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东方

(兰州理工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70)

在中华复兴的大路上,/我四过西安,三宿平凉,/——像浪子,啊,多少世代的流浪,/去探望民族的故乡——/到日月山前的草原上,/到周秦陵墓两旁的/古战场,而今哪,又成了战场,/去慰问抗战英雄们的健康!

——《剑北篇·小引》

1939年下半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负责人老舍参加了全国慰劳总会组织的北路慰劳团,不仅在西安、延安、榆林、平凉、兰州、凉州、青海等西北各地辗转近半年的时间,而且与西北政界、文化界人士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交流切磋,在偏远的西北之地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关于老舍的“西北之行”,前辈学者如杉本达夫、解志熙、郭国昌等已经进行过不少的论述,然而在具体历史细节与隐性的精神内涵层面,仍存在继续发掘和探讨的必要。

仅就老舍1939年10月在甘肃时期的“慰劳之行”而言,他和萧军、茅盾等人的个人旅行性质就不太相同——老舍不仅拥有着“文协”负责人以及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重要团员的政治身份,而且还明确带着慰劳前线将士、后方民众以及拓展各地抗战文艺的责任与使命;与茅盾在甘肃滞留时“略显闲寂”的生活状态也不太一样的是,老舍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和慰劳团一起备受各界人士的关注,除了忙于各种应酬活动,几乎没有闲暇之时。自10月4日至31日,老舍随团奔波于甘肃各地,一路上演讲、座谈、交流,不仅切实推动着甘肃及西北地区抗战文艺事业的发展,也在“慰劳”的旅程之中亲眼见证、切身体味着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创伤以及民众生存的苦难与艰辛,进而促使老舍尽力规避现实中诸般纠葛与矛盾,将自己投身到民族抗战的大潮之中。当然,老舍在“西北之行”中也尽力书写着所见所闻的“民生疾苦”,并宣扬、传播着“通俗文艺观”,进而推动现代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进程,以实现民众精神的再造与民族复兴的意愿。

一、抗战时期老舍的生存困境与“慰劳之行”中的内心纠葛

抗战时期,文艺作家的境况与选择都不尽相同：有的选择在前方战地服务团乃至游击队中服务,如姚雪垠、臧克家、丘东平、郑伯奇、田间、丁玲等人,曾给军队的士兵们编剧、作歌、写故事;有的选择供职于一些机关、团体,如茅盾、冯乃超、胡风、叶圣陶、穆木天、丰子恺等人,在从事一定职业事务的同时进行文艺创作。对于作家老舍来讲,他选择奔走前线、后方各地,万里劳军慰问及宣传抗战文艺,既有身为“文协”负责人的责任与使命的规束、要求,也有很多自身的无奈和辛酸,这些都和抗战时期文化人的艰难生存困境息息相关。

战时的环境之中,作家们多是背井离乡,处于流亡漂泊之中,不但生活比较艰难,还经常处于贫困和死亡的双重阴影之中;再加上战时物价飞涨、货币崩盘等时局境况,身处生存困境之中的作家并不在少数。在重庆时,老舍曾坦言自己曾因生活太苦,一度计划离开“文协”去教书,但最终在朋友挽留之下,加上对“文协”工作的真心留恋,他才留下来继续过着“蛤蟆垫桌腿”的生活。

老舍对于抗战事业固然满怀憧憬,但却一直难以摆脱现实生存困境的纠葛。“文协”派老舍来重庆办理会务时,一到重庆,因为物价昂贵,老舍连最基本的衣、食、住都成了问题。然而,迫于抗战的时势大局,老舍还不得不服从、接受,甚至还自我安慰：“个人的困苦事小,会务事大。为全国性的协会卖点力气,吃点苦,实在是应当的。”(1)老舍：《老舍全集》(17),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203页。老舍、老向等“文协”同人所倡导、宣扬的通俗文学,如大鼓词之类的东西,固然是为了呼吁人们参与抗战以及激励将士的斗志而创作的,然而它们同时也是按照政府机关的要求来完成的应制之作,据老舍回忆：“文协总会迁来重庆,极愿帮助政府机关作这个工作。我们写,政府给印,给送到前方与后方去,是正合出钱出力的道理。在前方服务的朋友们写前方的事实,我们在后方的多写些宣传文字,各尽其力而已。”(2)同上书,第204页。

