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虹 张文青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上海 200062）

一、引言

国际传播向来是一个关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重大议题。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5·31”重要讲话将国际传播提升到战略高度后，其更是得到了空前广泛的关注，各类研究方兴未艾。与此前的研究相比，新研究通常能够立足新的技术情境，重新审视国际传播的主体、内容、渠道、效果，但诸多研究仍难以摆脱传统经验学派的理论框架桎梏，未能领会技术变革背后的深层逻辑。

在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经典阐释之中，传播的信息属性被反复强调。与之对应的，国际传播被看作跨国界的信息传播，是一种旨在通过传递信息改变对方思想、态度、行为的征服型行动，一种工具指向、效果至上的功利性行为。这一阐释背后，隐藏的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冷战思维，蕴含着平等、双向的“交往”常常是缺席的，取而代之的是功利的、不对称的“传播”。这并不符合流淌在中华文化中的“和合”理念，也不符合数字技术背景下传播范围、主体、渠道、内容都已极大拓展的客观现实。

事实上，在经验学派典型的科学主义传播观之外，还有一种理论图景一直指导着中国，这就是马克思（Karl Marx）与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传播观。马恩传播观建立在其独特的交往理论基础之上。在马恩哲学中，交往（Verkehr）的内涵极其广泛，涵盖民族交往、世界交往、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等诸多方面，但核心逻辑均在于平等、对话、包容。从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到郑和七次远洋航海，中国向来提倡文明互鉴、平等交往、互通互利，讲求阴阳相生、和而不同、天下大同，这些都与马恩的交往理论交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