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佳,王维国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一、引言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国家统计局《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协调发展成效显著——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一》指出,“从经济规模看,2021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59.2万亿元、25.0万亿元、24.0万亿元和5.6万亿元”[1]。“2021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50(农村居民收入=1),比2012年下降0.38,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持续缩小”“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以西部地区居民收入为1)从2012年1.72、1.10和1.30分别缩小至2021年的1.62、1.07和1.10”[2]。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贯彻新发展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就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人民至上,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丰硕并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推动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因而研究和探索新发展理念下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专家学者不断深化共同富裕有关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和看法。关于共同富裕的内涵,卫兴华等认为,共同富裕贯穿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各个环节,需要全面加以把握[3]。何自力认为,共同富裕是指所有社会成员在物质生活上达到普遍富裕,以生产物质生活资料为内容的必要劳动时间大大缩短,而用于满足精神需要和个性发展需要的自由劳动时间大大延长[4]。杨文圣等认为,共有、共建、共享是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缺乏任何一方都将造成共同富裕的性质改变和实践障碍[5]。这些观点和看法深化了对共同富裕内涵的认识和理解。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意义、过程和路径,刘培林等认为,共同富裕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是党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带领人民顺利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6]。逄锦聚认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断实现共同富裕的历程说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动态、分阶段、先局部后全局、不断实现的过程[7]。王灵桂认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要发挥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贫困治理经验的关键作用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应有作用[8]。郁建兴等认为,当下推动共同富裕的核心政策议程是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优化资源和机会分配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等[9]。张占斌等提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10]。朱楠等认为,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完善再分配制度,加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调节力度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措施[11]。以上观点和看法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

通过分析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和实践,共同富裕就是指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富裕,是全体人民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推动共同富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从学理和政策分析上着力,而且需要从哲理层面进行探讨。由于人是类存在物,因而人的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共同体中进行,在以往发展的基础上创新实践。共同体是基于一定的联系纽带和合作形式所形成的社会群体,其显著特征就是共有理念。如果共有理念能够引领共同体成员获得发展,提高其满意度,那么,共有理念就会得到普遍认同和遵循,成为共享理念,从而激发共同体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共同体的发展,表明在探索新发展理念下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中要注重哲理层面的分析,以深化对“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大需要共同奋斗,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的认识,深化和丰富共同富裕实现路径的研究。

二、实现共同富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的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12],这一观点为理解和把握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人类通过劳动使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不断丰富,既满足了人的各方面需要,又展现和发展了人的各方面能力。然而,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统治阶级借助维护自身利益的思想观念及制度安排来实行奴役性或雇佣劳动,以让生产资料所有者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从而使社会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带来人的共同发展。因此,共同富裕的终极境界是建立在社会全面进步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13]。解决社会危机,实现共同富裕,使社会财富增长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和实践致力于解决的课题。由于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产关系的不断进步和每个人的发展,因而实现共同富裕就成为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建立和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制度。实现共同富裕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14],这就要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推动共同富裕中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要依靠发展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要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来认识和把握共同富裕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实现路径。

就人与人的关系来说,人与人之间是基于一定的纽带成为共在性存在,即社会不是由一个个原子化个体机械聚集而成,而是基于分工合作的共同体,因而每个人的发展必然与他人的发展相关联,每个人的发展都要以他人的发展为条件,尽力掌握人类的前沿知识和技能。在人类发展中,虽然可能会出现不同群体、阶级,乃至国家之间的冲突对抗,但团结与合作始终是人类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价值所在,也就是说,社会是在具体的纽带中向前发展的。彼此信任的人越多,每个人得到的好处越多[15]。社会发展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奋斗的结果,因而社会发展是个人发展的根本条件。人类以共同体的形式存在,既表明人与人之间的不可分离性,同时也意味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人可以假借维护共同体的利益,限制他人的自由,压制他人需求的满足,这就表明,人类必须构建每个人都能全面发展的真正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民才能实现彻底的解放,才能使人类的团结与合作全面实现,因此人类在发展中要彻底消除两极分化,不断巩固团结的基础,从而也表明实现共同富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引领人民获得全面发展的思想观念并付诸于伟大的社会实践,通过团结奋斗实现人类的美好理想。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关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16],人民实现自身解放意味着获得全面发展。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人类诞生初期,由于不得不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因而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自发的团结合作关系,从而共同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创造了剩余产品,随着剩余产品的出现,私有制随之诞生,出现阶级分化,人与人之间基于阶级地位和利益的不同产生了冲突对抗。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就要靠强制性的力量维护,人类历史进入社会与人的发展不一致的阶段。超越这一历史阶段,实现社会与人的发展相一致,就成为人类的理想追求,对此,马克思认为在人的发展历史过程中,经历了人对人的依赖阶段、人对物的依赖阶段以及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人们的社会财富的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发展阶段,所谓自由个性就是人的真正自主自觉的发展[17]。分工不断深化和扩展条件下的社会化生产、相同的经济地位,为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统治,进而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物质和社会条件。因此,“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表明,要使人获得全面发展,就需要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18]。因此,消除两极分化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价值追求[19]。在价值立场上,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融入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20]。

