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虎生 薛思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612页，人民出版社，2023。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步履不停地追求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长期探索，找到“中国式现代化”这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1935年至194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延安的十三年间(以下简称延安十三年，又称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以延安为立足点，建立党领导的政权，思考并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取得了丰厚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以延安为出发点，领导中国革命事业实现历史性转折、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做准备，为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间，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意涵，开启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党在延安十三年间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

一、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艰辛探索

延安十三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现代化的基本认识。新民主主义理论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幅理论图景，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理论成果。

(一)党对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初步认识

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对中国现代化的前途产生了一定的理论自觉。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于现代化的认识还不够深入，认为现代化道路就是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陈独秀主张：“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2)《陈独秀文集》第1卷，362页，人民出版社，2013。这一时期，中国人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接触中认识到一些表层的现代化特征，现代化语境开始在中国萌发。但是，彼时西方国家向中国展现的是它们已经高度现代化的现实，“现代化”的范畴是作为结果出现于理论场域中的，所以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的探索实际上没有超出“现代化是什么”的认识范围。

十月革命的爆发，促使中国思想界将现代化道路即“如何实现现代化”问题提了出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也开始了对现代化理论的探索。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现代化理论探索提供了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既深刻反思了现代性在西方国家展开过程中积累的矛盾，也期待东方国家和民族以一种新的路径实现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嵌了对于现代化的总体认识和发展设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源泉。其次，社会主义俄国向中国展示了落后国家通过变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迈向现代化的前景，立即受到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为中国提供了现代化道路的现实样本。李大钊、陈独秀等对俄国革命进行了深入研究，反复思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仅指出了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紧密关系，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分析，提出中国并不一定适合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3)参见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载《李大钊文集》第2卷，225-228页，人民出版社，2006；陈独秀：《国庆纪念底价值》，载《陈独秀文集》第2卷，59页，人民出版社，2013。随着认识的深入，中国共产党人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自己现代化理论的基础。李大钊指出，罗素访华时提出的所谓“振兴实业而必适用资本主义，其谬已极”(4)《李大钊全集》第3卷，353页，人民出版社，2013。，社会主义是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科学进路，提出了中国所要实现的现代化一定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的现代化理论成就主要表现在明确了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中国化可能。

但也必须看到，此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现代化理论体系，对现代化的认识也呈现出明显的嫁接痕迹。特别是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下，党内奉“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为圭臬，将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化的系统理论人为分割为寻章摘句的教条，对于现代化的探索停滞不前。到延安之前，中国共产党所掌握的零散、片面的现代化理论很难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也无法指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推进。教条主义严重阻碍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这个思想上的“囊肿”若不切除，党的现代化理论就不能发展。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第五次反“围剿”的惨痛失败到长征初期的重大挫折，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明确认识到它是行不通的。从遵义会议到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决心纠正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历史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开启了共产党人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道路的艰难历程。在延安，党开展整风运动，在党内系统地清除了教条主义的影响，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的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的探索提供了科学思想方法，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关键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党确立了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关于现代化的思想理念是在西方现代化实践的土壤中孕育出的，因而既有对现代化的一般性认识、也有西方条件下对现代性的特殊性表达。对于后来致力于现代化的其他国家，需要认识先发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实现现代性的“在地化”重构，才能将西方现代化抽象的“海市蜃楼”转变为自身现代化现实的光明道路。

近代以来，处于外来力量冲击的特定历史条件，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一开始就是从西方现代化的特殊性出发的，近代中国首先见识到的是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与现代化生产力相结合产生的具体表现即坚船利炮，随着对西方了解的深入与学习的推进，才逐渐认识到现代企业、现代制度、现代文化等方面。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人一次次地模仿外国进行现代化的尝试，却总会在某个时刻触碰到瓶颈或阻碍而不能得全功。究其原因，就是现代化不能靠“照猫画虎”来实现。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理论探索实现了重大突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具备了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建构现代化理论的思想条件。只有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思想方法将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起来，形成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具有现实性。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5)《毛泽东选集》第3卷，801页，人民出版社，1991。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以严谨的、开放的而不是教条的、片面的态度研究包括现代化在内的诸多事物，以得到本质的规律性的认识。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得以摆脱不成熟的混沌状态，建构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历史进程终于迎来了飞跃。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成为延安时期党探索现代化事业的指导思想。