毋庸置疑,身负“文协”重任的老舍殚精竭虑、左右逢源,努力为实现战时中国作家的大团结,为抗战文艺的拓展、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老舍的一片赤诚之心,往往在现实的人与事的纷扰纠葛之中颇受抑制,时时有心灰意冷之感。老舍在1939年参与北路慰劳团时亦是如此,政治的纠葛、旅行的艰难等多重原因,使得他的“慰劳之行”并不是那么顺心如意。

全国慰劳总会是国民政府的组织机构,而“文协”又是依靠政府的补助费才能勉力维持的组织,当全国慰劳总会邀请时,“文协”不得不遵命,派出老舍、姚蓬子等代表“文协”来参加此次活动。北路慰劳团的成员,政治色彩很浓厚,有国民党政客、特务、记者,也有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无党派人士老舍身处其中,显然处境有些尴尬。日本学者杉本达夫曾谈及老舍在1939年的“慰劳之行”,特别指出老舍的“缄默不语”。在杉本达夫先生看来,这次旅行同样是老舍的无奈之举。杉本达夫认为：“老舍的缄默和无视,据我看,正体现了他对该团拒绝与排斥的感情。……他的缄默当然和他作为文协负责人的立场有关系,他作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关键人物,不能轻易表明对官僚政治家的活动厌烦与否——这样推想显然是合理的,但是我想这尚不是主要的理由,还有更重要的根本的理由,那就是老舍的本性,老舍本能地讨厌政治,凡是政治上的对立抗争、党派间的纠纷,他不是用作家的好奇心冷静地观察分析,而是本能地拒绝,并在作品里有意地回避。”(3)杉本达夫：《有声的呐喊与无声的呐喊——关于老舍对北路慰劳团的态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4期。

或许正是身处现实纷扰、政治漩涡之中的缘故,老舍在抗战初期所创作的作品,既不像郭沫若那样“借古讽今”,也不像茅盾暴露后方的黑暗,更不像巴金描写战争中小人物的悲惨命运,老舍选择了规避现实矛盾,以直接“呐喊”“呼吁”的方式,号召人们积极参与抗战“去打日本”,以京韵大鼓式的通俗文艺,致力于唤醒民众的“救亡意识”。

当然,仅仅认识到这些缘由,还未能真正进入到老舍的内心困境之中。在一次招待老舍及北路慰劳团的朋友宴会上,老舍与《时事新报》记者高天、《新民报》的记者张西洛、中央社的记者刘尊棋、《扫荡报》的记者耿坚白等人一同参加。宴会的氛围特别融洽,大家随意坐,随意谈笑,没有一点客套和拘束,老舍也给人留下了“一个很滑稽的人”的印象——“穿着青呢子的学生服,庄重而不贴切,满嘴里说着使人发笑的话,而自己却一点不笑,坦然地坐在桌子旁边,像一个念着什么‘经’的老猫。席间,老舍兴致很浓,意趣百出,时而用清晰、流利的北平话讲个笑话,惹得满屋子的笑声;时而离桌即兴表演,来上一两段京剧;时而端起酒杯,涨红了脸和脖颈,‘五魁八马’地和大家喊着划拳”(4)呈芝：《老舍印象记》,《甘肃民国日报》1939年12月5日,第4版。。

然而,在作家魏呈芝的一双敏锐、善于观察的眼睛看来,老舍却给人另外一番感受：“四十以上的年纪,老于世故的皱纹,两眼中闪动着强烈的光芒,虽然他不像青年人的好动,但并不如我所想象的幽静,而且对于身旁的团员,似乎有点倨傲的样子,不大去注意。”席间欢闹之时,“在一个突异的转动之中,我明白的从他老于世故的脸上看出了一种悲苦!这个悲苦,好像是一种潜藏极深的东西,往往在偶然之中我看了出来。我想,老舍正和他的作品一样,在欢闹的情景,蕴蓄着人世的悲苦。读老舍的作品,若读到欢闹为止,那只是一种表皮的读法;而深入到欢闹的里面,追寻人世的悲苦滋味,了解人生的真实意义,那才是最适当的读法。”(5)呈芝：《老舍印象记》,《甘肃民国日报》1939年12月5日,第4版。