由于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制度化对人具有普遍的约束和塑造作用,因而人的解放是社会制度的发展进步问题,制度的性质影响着人的发展境界。人的共同发展,即满足需要的能力的普遍提升,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及相应的政治制度是密切关联的。只有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条件下,人才能得以共同发展,逐步实现人与社会发展的统一。在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之前的社会制度维护的是少数人的发展利益,劳动人民未能共享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不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实现了当家作主,因而能够通过共建共治共享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是要通过制度创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以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民主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诉求,进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2]。基于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中国所建立的制度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21],这就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致力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发展;要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更加充分地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就一定能够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2]。

三、贯彻新发展理念与推动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

“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22]。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需要在发展成果的共享以及发展动力结构的建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做出创造性的选择[13]。人的发展不仅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而且是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23]。人与社会发展一致的基础在于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要坚持高质量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新发展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体体现[24]。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因此,要深刻理解和把握贯彻新发展理念与推动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

(一)贯彻创新发展理念要更加注重激发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动力

人类在不断的创新活动中,不断形成各方面的能力和存在方式。人发展的理想状态就是人的个性的充分展现,即基于社会发展的条件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定位。个性的充分展现不仅意味着个人能力多方面发展、人的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而且意味着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也就是说,创新不仅是人的本质的重要体现,实现共同富裕的动力所在。创新作为人的能力的提升和活动领域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其途径一是实践经验的升华,二是将升华了的认识转变为对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及不断的更新换代。就人的自然能力来说,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奔跑、攀爬和搏击等,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具体的能力形成综合能力,即逻辑思维能力,正是凭借逻辑思维能力,人在获取满足需要的自然物质的过程中,形成了类及规律性认识。具体来说,就是在多次重复性的探索性实践中,对外形相似、功能相近的事物找出其一般性特征,并把这些特征抽象地组合在一起,作为判断认识新遇到的个体事物及相互关系的尺度,进而用以往有效方法和工具应对,从而实现预期目的。由于人类早期在狩猎、种植和养殖活动中,除了能够把握其外在属性,且可以把握其内在属性,包括对工具结构和功能的把握。对这些属性及工具结构和功能的综合把握,就成为本质性或规律性的认识,人类一旦掌握了事物的本质属性,意味着基于这些本质属性能够再造具有这些属性的新的存在物,即把作为形式的观念通过特定的材料变成具体物,从而实现从内化到外化的转变。生产生活工具的发现、使用和改进,既离不开人的逻辑思维,也是人具体反复操作并不断取得预期效果的实践活动结晶,表明技术的创新、人的能力的提升,既要对基础知识的深度把握和拓展性探索,又需要外化,即制作能力及产业化方面的突破,这两方面又都是知识和技术传播传承和再突破的过程。随着工具的不断改进、对外界事物认识范围和深度的扩大,人类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不断扩大提升,人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这就要求社会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来进一步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