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树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认识现代化开辟了前路，党开始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一方面，党内系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人批判了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在延安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热潮。经过系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现代化理论取代了党内“西化”“苏化”的现代化迷思，不仅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思想工具，更为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思考和研究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底气。另一方面，党倡导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6)《刘少奇选集》上卷，336页，人民出版社，1981。。中国共产党人在此时已经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进行结合中国实际的深入思考，并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成果。现代化在共产党人那里不再是一些表面的现象，而开始实在地反映出一系列规律性的认识。现代化代表着结束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代表着“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建立近代工业社会”(7)《毛泽东文集》第3卷，206-207页，人民出版社，1996。，代表着“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而走向于社会主义”(8)《李达文集》第4卷，11页，人民出版社，1988。，代表着“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9)《毛泽东选集》第2卷，663页，人民出版社，1991。，等等。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化的认识还很难算是完善，但这可谓自现代化概念传入中国以来中国人对于现代化认识的一次重大突破。在此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提出了第一个较为完整的现代化构想即新民主主义纲领，新民主主义理论也成为党的第一个较为系统的现代化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并建设一个“文明先进的中国”(10)《毛泽东选集》第2卷，663、650页，人民出版社，1991。，提出了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走向现代化的光明前途。

(三)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一次尝试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次尝试，是全党贯彻实事求是正确思想路线后，对现代化思考的理论结晶，它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原初的基因图谱，包含对“如何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命题的正确判断，为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

首先，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了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是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必须“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11)《毛泽东选集》第4卷，1375页，人民出版社，1991。，才可取得顺利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先决条件，这是世界现代化一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的关键论断和科学判断。其次，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出了中国现代化事业一定最终将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发展方向。“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12)《毛泽东选集》第2卷，663、650页，人民出版社，1991。，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再次，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了现代化的根本旨归在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地运用唯物史观，提出了“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价值判断标准，将“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13)《毛泽东选集》第3卷，1079页，人民出版社，1991。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指向。复次，新民主主义理论强调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协调推进，将政治的现代化与经济的现代化等量齐观，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国家工业化、农业近代化联系起来。此外，新民主主义理论还关注了推进现代化的各要素，不仅提出了“不要打烂机器”(14)《陈云年谱》上卷，41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保护生产力的方针，对于私人经营、引进外资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也都给予了理论回应，对于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助力现代化建设给出了较为成熟的思考和科学的方针。

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人以实事求是态度认识现代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党对现代化理论的探索，展现了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这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逻辑。新民主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独立自主的认识所提出的通过建立、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道路和途径。它划时代地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中国的具体实际与现代化道路紧密结合，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独特路径，为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和完善现代化理论奠定了基础。

二、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成果

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党的发展历程中逐步探寻现代化发展道路，更是在思想与实践的交织互动中积极探索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切实明确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明确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的核心主题与所具有的中国特色，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内涵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思想根基与实践基础。

(一)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坚强的领导核心

“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15)《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载《人民日报》，2023-02-08。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最突出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指出：“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384页，人民出版社，2004。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重大任务面前，中国共产党无疑就是推进伟大事业的“指挥”。在延安时期，党不断加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全方位确立起党的最高政治领导地位，形成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事业，为党和人民确立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积累了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根本性质的关键因素。

任何事业的兴衰成败，都与它的领导力量是否有力息息相关。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没有一个组织精干、忠诚坚定、基础深厚的领导力量是不行的。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要在如此基数庞大的群体中推进现代化发展，就必须坚持一盘棋，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就必须要有一个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核心力量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向着光明的未来前进。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先驱们明确将现代化事业的成功与否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紧密联系起来，指出中华民族唯有实现现代化才能自存、唯有推进现代化才能富强。(17)参见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载《李大钊全集》第3卷，143-150页，人民出版社，2006；恽代英：《革命政府与关税问题》，载《恽代英文集》上卷，416-434页，人民出版社，1984。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一目标便深刻内嵌于党的初心使命之中。在革命斗争中，党逐步成为能够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最先进的领导力量。毛泽东认为：“在中国，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另一方面，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18)《毛泽东选集》第3卷，1055页，人民出版社，1991。但领导作用的发挥需要有相应的实力作为支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没有形成一个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领导层人员成分复杂、变动频繁，党内也并未实现真正的团结统一，导致领导力量较为孱弱，在那个时期的发展道路走得曲折而艰难。