老舍的此次万里之行,奔波劳苦,有三次面临生命之险;途中所见,也是举目疮痍的景象——“忍见村荒枯翠柳,敢怜人瘦比黄花!”“村童无衣墙半掩,霜田覆石草微遮;周秦文物今何在?牧马悲鸣劫后沙。”(6)老舍：《老舍全集》(1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571页。不了解这一切,就无法理解老舍在欢闹宴席、世故应酬中的“倨傲”之态及“蕴藏悲苦”的“矛盾心境”,也无从真正理解一个真正忧国忧民、悯时伤生的知识分子在内心所承担的历史、生命之沉重。

学者吴小美认为：“无论从生与死的哪一面看,老舍的一生都很不轻松。他留给人的普遍印象,最突出的莫过于温厚、宽容、幽默。但饶有趣味的是,更易为家人和至交感知的,却是严肃沉默的形容举止和悲凉抑郁的心绪。”(7)吴小美、魏韶华、古世仓：《老舍与中国新文化建设》,民族出版社,2006,第136页。邵宁宁师亦云：“在他的幽默之后,深隐着的其实是一种‘沉重’与‘抑郁’……正是这种深隐其间的感伤,构成了老舍的幽默与现代其他一些‘幽默大师’——譬如林语堂——的根本不同,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幽默其表、感伤其里,构成了老舍文学风格的真正秘密。”(8)邵宁宁：《老舍的感伤及其城市文明哀歌》,《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3期。因山河凋敝而心碎,因战争之中底层民众的苦难而哀痛不已,这或许才是抗战时期“慰劳之行”中老舍更为隐性的精神内核之所在。然而,这种内在的悲苦老舍却无从言说,尤其是在成员身份复杂、政治色彩浓厚的北路慰劳团及“慰劳之行”中,老舍只能把这种心绪藏匿起来,并佯装成外在的幽默与洒脱,投身于喧嚣热闹的人群。因此,在笔者看来,老舍在“慰劳之行”中的真正困境不仅仅在于政治的纠葛与旅途的艰险,如果不了解这一切隐性的精神内涵,就不能说完全了解抗战时期“慰劳之行”中老舍真正的内心世界。

二、老舍“慰劳之行”中的“忧国悯生”情怀及其文学表达

自西北归来以后,老舍把途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陆陆续续写进《剑北篇》《归自西北》以及《北行小诗》《诗二首》等诗文之中。平心而论,随北路慰劳团在西北期间,老舍一路疲于奔波、应酬,实际上并没有创作出什么优秀的文学作品。老舍对于西北的所闻所见,多为走马观花,并没有太多深刻的观察。《剑北篇》虽然对于“慰劳之行”有较为详尽的书写,但语言缺乏凝练、艺术水准一般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朱自清评论《剑北篇》时说它“铺叙景物的节目”,显得有些零碎,也“并不重视韵脚”,有意“散文化”“民间化”,并推测老舍的创作意愿可能并不在于文学艺术本身,而在于通过这种形式来“发现内地的广博和美丽,增强我们的爱国心和自信心”。(9)朱自清：《新诗杂话》,广陵书社,2018,第38页。

《归自西北》一文则更多地关涉到西北的经济、民族、宗教、政治、军事的问题,老舍不仅描绘了他的旅途印象与个人感想,也提出了开发西北的许多建议。老舍基于抗战形式,对西北地区的重要性一再强调：西北是一块宝地,马匹、羊毛、粮食都很富足,风物景观也不仅是骆驼、狂风、积冻等使人脊背发凉的光景,也有绿柳清泉,稻香万顷,绝似江南。西北的历史文化也很悠久,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西北地区在开展了种树开渠等运动后,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气象,并在将来成为重要的民族复兴基地。西北的民众,都在坚强地默默支持着抗战建设的事业：男人或去服兵役,或担任保卫家乡、修路挖壕等工作;女人或在田里操作,或帮助筑路,荷锄肩石,尽力于战时生产;兵士可谓“文武双全”,不仅有与强敌周旋的力量与勇气,也渴望知识、崇仰智慧,期待健全发展。这篇文章几乎全是“报喜不报忧”的格调,更像是老舍以“文协”代表的身份撰写的个人报告,措辞用语都较为“官方化”,当然其中也并不乏老舍于西北慰劳的万里行程中的真切感受与独特观察视角。