社会需要既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也包括解决这些需要的工具创新需要。人类正是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要不断改进获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方式,其关键是生产工具的发现、发明和普遍使用,而生产工具的发明取决于人的创新能力。人的需要的满足既是自然的又是历史的,其需要满足过程中创造了工具,工具制造意味着为了更好的满足需要而要不断改进,正是工具的改进从而使人类的活动成为历史性活动,因此,“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22]。“富裕”意味物质文化产品的多样、充足和高质量。要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富裕,即物质和文化产品要丰富,物质和文化产品的丰富就需要不断激发生产实践创新动力。在传统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往往把粮食、牲畜、衣物和住房等物质生活资料及奢侈性饰品的数量作为富裕的标志。随着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兴起和升级,人类的物质文化产品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生产管理的组织形式和社会交往方式不断发生变革,表明要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完善激发社会成员的创新动力。将创新作为解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不仅要进行技术创新,还要不断推进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实践的创新,从而不断激发实现共同富裕的动力和营造良好的社会创新环境。

(二)贯彻协调发展理念要更加注重夯实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协调发展涉及区域、领域、行业、部门、城乡之间的关系[25]。人的发展是多方面能力的体现。人类个体虽然具有自然的认知条件,且这些条件可以自然的协调一致。人类在对待外部世界,获取自身需要的物质产品时,根据不同个体某方面的认知和活动能力的优势进行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再加上有丰富实践经验和综合能力强的指挥者的指导、协调,从而可以形成超过对手的优势力量,制服狩猎对象、驯化动物、开展农业种植等物质生产活动。正是在这种分工协作中,大家互相交流各自活动领域和环节的成功和失败经验,从而形成了对某一活动、某些现象的综合性认识,成为共享知识,正是基于这些共享知识,在今后的合作行动中,能够指导自身行为,协调一致行动并取得预期的成果。随着人们对某项活动持续的成功实践,人们的认识和行动能力普遍提高,在该领域的活动者就具有了比较优势,逐步走向专门化;再加上人口的增加,需要在更大的区域开展生产实践活动,而不同区域的自然禀赋不同,因而生产活动也基于自然条件而走向多样化,这就使人类从具体生产活动的分工走向了产业分工,产业内又可以进行进一步分工。为了避免由于产业分工和生产环节分工对人们带来的能力单一发展,就需要国家、社会创造条件,让人们尽可能地发展多方面的能力,这样既可以适应社会分工的需要,推动社会的持续发展,又能够实现人生价值而提高成就感、幸福感。

在产业分工、生产环节不断分化的条件下,如果不同生产者能力发展不同步,往往就会出现产业之间、人群之间、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从而会影响社会的长期稳定。人的全面发展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发展。这就要求经济社会与区域发展协调,从而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增强发展的协调性,不断推动共同富裕,就是“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共同发展”[23]。因此,产业之间、群体之间、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对于社会的团结和共同发展极为重要,能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这就要求,应该从现实的生产活动出发来说明社会分工,不能仅仅用一般性观念和功利原则来解释和评价社会分工,而是要注重社会分工所包含的历史性。政府提出要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重视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给低收入人群“赋能”“赋权”,就是为了实现区域、领域、行业、部门、城乡之间协调发展,以更好夯实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三)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要更加注重打造实现共同富裕的良好生态环境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多样性自然环境、周期性的气候变化、动植物发育生长、自然灾害等不期而遇,给人类带来惊奇的同时,有些动物和植物果实(包括其根茎叶花)可以成为满足人类需要的食物。随着这些可食用的动物和植物果实自然存在的数量的减少,尤其是动物的反击对人带来的危险,保持稳定的食物来源进而不断提高质量就成为人类必须解决的问题。要维持可食用的动物和植物果实的规模,就需要维持其生长发育的可持续条件即维持生态平衡。要维持动植物生长发育的可持续条件,除了通过人工养殖和种植外,需要尽可能地保留其幼崽和幼苗,尤其是要保护好其生存条件。中国古代倡导“天人合一”的观点,强调正确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合理管控人的自然需要的满足,不能导致不能融入自然的人造物的出现,不能过度利用自然,以防止生态系统的失衡,因此绿色发展是人类永恒的课题,但随着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生态系统的某些方面失衡,从而才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共同富裕的特征包括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因此,共同富裕必须以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为条件[26]。