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逐步发展壮大、走向成熟，成长为具有全国执政能力的大党、强党，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19)《邓小平文选》第3卷，310页，人民出版社，1993。党中央初到延安，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立刻着手构建坚强稳定的领导集体。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随后，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肃清了党内错误思想，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1942年《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首次明确规定“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2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4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延安十三年，通过建立统一的党的委员会，统一领导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工作，切实克服分散主义。全体党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党锻造成为名副其实、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二)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实行什么样的主义、走什么样的道路，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这个道路能否解决其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在近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救亡图存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历史性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指明了前进方向。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同样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让社会主义焕发出蓬勃生机和旺盛生命力；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断发展，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要的实践原则。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把稳前进的社会主义方向，党的领导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明确的政治规定性，以党的政策和策略明确了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社会主义前路。毛泽东指出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条件“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21)《毛泽东选集》第2卷，650、678、704页，人民出版社，1991。，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多个方面的有利因素积聚。

一是以政治上维护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权界定了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毛泽东指出：“这个纲领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因素。”(22)《毛泽东选集》第3卷，1058、1045-1046页，人民出版社，1991。无产阶级领导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基本保障。马克思主义指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对于无产阶级而言，只有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解放，才能实现其自身的解放，这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更是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联合的最高形式，承担着革命事业的领导责任，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根本保证。延安十三年，党高度强调“独立自主”，对外向国民党提出了“五项要求”“四个保证”(23)“五项要求”即：(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谈，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五项要求能成为国策，则中国共产党履行“四个保证”，即：(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38-3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对内与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主义做斗争，有效捍卫了党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党始终高度重视工农大众的根本利益，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一边，由此坚定维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此基础上，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搭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模型”(24)《毛泽东选集》第3卷，1058、1045-1046页，人民出版社，1991。，提出了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构想，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稳定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是以经济上发展公有制经济积累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条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定发展阶段中，社会生产力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共同构成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的核心就在于以揭示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剥削性、批判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而构建起一种以公有制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方式，不断推进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延安十三年，党明确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注重发展公有制经济，以公有制经济引导经济整体的发展。在延安十三年间，一个工业基础几乎为零的陕北小城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发展成为拥有石油厂、制药厂、纺织厂、冶金厂等多样工业布局的生产城市，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公营工业。(25)同时，党在边区大力提倡农业合作，组织起覆盖边区总人口1/6的400余个合作社(26)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延安志》(上)，273-288、27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大大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凡此种种皆说明在延安十三年间，党在经济上不仅从未放弃社会主义原则，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特殊环境中，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

三是在文化上以倡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树立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观。毛泽东强调：“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27)《毛泽东选集》第2卷，650、678、704页，人民出版社，1991。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是助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即使在战争背景下，党在延安十三年间仍然高度重视新文化、新文明的创建，例如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60页，人民出版社，2002。，在文化上把稳了社会主义的航向，开创了党引领文化正确方向的实践典范。党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化的发展最终是为了“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29)《毛泽东选集》第3卷，1060、1080页，人民出版社，1991。，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做准备。文化是最深层次的精神力量，党在延安以社会主义方向推进文化的现代化，构建起坚实文化认同，保证社会主义方向的稳固。

(三)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民族复兴的核心主题

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具体呈现，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不断前进、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历程，其主题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主题不仅在思想文化的意义上不断推进，更是在现实实践的意义上不断发展。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实践不仅表现为对于中国独立自主的现代化理论的构建，同时也表现在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实现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这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前提条件的努力奋斗。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实现现代化的前置条件。毛泽东指出：“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谋独立。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这是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两方面。(30)《毛泽东选集》第3卷，1060、1080页，人民出版社，1991。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会有成功的现代化，现代化必须建立在统一的国家和独立的民族之上，这是最为基础的民族共识。由此，抗战建国是延安时期党的革命目标，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预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间，始终坚持全面抗战、民主建国的正确方向，在多条战线上取得了重大胜利，成为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开路先锋。

