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刚

一

在今天的文学现场，批评开始高度的体制化了。在这个由作者、出版商、官方机构、批评家、期刊发表平台，以及读者共同构成的文学流通体系中，作家们更像是文学产品的原料提供者，作为“幕后金主”的出版方承担文学的生产和销售工作，而批评家更像是广告商，他们与期刊杂志一道承担了文学成品的推广环节，并配合出版方将产品推销给作为消费终端的读者手里。因此对于作者和出版方来说，无论是追求经济效益（销售量）还是追求社会效益（评奖），都高度依赖批评家的密切合作。在此，要想成为一位合格的推销者，批评家不仅要“有才”，能写能说，还得“有颜”，他们随时都得抛头露脸，得经受这个“看脸”时代的重重考验。此外，还得会表演，如果能讲段子，会说“脱口秀”，那就再好不过了。当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直播带货时，批评家也在谋求“破圈”……

当批评家深度嵌入到这样的批评体制之中时，批评的弊端想必是一目了然的，批评的“甜蜜化”和“软文化”也就不可避免。聪明的批评家，总是擅长操弄成色不一的所谓“甜蜜的批评”。为了一些散碎银两，他们甘愿充当书商的“帮闲”，不惜让批评沦为沿街叫卖的吆喝。“分赃不匀狗咬狗，槽里无食猪拱猪”，有人曾如此奚落所谓的批评界。在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面前，批评已然失去了它理应具有的品格和力量，节操尚且不保，遑论什么尊严。批评的颜面正在丧尽，批评家不过是卑微的乞食者，或是流落街头的“没皮没脸的杂耍艺人”。

今天的文学批评，包含着太多的“奴颜”和“媚骨”。从这个角度来看，倘若说文学批评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想必并不是危言耸听。越是这样的时候，越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鲁迅先生的教诲所具有的振聋发聩的时代意义。先生早就提醒过我们，批评是应该有“筋骨”的。批评的战斗性，恰是其“筋骨”的体现。在鲁迅先生那里，文学批评总是被寄予“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鲜明倾向。如他在《华盖集·题记》中所言的，“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为此，他对真正的“文人”提出了要求，他们应该“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此，将“文人”置换为批评家，显然是更加恰切的。在《批评家与创作家》一文中，鲁迅对批评有着更加透彻的阐释：“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在鲁迅看来，文学批评是一项严肃而切实的工作，批评是有“筋骨”的。

二

然而面对今天的文学批评，在反对阿谀奉承、庸俗吹捧，倡导“批评精神”，增强朝气锐气，做好“剜烂苹果”的工作的同时，也要警惕出现截然相反的状况。因为有时候，批评家也会“滥用批评的权威”。

让我们再次回到鲁迅先生那里。先生也曾旗帜鲜明地反对将文学批评变成一种排斥“异己”的符咒。在他看来，文艺固然需要批评，但不需要“恶意”的酷评。如他在《坟·未有天才之前》中所说的，“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因此必须警惕的是，“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对于那些恶意满满的“酷评”，“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鲁迅一方面批判了所谓“含泪”的批评，认为“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另一方面又批判了所谓“谩骂”的批评，要求真正的批评家，“必须止于嘲骂，止于热骂”。与此同时，他认为文学批评需要“批评家就事论事”，需要“商量教训而不是批评”。鲁迅尤其厌恶那些以“鸣鞭为唯一业绩”而“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的批评家，认为他们“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的”。

面对今天的文学批评，重温鲁迅先生有关“必须止于嘲骂，止于热骂”的吁求，也显然有着别样的意义。需要看到的是，我们的批评一方面充斥着“奴颜”和“媚骨”，另一方面却又“酷评”如潮。这种看似分裂的状况，实质上却并不矛盾。以“鸣鞭”为能事的“酷评”，看似大义凛然，一腔正气，实则目的猥琐，别有用心，这不正是“流量为王”的年代里，哗众取宠者与“眼球经济”达成的无耻契约吗？

批评一方面需要体现其“筋骨”，需要批判的勇气与知识才能，另一方面同样需要“温度”，需要体贴入微的理解，充分体味创作的甘苦。因此，文学批评必须从客观对象出发，对于负面的东西予以否定、批判和摒弃，而对于正面的价值则要肯定、扶植和培育。鲁迅先生曾愤懑于当时的文学批评“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这便体现出在“鼓励和切磋”的基础上，将“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的重要意义。这也就是先生所说的“剪除恶草”和“浇灌佳花”的意义所在。

