刷厂蹲点改稿锻炼过的”；师弟邱建明出走两年后，也于2023年重新回到岳麓书社做编辑；“我们2024年上半年还将从武汉大学引进学简牍的聂永芳，从南京大学引进学古典文献学的夏富庆”，队伍不断扩充，一切充满希望。他时常会想起那些岳麓书社老一辈的编辑在时间的源流之处给予他启示，他从这里获得抵抗时间的勇气，又将这一勇气传递给更年轻的编辑……就这样一棒接着一棒，几代古籍出版从业者接力完成着时代赋予的责任与使命。岳麓人也不过是出版人、读书人群体中的一个侧影。中华文脉也正是在一代又一代出版人、读书人倾注的时间中薪火相传、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