一方面，党提出并坚持全面抗战的正确方针，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论著，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方针，为全民族抗战指明了方向。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掀起多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延安十三年间，党在陕北的窑洞里指挥各敌后根据地开展波澜壮阔的人民游击战争，成为抗日战争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另一方面，党倡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成为和平民主建国的领导力量。抗战后期，面对战争胜利的曙光，“中国该向何处去”的命题摆在了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族人民面前。在国民党抱残守缺地坚持一党独裁统治的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适时提出了“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纲领，在复杂微妙的政治局面里，占据了政治制高点，成为全国瞩目的推进和平民主建国的引领力量。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较量中，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全国爱国进步人士的支持和爱戴，挫败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企图，引导中国走向建立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的光明道路，为最终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真正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了准备。

(四)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仅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共同特征，而且具有基于中国自身的鲜明特色。这样的特色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所内在规定的。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有意识地将一些现代化理论应用于实践、应用于根据地建设之中，带领人民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行了一定探索、形成了一定成果，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雏形。

一是实践了一定人口规模的现代化建设情形。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经营的较为完整的根据地。抗战结束前，边区的人口密度是15.2人/平方千米，总人口140余万(31)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34页，人民出版社，2006。，在领导百万军民开展现代化实践的过程中，党采取了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等措施，既充分发展了边区的生产力，又不过分加重民众的负担。这些都为党在以后领导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二是展示了共同富裕原则下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可能。在陕甘宁边区建设中，党推进土地改革，推动减租减息，创办了大量互助合作社，着力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在发展公有工业和合作社工业的同时，鼓励私营工业发展，为大量群众创造有效工作岗位；开办了大量的福利机构如孤儿院、幼儿园、养老院等，切实保障了人民各项基本权益。边区建设的成功证明，在正确政策指导下推进的现代化，有避免严重贫富分化的可能。

三是贯彻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之一。马克思指出：“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63-564页，人民出版社，2009。党在延安十三年间强调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33)《毛泽东选集》第2卷，663、476页，人民出版社，1991。，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旗帜和里程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创造出许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成绩尤为显著。

四是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方针。党中央到延安后，高度重视陕甘宁边区的生态保护，从全面从长远计，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开展了以植树造林运动为代表的生态保护行动。陕甘宁边区建设厅报告提出“为补救边区将来的困难与恐慌，及根本改变西北大陆性气候、温度、雨量、含蓄水源、防止山洪泛滥和大量培植国家森林富源计”(34)《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34页，人民出版社，2006。三项长远考虑，决定开展植树造林。陕甘宁边区全方位、多渠道地推进植树造林和水土保护，在1938年至1947年近十年间栽种的树木数以百万计。从延安时期的实践出发，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视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

五是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未来前景。中国共产党人身处延安、放眼世界，以唯物史观的科学视角观察分析国际局势，预见“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35)《毛泽东选集》第2卷，663、476页，人民出版社，1991。，在世界舞台上建构起了负责任大党的国际形象。随着“延安”这一地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视野中，党的外交政策也逐渐走向成熟，提出了中国不掠夺、不侵略的和平发展道路。毛泽东将党的对外政策表述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36)《毛泽东选集》第3卷，1084-1085页，人民出版社，1991。

三、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实现现代化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目标，也是中国不断前进、不可逆转的潮流和趋势。延安十三年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现代化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党不仅领导革命走向胜利，而且进行了局部执政的尝试，孕育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初始路径和思想，形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精神气质和正确方向，为今天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历史经验。

(一)奠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现代化为了谁、依靠谁？这是各种政治力量推动现代化建设必须思考的根本价值取向问题。近代以来，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种势力之所以没能找到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究其根本就在于他们是为了自身利益服务，而没有从国情出发、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步探索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如果说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对于“怎样实现现代化”的答案还不甚清晰的话，他们对于“实现怎样的现代化”的答案则无比明了：中国的现代化是为最大多数人实现的现代化。

延安十三年，党坚持群众路线，在经济上团结带领人民群众进行大生产运动，着力解决根据地生存问题，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在政治上注重“民主”的真实性、广泛性与有效性，凝聚起人民群众这一推动历史进步的主体力量；在文化上明确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创造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些探索举措预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绝不是少数人的狂飙突进，而是由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的行稳致远。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历程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力量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归根到底，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其目的就在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社会主义的本质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协调、整体、可持续的显著优势，从根本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带来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产者与消费者、精神领域与物质领域、人与自然等关系的激烈矛盾，全面超越资本主义的局限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要以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以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目标任务。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目的，把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始终。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力量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机制既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动力类型，也不同于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动力类型，它采取的不是单一经济动力论，而是内生综合动力论，这个内生动力就是人民群众。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社会发展与人民群众需求相适应，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中国现代化伟大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人民群众不再是现代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为现代化添砖加瓦的真实的参与者、贡献者、成就者。正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立场，中国式现代化才具有深沉持久的内源性动力。