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不适当强调人的主体性是密切关联的。人的主体性问题最初表现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即人类能否把握世界本质的问题。笛卡尔主张作为纯粹的思维的自我能够把握世界的内在本质。康德认为基于纯粹理性,人类可以获得自然的必然性的认识,进而“为自然立法”。显然这些论断夸大了主体理性的作用,忽视了认识的实践基础。当对人的主体性本质要求不能进行科学把握时,一些人就可能把对自身和社会带来消极影响的欲望也看成体现主体性的方面,把不切实际的主观意志看成是主体性的或有属性。尤其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西方工业化国家为了使资本增值最大化,借助主体性观念对自然资源进行了掠夺性开发,刺激引导奢侈性消费,从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危及人类的生存环境,因此,必须确立正确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理念,把绿色发展看作持续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条件。中国作为一个巨型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发达国家从未遇到过的生态环境瓶颈制约[13],这就要求,中国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实现共同富裕打造良好生态环境。

(四)贯彻开放发展理念要更加注重拓宽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

“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27]。这就表明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开放。这就是说,人作为交往性存在,开放发展是其增强能力,进而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生产本身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交往的具体形式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人类社会历史是在开放中不断发展的,开放发展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团结合作,不断增强和拓展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开放发展的实质是人的活动的公共性、历史性发展和成熟[28]。虽然人类直接满足需要的资源是不足的,因而在需要满足中会产生冲突,但是人的能力的发展空间是开放的,人的思维也是开放的,因而对于已被率先掌握的能力及形成的观念,一定会通过传播影响他人,也会在传播中不断提高完善。知识和能力是在交往合作中形成的,因而群体间、区域间和国家间的开放合作就成为人类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人类生活用品的交换不断扩大和常态化,一定会伴随着技术的传播和扩散,不同群体和区域的技术在传播中就会吸收对方技术的优点。技术在传播中可以普遍提高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从而给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就思想观念来说,既有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总结,也是为了维护既有秩序所构建。在人类的秩序形成中,既有长期能够使大家分工合作团结一致的习惯,也有有目的倡导并进行维护的观念,最有效的是得到普遍认同的制度安排。

在传统社会,由于农业生产力不高,剩余产品不足,农产品的使用价值差别不大,因而难以形成激烈的竞争,从而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开放发展,使得农业社会不仅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发展缓慢,社会思想观念也较为保守。随着工业生产的出现,市场竞争加剧,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就会逐渐解体,即大工业“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29]。工业产品在交换中促进了生产技术的交流,从而实现了工业生产的开放性发展。随着同类产品的出现,商品交换必然引发竞争,但竞争可以使具有优势的技术不断获得推广和提高,技术传播越广泛、商品交换越频繁和深度化,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越广泛而密切。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增强,不仅在生产技术上可以相互取长补短,而且在思想观念上可以相互借鉴,从而使财富的创造和分享在开放交流中不断提高,开放发展就成为拓宽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这就表明在工业4.0时代,国家要通过高质量对外开放不断拓宽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

(五)贯彻共享发展理念要更加注重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建设

人类社会应是整体社会成员的发展[23]。共同富裕要求共享,即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共享,也就是说,共享发展是“发展为了谁、发展成果由谁享”的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判断一个社会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就在于考察它是维护和增进少数人的利益还是维护和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30]。因此,共享问题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人体自身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显现出强大的生存能力,其生理特征和优势就在于基于对血液、神经系统等的共享把不同器官有机地连接成一个整体。从社会属性来看,正是人类基于共同的实践方式,形成了共享的知识、思想观念体系和规则体系,因而不仅在生产实践活动中能够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满足人类需要的各种产品和条件,而且也能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分享共同创造的产品和条件;从自然环境来看,无论是共同的生产生活群体,还是整个人类,都依赖于地球的资源环境,正是共同的地球资源环境,才使我们不仅形成公共性的自然知识,而且在人文知识、社会礼仪和规则方面可以互相交流和借鉴。人类分享交流知识、技术、产品和文化的规模越大、程度越深、过程越长,越能提升彼此的能力,进而增强人类的整体能力,因此,共享是人类发展的内在要求,一定要基于提升公共性理念的认识,在克服不适当的个人观念中,不断强化和拓展共享对于人类发展的作用。