然而，如何将那“有意义之点”“格外分明、扩大”地指示出来？这恐怕还得回到我们今天反复强调的修辞化批评和文本细读上来。批评应该更多地关注文学的修辞，修辞化批评是从审美感受出发的批评。文字是修辞化批评的起点和进入方式，批评应该从文学感觉开始，由感觉向语言还原。把握语言最精妙最精微的地方，才能把文学作品的文学性释放出来。另外，还得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回到文本，去接近文本最能激发阅读兴趣和想象力的那些关节，从而打开文本无限丰富广阔的天地。理论批评，要以文学文本为中心，在审美判断的基础之上，以批评阐释的方式在文本内部，在精微的形式分析中，展开一种“瞬间”的开放性。这种瞬间的“开放性”，包容了由新的知识、思考以及面對新文学创作经验而产生的瞬间碰撞形成的致思方式。从这个意义上看，批评其实是一项高级智力活动，是一种敏锐的艺术感觉与复杂的知识的融合，需要在多种知识的综合运用中，始终回到文学本身，对创作有一种理解的温度。

三

总之，“举之上天”的“捧杀”与“按之入地”的“棒杀”，都不是文学批评应有的状态，也都极不利于作家的成长和批评的繁荣。这需要我们在批评的“筋骨”与“温度”之间，做更加辩证的思考。鲁迅在《热风·对于批评家的希望》中声称不敢指望批评家“于解剖裁判别人的作品之前，先将自己的精神来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无浅薄卑劣荒谬之处”，因为，“这事情是颇不容易的”。事实上，这里的难度恰恰在于一种“筋骨”与“温度”之间的“道德”难题。这不是简单的折中主义，而理应在二者之间引入第三个维度，即批评的文化使命。

批评是一项辛苦的事业。需要长期的训练，然而批评的价值究竟何在？通过以上有关批评的“筋骨”与“温度”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批评的价值首先在于甄别。批评内在包含着评论与判断，即对于作品的缺点与错误提出意见。在此，批评家需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褒优贬劣、激浊扬清”，为此需要具有融通古今中外的文学眼光，熟知传统文学经验和世界文学经验，以及容纳文学多样性的情怀，进而发现作品的创新潜质。

其次在于阐释。批评并不是一项神秘的活动，它只是更为高明的阅读。批评者运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理论体系和文学话语，对文本的意义进行更充分也更具有说服力的探究与解释，进而抵达作品内在的玄妙。在这个基础上，批评家将阐释的结论分享给所在的社群，进而获得知识或价值接受、检验乃至争鸣的契机，这便是对文学批评责任的初步描述。对于批评者来说，阅读的意义不仅在于获得一种个人意义上的“发现的愉悦”，更是对于群体的知识分享和意识形态统合。因而它需要警惕自身的“贵族化”，荡涤其不可一世的傲慢，不知所云的“文艺腔”，以及自我陶醉的唯美情调。

当然，不同的人对于批评有着不同的价值诉求，或是基于某种自娱自乐的游戏，寻找乐趣；或是基于个人化的阅读感受，通过移情的方式体验一种他人的生活，进而讲述自我的生存经验和人生启示，但也有人更为关注文学批评作为文化整体的功能意义，批评的文化使命在于它指向的是一种“文化的培养和精神的养成”。因此，它也理应具有一个遥远的总体性，一种意识形态的价值指向。

正是在文化使命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所谓批评的“当代性”。它是与现实、与历史、乃至与未来高度相关的。当然，这种“当代性”并不是漫无边际的，它要求批评以文本为中心，在审美判断的基础之上，展开一种“瞬间”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集中体现在对于社会、对于历史、对于现实，乃至对于未来的想象之中。它必须是历史的，同时也是审美的，必须将这种“瞬间”的开放性，建立在精微的形式分析上。这种以文学性为基础，建构在批评的“审美之维”上的理论穿透力，就像一双有力的手，推开文学的“众妙之门”，这扇门连接着文学的内与外。借助审美的中介，理论批评得以由内而外，迎向更开阔的世界，指向对社会、对历史、对现实，乃至对未来的阐释和想象。理论批评既具有审美的根基，又最大限度释放它的现实活力。

正是在文化使命的意义上，我们得以认真审视批评的主体问题。批评主体的自我定位，直接决定今天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批评。这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批评与自我的关系，批评与世界的关系，批评与公共生活，乃至与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之间的关系。文学批评理应承担它的文化使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充分理解鲁迅先生对于殷夫《孩儿塔》的评价，它“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责任编辑  吴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