首先,老舍是超越了文艺作家的个人局限,更多地站在“抗战需求”“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来观察与思考问题的。西北之所以如此受到老舍的重视,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之中也是有原因的——抗战以来,东部地区陆续沦陷,仅存的大后方之地一在西南、一在西北,如果西南沦陷,那么西北就是最后仅存的抗敌与民族复兴基地。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比拼的不仅仅是战斗中的精神意志,还有粮食资源储备、兵源战力补充等实际战争需要;抗日战争也不仅仅局限于正面战场的拼搏厮杀,还有后方民众的战时生产、建设服务。老舍在“慰劳之行”中发现了在西北地区所呈现的一种“新的气象”,无论是社会面貌还是民众精神,都可以看到国家在艰难困境之中实现民族复兴的希望。

其次,因为西北是蒙古族、藏族与其他民族的共同集居地,同时也是回教、喇嘛教等宗教影响传播之地,老舍在慰劳之旅中也开始关注民族、宗教之于抗敌御侮的重要性,并将这种题材融入到文学创作中。以老舍、宋之的合作完成的剧本《国家至上》(原名《回教三杰》)而论,老舍曾经坦白道：“我既不会写剧本,又非研究回教的专家,本不敢答应。可是朋友们以为我新从西北归来,必多知多懂;厚情难却,乃与之的合作。”(10)老舍：《老舍全集》(17),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256页。在《国家至上》的写作过程中,老舍就把他所熟悉的一些回教同胞的素材融入其中,其中就有西北慰劳之行中所结识的人：“剧中的张老师是我在济南交往四五年的一位回教拳师的化身,黄老师是我在甘肃遇到的一位回教绅士的影像”(11)同上书,第277页。。老舍谈及《国家至上》创作的深层动机时说：“我们晓得回教人的一般的美德。他们勇敢,洁静,有信仰,有组织……我就按着我们的理解,要表现出回胞美德,同时也想表现出怎样由习俗的不同而久已在回汉之间建起了一堵不相往来的无形墙壁。在抗战期间,我们必须拆倒这堵不幸的墙壁。”(12)张桂兴：《老舍年谱》(修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第342页。《国家至上》剧作中人物塑造的真实性以及剧中“回汉一家”“民族团结”的理念,也使得它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在重庆、香港、西安、兰州、成都、昆明、大理、恩施等处上演多次,也在宁夏等地受到回族同胞的热烈欢迎。

此外,老舍在西北时还曾拜谒过兴隆山的成吉思汗陵寝。成吉思汗陵寝于抗战初期从内蒙迁往甘肃的兴隆山,灵柩所到之处,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迎送和祭奠,一时之间成为全民族的盛事。“你是不泯的音响/中华民族的奇迹呀。/擎着你留给的壮大火把/我们这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行列/勇敢地向前进军!”(13)冯振乾：《上帝之鞭》,《甘肃民国日报》1942年11月30日,第4版。成吉思汗和他麾下英勇的骑手在历史上风卷残云驰骋欧亚大陆的情形,与现实中全国民众的抗日行径及奋勇战斗的英雄战士合而为一,开始逐渐成为文化人士热情歌咏的全民族的“英雄图腾”。老舍拜谒成吉思汗陵寝行为的深刻意义在于,他在对历史遗迹、民族英雄的凭吊之中,还交织着对战时为国家存亡而献出生命的许多无名战士的敬礼与哀悼,无形之中贯通了历史与当下,并在国家民族意义上获得了精神的共鸣。

老舍后来也写过一首《蒙古青年进行曲》,表达了对成吉思汗的儿女们英勇抗敌精神的咏赞,以及民族团结共御外侮的期盼：“北风吼,马儿欢,/黄沙接黄草,黄草接青天;/马上的儿女,蒙古青年——/是成吉思汗的儿女,有成吉思汗的威严!/北风吹红了脸,雪地冰天,/马上如飞,越过瀚海,壮气无边!/蒙古青年是中华民族的青年!/国仇必报,不准敌人侵入汉北,也不准他犯到海南!/五族一家,同苦同甘。/蒙古青年,是中华民族的青年,/快如风,人壮马欢!/把中华民族的仇敌,东海的日寇,赶到东海边!/蒙古青年,向前!/守住壮美的家园,成吉思汗的家园!/展开我们的旗帜,蒙古青年!/叫长城南北,都巩似阴山,/中华民国万年万万年!”(14)老舍：《老舍全集》(1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490页。