就共享的具体实现方式来说,首先就是要确定共同体范围,即在什么范围和层面上的共同体,共同体的确立或分析要基于其成员间联系纽带的设定。从现实出发,共同的利益是基本的纽带,然而仅仅靠利益的联系,难以避免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冲突,因为仅仅从利益出发,利益的满足具有排他性,有些人只顾眼前利益,也有人会以个人利益为中心,也就是说,在存在阶级剥削的社会,统治阶级总是企图占有他人的利益,这就要求,一方面对利益要有一个合理的定义,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以及公共利益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关于共同利益的实现条件,亚里士多德指出,当城邦的公民们对他们的共同利益有共同认识,并选择同样的行为以实现共同的意见时,便称之为团结[31]。团结是共同体基本的功能或属性,如何实现团结,理论上有两种论证思路,一是成员之间的关系:互补,还是同质化;二是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部分与机械整体,环节与有机整体,还是相对独立与自由联合。亚里士多德首先强调城邦即整体的优先性,强调个体对于整体就是环节与有机整体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整体主要是意义上的,非利益上的,共同的善是城邦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个人存在的最高意义就在于融入到城邦生活中,实际上,对于利益冲突问题的解决,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制度,通过制度的刚性约束,对那些为了个人私利而不惜损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者予以防范和惩罚。制度的强制执行是有成本的,需要专门的制定者、执行者以及裁判者。人类共同体形式中,最基本的就是家庭,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友爱,更多的是基于情感的联系和传统习惯。对于传统习惯的遵守靠自觉,因此称之为自发秩序,仅仅靠传统习惯,在复杂的大规模的共同体中,不足以保证稳定的利益共享。无论是小规模的群体,还是复杂的大规模的共同体,基于共同体认同,即成员身份认同的共同观念或共享观念非常重要,对此的建构阐释并内化为每个成员的信念、价值追求就成为制度自觉被遵守的保障,这就要求在共享发展中坚守人民立场,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依靠人民的智慧和能力,不断完善保障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体制机制,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12],为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和根本遵循。

(一)创新驱动发展,在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中推动共同富裕

“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2],要通过创新来推动高质量发展,从而不断开拓新业态和创造丰富的社会财富;要通过创新实现富裕和发展,消除贫富差距,提升人民福祉。新中国确立了劳动人民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广大劳动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和创新意识空前增强,创造了伟大成就。但推进共同富裕要与分工方式、社会创新能力及人的发展需要相适应,在对社会的主要矛盾形成正确的认识后,在组织化的社会创新实践中要把创新精神的激扬与人民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要构建科学公正的创新激励制度,推动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从而为共同富裕创造坚实的技术基础和机制保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32]。高质量发展,意味要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更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高水平的生产力需要高水平的人才和世界领先水平的高新技术及其广泛应用,而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和传播,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要把人类积累的知识和技术,变成每一位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即每一位劳动者具有适应时代发展的能力,就需要大力发展教育,逐步实现高水平教育的普及化。由于人类改造世界的现实能力,要依靠技术的力量,因而技术的突破和发展就成为提升人类能力至关重要的环节。技术的突破和创新离不开教育的优先发展。技术研发的基金来源,除了国家财政支持,还需要基于技术革命所引发的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先发优势的企业所获取的丰厚的利润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这就需要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努力提高教学质量,营造全社会高度重视教育和人才的良好氛围。“创新劳动的根本问题在于劳动者自我素质的提升和创新”[33],这就要求,必须提升全体人民的创新能力,通过科技和管理创新推动生产力提高来实现富裕目标。努力“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22]。当前来看,共同富裕的薄弱环节在农村,因此如何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如何提高农业技术和提升农村各类产业发展水平,就成为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发挥体制优势,补齐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的短板,努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精神境界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需要,要通过文化创新实现人民群众在精神上的富裕,不断彰显积极向上价值的力量,不断丰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精神内涵和审美追求。