(二)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推进现代化事业最深沉最持久的内在力量。综观历史，现代化的民族必有现代化的精神，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需要物质的建设和力量，也需要精神的建设和力量。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精神既是一个民族现代化的先导，也是实现现代化的保障。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为振兴民族精神的领导力量，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特质和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在革命实践中创造出了许多精神丰碑。以延安精神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在精神上走向成熟，延安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灯塔。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以实践创造了张思德、南泥湾等现代的精神符号，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外延表达；还借用“愚公移山”等典故，激活五千年来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推动了中华民族精神内核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延安十三年间，中国共产党重振了中华民族精神，凝聚了面向现代化的新民族精神。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固然有面临空前民族危机的背景，亦不能忽视延安这个重要的“培养皿”。在延安，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亡旗帜，培植了爱国主义精神；维护民族统一战线，重振了团结统一精神；坚持正义人民战争，彰显了爱好和平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表现了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精神。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地坚持唤醒民众，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提供了历史动力。一种开放、独立、富有凝聚力的中华民族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从革命精神中汲取营养、明确方向。从延安出发，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更是一场“后有来者”的接续奋斗。延安精神永远激励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永远是中国式现代化坚实的精神力量。

坚定的政治方向连接着共产党人的精神归宿。政治方向是政党奋斗的目标，代表着政党及其所代表的阶级的共同意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最终达致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永恒归宿，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方向。为了实现理想追求，中国共产党人在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征程上拼搏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奇迹。延安精神中所包含的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追求指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求索在精神世界的折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昭示着共产党人的思想基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党认识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能够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走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识基础。面对着“一穷二白”的基础条件与具体国情的现实桎梏，延安十三年，党在多个方面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做出了初步探索，这种探索在精神上的沉淀形成了延安精神，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特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展现出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37)《毛泽东选集》第3卷，809页，人民出版社，1991。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作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必然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价值取向，这也是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延安十三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共同的精神标识。党始终将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置于首要位置，确立了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价值追求。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标定了共产党人的顽强本色。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现代化事业不可能等、靠、要，只能依靠脚踏实地、苦干实干而来。延安时期党在面对侵略者与反动派的联合围堵时，在“困死、饿死”的巨大危机前，仍能打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响亮口号，以不屈的斗争意志战胜困难、建设边区，打下了独立自主的鲜明烙印。

(三)规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基点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双重属性，既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近代以来，许多仁人志士进行现代化尝试的失败证明，如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领导、没有与现代化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是绝无可能顺利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延安十三年，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趋于成熟，不仅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也在政治现代化领域做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尝试，这些探索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基点，成为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政党主导、使命驱动”的鲜明特点。延安十三年，“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逐渐树立，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事业才能成功成为广大进步人士的共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才有掌舵领航的核心力量。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才有了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才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才能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国家所产生的议会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华夏大地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之时，诞生于救亡图存的兴起之时，是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复兴而集结在一起的有组织性和战斗力的“先锋队”。对于民族和国家高度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鲜明标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当之无愧的领导核心地位，来自其“使命型政党”的底色。首先，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将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作为自己的目标，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朝向必须要和共产党人的奋斗方向、人民群众的利益指向相一致。其次，中国共产党是扎根于中国大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始终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党所承载的历史使命与中国的现代化任务高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只能是而且应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典范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是党百余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也是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中国在西方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没有迷失自我、全盘西化。延安十三年，以“三三制”“一元化领导”“群众路线”“整风运动”等为代表的现代化探索举措和话语表达，不断地深耕现代化的本土方式，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延安之治”。而今天经过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超越了“党派纷争”的政治逻辑、“以物为本”的资本逻辑、“国强必霸”的博弈逻辑、“精英至上”的价值逻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普遍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是世界现代化浪潮在中国激起的本土化涟漪，是现代化概念以中国实践为基础所进行的重构。更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民在近代以来百余年的摸索奋斗中，独立走出的一条“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宽广道路。延安十三年，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探索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自信自立，以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