当然,与老舍创作的几首旧体诗相比,《归自西北》《剑北篇》之类的作品,还远远未将更多的内心真实感触给展现出来。1940年1月2日,老舍将他西北之行中的所观所感写成《诗二章》：“古浪重阳雪作花,千年积冻玉乌纱。白羊赭壁荒山艳,红叶青烟孤树斜。村童无衣墙半掩,霜田覆石草微遮;周秦文物今何在?牧马悲鸣劫后沙。”(《过乌纱岭》)“塞上秋云开晓日,天梯玉色雪如霞。乱山无树飞寒鸟,野水随烟入远沙。忍见村荒枯翠柳,敢怜人瘦比黄花!乡思空忆篱边菊,举目凉州雁影斜。”(《别凉州》)荒山野景、寒霜覆地、牧马悲鸣、断壁残垣、寥寂村落,入目一片苍莽景象,真可谓抗战时期的“黍离”之歌,老舍心中的悲凉之意溢于言表。

与《归自西北》等“官样文章”明显不同,这些旧体诗呈现出的是老舍慰劳之行的另一种观察与体验,即抗战危亡时局中的山河破碎、民生凄苦的悲惨景象。其实,对于老舍这样一代在旧体诗词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来讲,“旧诗的声韵腔调,辞藻格式,已经内化为他们的‘心灵格式’,最能得心应手地表现他们最深切的感情,尤其是中国诗歌传统中感时悯乱的情感。一旦诗人在战乱现实中体验到无数前辈曾歌咏过的‘国破山河在’的情境,古人所体验过的情绪和铸造的诗句就同时在他们心中和笔下奔涌而至。”(15)张向东：《民国作家的别材与别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192页。

“劳军来万里,愧我未能兵!空作长沙哭,羞看细柳营;感怀成酒病,误国是书生!莫任山河碎,男儿当请缨。”(16)老舍：《老舍全集》(1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572页。忧国悯生的老舍,在抗战伊始就选择了痛别妻儿,开始抗日救亡的写作与流亡生活。老舍强烈地认同着“救国是我们的天职”的责任,自觉地将自己视为一个应为抗战宣传而鞠躬尽瘁的“文艺小兵”,不在乎文学作品本身是否伟大,文字粗糙与否,只要能抚慰伤兵的疼痛,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就行。作为统筹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文协”实际负责人,老舍非常热心地帮助兰州、榆林等西北各地设立通信处,还建议“文协”把各地图书飞速寄达西北各地,和西北文艺界人士开展演讲、座谈等一系列文学活动,并给予从事文艺创作的西北青年以全方位的指导,间接促进了抗战文艺在西北地区的传播。

三、老舍战时“通俗文艺观”的宣扬与“民族复兴”之祈望

老舍在兰州之时,中央社青年记者学会兰州分会、现代评坛社联合邀请老舍在甘肃学院礼堂作了一次公开演讲,讲题为“抗战中的文艺运动”,前来听演讲者甚众。时在兰州师范、甘肃学院附属中学任教的李恭,聆听了老舍的演讲,并在《文史别记》中作了记载：“二十八年国庆节后二日在甘院作公开讲演。大意谓‘文艺’之产生者为‘人’。自抗战开始以来,文艺作家皆站在一条线上,故作品颇有可观,抗战歌曲之普及全国,即为明证。次谓扮演戏剧,一言一动,当因地制宜;且其写作,须经长久之时间,断无草率从事以名世者。次谓写小说,不可蹈空,贵在描写现实。末以精当之言论忠告青年作家曰：不可为理论所拘束,宜抒真情感,完成新文艺,愈通俗能生效。”(17)李恭：《文史别记》,载甘肃省档案馆编《晚清以来甘肃印象》,敦煌文艺出版社,2008,第79页。