(二)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在团结奋斗中推动共同富裕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进步,不同产业之间的协调性对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越来越重要。不同的产业往往布局在不同的区域,因而产业发展中往往伴随区域发展不协调和不同群体发展的差异扩大等问题。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中实行了计划经济,由于计划经济注重资源的行政调配,而行政权力又存在着条块协调问题,因而出现了经济发展安排有时难以充分体现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生产条件和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实际的差异化,这就使得各经济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与人民群众的预期产生了一定的差距,从而影响了生产效能和社会的整体福利提高;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合理性就在于使生产更容易契合民众差异化和多样化的需要,从而引导资源配置更体现效率,尤其是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从而提升社会的整体生产力,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当国家治理体系不完善时,市场机制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即有些区域和一些人由于不能适应竞争而只能自然地选择产业和社会分工,从而导致区域发展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进而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如果市场主体只仅仅追求利润,在法治不健全不完善的情况下,也会带来职业伦理水平的下滑,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秩序,这就需要构建规范市场机制良性运行的制度规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要保障经济发展效率不断提高,而且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共同富裕的不可或缺的途径。“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12],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经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城乡、区域、群际、代际之间发展仍需进一步协调一致。中国既需进一步发挥不同地区的各自优势,又要坚持大局观念,着眼于长远发展,这就要求国家要着力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协调发展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要巩固优势产业,又要加快补齐短板,还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既要考虑区域自然禀赋特点,又要推进区域协调一体化发展,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产业基础和提供政策保障。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直接影响到民生保障的不平衡。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有自然禀赋的原因、历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地方经济决策部门和市场主体自身抓机遇能力和思想解放不够等原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问题的解决,其方式可以是易地搬迁、财政转移支付、地区间对口支援、大学生就业方面特殊扶持政策等。从长远看,提升发展滞后地区适合自身特点的经济发展能力,即赋能问题至关重要。随着新能源技术、数字技术的进步,绿色有机食品需求和生态需要的增大,可以通过政策扶持、资金支持、注重本地人才培养、引进外地人才等方式,有效助推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此外,还要通过思想解放,回归市场本真的资源配置和充分利用属性,大力发扬改革开放精神、经济特区拓荒牛精神,倡导通过锐意进取过上富裕生活,引领和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不断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加快共同发展的步伐。

(三)走绿色发展之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推动共同富裕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我国在这方面的潜力相当大,可以形成很多新的经济增长点”[22]。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毁林开荒、滥砍乱伐,导致黄土高原植被稀少,出现荒山秃岭等,有些地方由于水资源缺乏,导致沙漠蔓延、草原退化。在国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一度时期伴随而来的是一些区域出现了日趋严重的生态失衡、资源环境负荷量加重的问题,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不注重生态平衡,从而带来了环境污染。因此,一定要认真吸取这些深刻的历史教训和现实启示,更要深刻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绿化造林保持水土等方面的成功经验,致力于形成低碳生产和生活方式。坚持绿色发展,才能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运行,从而使财富的增长可持续,因此应促使财富生产回归于满足人本身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实践证明,走绿色发展之路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和推动力,要大力倡导全民参与到保护环境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让人民有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就成为党带领人民要解决好的现实问题。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时代要求的体现,也是新时代团结奋斗的动力所在。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32]。中国一些边岛地区自然资源匮乏,经济发展基础薄弱,生态也比较脆弱,因而属于生态功能涵养区或自然环境保护区,这就需要从国家的全局发展出发,大力提升这些地区的教育文化水平,以及年轻人创业能力,还要通过资金技术和政策的支持,发展适合生态条件的文化旅游产业,使天然的绿水青山在发挥生态效益的同时,成为当地人们发展可持续的特色产业基地。对当地特有的“山水林田湖草沙”要发挥其固有的自然功能,厚植其文化内涵,使其成为影视、绘画写生、文化感悟、文体体验等基地,带动家庭手工业的传承和价值增值,因此需要大力倡导企业担负起社会责任,在生产环节中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形成绿色发展的企业模式。

(四)扩大开放合作,在内外联动中推动共同富裕

“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12]。人类共同体虽然致力于自足自立,然而不同共同体之间相互开放交流又促进了各自的发展,进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开放问题是一个扩大合作问题。不断扩大合作、深化合作,才能更有利于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自觉自愿的合作意味着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而开放是合作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古代的私有制条件下,有些思想家把分工看成是基于禀赋差异,因而把合作者等级化、身份化、固定化,将收入分配实行等级化看成是“合情合理”的,即倾向于把合作生产中的功能性结构等同于等级化结构,从而影响了合作的效能,进而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从历史发展看,分工及其发展产生了阶级和阶层的划分,这种划分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不同的职业定位上,这种定位便将人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等固定下来,并形成代际传递或代际自我复制[34],形成社会历史运动中因不合理分工合作和分配所产生的消极现象,需要通过建立新型制度,真正发挥分工对于人类共同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充分说明,无论是物种、技术,还是资源、人群,甚至于思想、文化,都是在不断传播、交流、互动中得以发展、得以进步的”[35]。唯物史观表明,一方面人类个体的能力要有超越性的进步,可以完成多种社会角色(岗位)的要求,并自主选择最能发挥自己力量的方式奉献社会;另一方面,合作理念与收入分配方式也需要正本溯源,科学重构。

关于合作方式与分配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最理想的方式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其基本理论依据之一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36]。公共性是人的内在属性,每个人的活动成果只有成为人类活动或需要的条件时,才能真正彰显人的意义。人的公共性问题虽然近代以来就被学者所关注,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但由于一些外国学者囿于其立场的偏颇,往往只是从抽象道德或价值的维度来考察人的公共性实现的方式,因而不具有现实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公共性的说明,指出了人的公共性实现的根本途径就在于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逐步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还未达到极高的水平,因而国家还需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就表明,对“岗位、禀赋差异、个体贡献”,要融入在动态的持续的整体的生产运行和发展中来理解和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32]。对于发展较慢的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更需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区位优势及既有的工业基础能力和特色农业,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与数字经济不适应的传统观念,注重体制机制创新,深度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在民心相通方面不断着力。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为中国中西部提供了扩大开放合作的新机遇,从而为提升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创造了新前景。

(五)推进共享的制度化机制化,在共同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

“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12]。为了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在一定的秩序中交往互动,一些西方思想家们从多个维度探讨一种能够使人们普遍接受的指导行为观念的正义原则。由于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预设不同,因而所提出的正义原则,难以体现普遍性,尤其同社会现实不相一致。事实上,真正的正义原则,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要从根本上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社会条件,必须以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为落脚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共享发展理念,其内涵主要有4个方面”[37]。一是共享是全民共享;二是共享是全面共享;三是共享是共建共享;四是共享是渐进共享。共享理念体现了人的公共性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正是在共享中,才能实现人的共同发展,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说,“共建共享”是对经济社会与人的协调发展的进一步要求,也是对创新的价值内涵的进一步要求。在共建共享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从而为人的共同发展全面发展提供现实条件,进而彰显人的价值意义。中国无论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还是从共享发展机会、保障共建共治共享权利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需要进一步规范化机制化和程序化。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就是为了创造更好实现人民共同发展的条件,为了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更好为世界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因此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主动性创造性。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需要从机制上保障全体人民享受更好更高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使基本公共服务成为人们发展进步的有力支撑。走向共同富裕需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要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方面持续取得新进展。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32]。通过有效的制度实施,不断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社会保障水平差距[38]。要让这些举措发挥系统作用,形成综合效益,促进社会长期稳定,不断提高发展质量。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引领共同富裕推进方向,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激发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彰显社会公平正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需要具有显著优势的现代国家制度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需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中国的国家制度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党领人民共同创造和分享物质文化成果和精神文化成果,通过分配的公共性彰显着国家的人民性,不断激发人民团结奋斗的力量。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这就表明分配的公共性根源于人的活动的公共性。人的活动的公共性是人的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这就要求对人的活动的公共性的自觉。人在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现代化的最终目标中,人与人之间基于自身的条件的不同,在社会中从事的工作也就不同;因而无论在发展的机会和能力上,还是在需要的满足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以来,虽然人们可以自主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选择一个工作单位,在一个共同体内活动,但是共同体成员的角色定位又不完全是自主决定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认识到自身的力量是社会赋予的,因而需要将自身的力量融入到社会力量之中,正是每个人的力量的聚合中,形成了人类的共同力量,创造着每个人能够分享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从而每个人在发展中实现人生意义。这就要求我们正确看待需要,要把为劳动作为基本的需要,把创新作为使命责任,勇于攻坚克难,把个人的发展融入到国家建设和人民幸福的事业之中,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