在演讲中,老舍首先谈到抗战以来全国文艺界的空前大联合,其次就抗战两年来的各种文艺,概括地谈到了其中的贡献与缺陷,最后就“文艺的通俗化”谈了自己的理解。老舍认为,通俗文艺的创作一定要取材民间,吸纳民众所熟悉的故事,以便使他们可以看懂;利用旧形式,要在地方的趣味中,多搜集乡间的词曲,就是装上新的歌词也无妨;如何有利于抗战,就如何去做,不能过于顾及艺术上的完整。无论是话剧、小说、诗歌、旧剧,只要能深入民间采集民间语汇以及民族的思想、意识、感情、文化的感受力,文艺通俗化便有解决的途径了。老舍的这次演讲,不仅以鸟瞰的视角对抗战文艺初期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审视,对抗战文艺的困境及其出路作出了反省与思考,同时也表达了他的“战时文艺观”：一、统一组织,团结合作;二、现实取材,朴素真诚的创作态度;三、深入民间,文艺通俗化。

在甘肃凉州时,老舍晚间与几个从事河西民间文艺搜集工作的青年晤谈时兴致勃勃,也给予他们以“文艺通俗化”工作的指导：“搜集民歌须注意原来的词意,不要把□雄壮的歌词误填到柔媚的情歌乐曲上去,逢着此种乐曲,最好不用。……不一定是什么形式,大鼓也好,莲花落也好,花儿也好,旧戏也好;每句七八□□的近于唱本东西也好,主要的是要为大众所理解,要为大众所学习。”(18)莫关：《忆老舍》,《甘肃民国日报》1941年7月18日,第4版。并期许他们利用旧形式来宣传抗战文艺,时刻深入民间,关注民众。老舍俨然把他们看做“通俗文艺”在西北地区的希望所在,带着对传承自己文学理念的文坛后辈的期许,老舍一一慷慨留字相赠：“心脑□□□的健全,才是现在的好男子”;“无论什么时候,总勿忘了读书”;“利用旧形式作抗战文艺,有两个好处：一,可速见效,以利宣传;二,可使作者知关注着民众,期文艺深入民间。”(19)同上。

老舍在西北慰劳期间的“文艺宣讲”及文化活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北现代文艺向大众化、通俗化的方向发展,他所提出的文艺理念,已不仅仅是代表个人的意愿,实际上在后来成为西北抗战文艺发展的一种指导方针。老舍离开西北以后,《现代评坛》《西北日报》等报刊还陆续登载了老舍的《通俗文艺的技巧》《谈“漫画”》等文章,从技巧、语言、主题等多个方面探讨“文艺的通俗化”问题,并出版“通俗文艺”专号进行集中讨论。

在“从文艺通俗化到通俗文艺的地方化”的问题上,西北文艺界人士将视野推进到“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认为新文艺发展的倾向要么是欧化的文艺,要么是古典的东西,依然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打转,从旧的典雅跳到新的典雅里,忽视了民间文艺及新文艺的通俗性,最后变得晦涩难懂、难以为继时才开始承认文艺应当通俗化、大众化。这种观点简直是老舍“通俗文艺观”的再现——“中国现在有三种文艺,古典的,新兴的,通俗的。古典的虽然已死,可是视之为文艺的遗产,自然不能全付之一炬;它不与民众发生关系,可是它能很尊严的存在图书馆里。新的文艺是有志于服务民众的,可是它的思想太新,字汇丰富,它替民众讲话,而民众并不能了解它：看不懂,听不懂。所以通俗文艺依然活在民间,用它自己的言语,自己的形式,演唱或讲说它自己的故事。它以简陋的小册子出现于街头,也以简单的歌调活在民间的口与心中。”(20)老舍：《老舍全集》(17),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169页。

在老舍“通俗文艺观”的基础上,西北文化界人士还对抗战通俗文学的创作境况进行了批评,认为它们过于集中于京戏、大鼓等形式,忽略了地方的特殊性。于是,他们提出了“通俗文艺地方化”的问题及实践方法,一种是利用旧形式,民歌、鼓词、连环画及地方特殊艺术形式如西北皮影戏、山西秧歌的利用,会比一般的形式更能得到老百姓的欢迎;另一种是创作地方化的现代文艺,在对地方的风俗习惯以及特殊的语法、词汇十分熟悉的基础上,贴近大众生活,搜集日常民间素材,然后纯熟地运用民间语法,写出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地方化文艺。

老舍战时“通俗文艺观”的传播与深化,无疑为西北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指导与鼓励。处于文化边缘地带的西北地区,如果没有抗战的机缘,老舍等文艺作家也不会到那里去,诚如学者解志熙所言,“抗战期间,茅盾、老舍等新文学大家的莅兰,就给当地的新文化、新文学发展非常及时的指导和有力的鼓舞,沙蕾、陈敬容、于赓虞、万曼等新文学作家先后来到甘肃工作,也给那里的新文学发展以显著的推动,从而才催生了牛汉等新生代作家。”(21)解志熙：《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第297页。以搜集整理“花儿”而知名的张亚雄,也是当年在凉州与老舍畅谈的文艺青年之一。

需要警惕的是,老舍战时“通俗文艺观”的弊病也初露端倪,比如为了抗战的宣传效用而忽略文学作品的质量水准、政治功用性对艺术审美性的妨害、文艺通俗化进程中降低文学品格以迎合民众趣味的倾向,都是值得再反思的话题。

笔者还想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老舍为什么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选择到处宣扬“通俗文艺观”?这里面是不是还有更深层的动机未被揭示?老舍“通俗文艺观”的宣扬固然跟“抗敌御侮”的时代需求息息相关,然而在笔者看来,我们不能忽视的还有老舍精神世界中始终存在的“民族复兴”意愿。

老舍在抗战之初曾说：“据我看来,这次的神圣抗战将把中国变成个新国家,从原有的雄厚力量中产出无可伦比的伟大建设。在这过程里,民族复兴的光焰将烧残一切障碍,把些阴霾一扫而空。”“我们须在民族复兴的信念,与驱击暴敌的努力中,造出一种新的风气,新的生活精神。旧的文化基础已使我们在风暴中稳立,给暴敌以意外的打击;在这时候,我们就该更进一步去踏入新的路途,使民族国家永远昌盛自由。”(22)老舍：《老舍全集》(14),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138页。

1937年12月,老舍在到达武汉后所写的第一篇文章《三个月来的济南》中说道：“大时代到了,大时代的文艺,不用说,必是以民间的言语道出民族死里求生的热情与共感。”(23)同上书,第99页。同月,老舍会见冯玉祥时,冯玉祥回忆道：“伊以大多文章皆不能普遍于民众,于是以民间大鼓词之形式,而注入新的内容。”(24)张桂兴：《老舍年谱》(修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第213页。1938年5月,老舍在《自由中国》发表《谈通俗文艺》,文中说通俗文艺的“思想与情感要立志改变读者的思想,使之前进,激动情绪,使之崇高”(25)同上书,第245页。。

如此深沉的民族情感,显然并非是仅仅自抗战油然而生的,吴小美在《老舍与中国革命论纲》一文中指出：“老舍在经历了清末民初北京下层旗人社会的沉沦动荡之后,带着深沉的民族情感融入到新的国民精神再造和重建的行程中,这显示了老舍与中国革命特殊的认同方式。”(26)吴小美、古世仓：《老舍与中国革命论纲》,《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赵园在《论小说十家》中也说：“一代知识分子,不是在思考着‘绝对精神’一类纯粹抽象的命题,而是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命运……老舍主要是以小说家而非思想家的身份,承担了他所理解的任务的。小说家的老舍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对市民阶层、市民性格的艺术表现,和对于中国现代小说民族化的独特道路的探索。”(27)赵园：《论小说十家》(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第23页。

当然,在笔者看来,小说家老舍也是归属于“思想者”老舍的,老舍对于市民阶层的表现与批判,背后也潜藏着他对于民众精神与民族命运的忧思,抗战时期老舍于西北期间的“慰劳之行”更是如此。“在中华复兴的大路上,/我四过西安,三宿平凉,/——像浪子,啊,多少世代的流浪,/去探望民族的故乡”,无论是文学创作、演讲、指导青年、协助设立“文协”通信处,还是凭吊缅怀历史遗迹、歌咏少数民族英雄、打破回汉成见的壁垒,只要有益于国家民族的复兴,老舍愿意献上生命中所有的智慧与力量,这正是一个忧国悯生的优秀作家“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