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明

1935年至194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延安，这个时期称为延安时期(又称延安十三年)。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建设，坚定了全党的政治信仰，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实现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党的全面领导，营造出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增强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有效统领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有力引领了党的自我革命，并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新民主主义的伟大社会革命走向胜利。深入分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动因，深刻把握其实践逻辑，对于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引领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重要启示。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动因

试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的政治使命、面临的政治形势、党的自身状况以及所处的生存环境等方面分析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动因。

(一)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政治使命动因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进行了上百次可歌可泣的革命运动，力图挽救民族危亡，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先进政党的领导，都以失败告终。从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表明，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任务，不可能由落后的农民阶级、腐朽的地主阶级和具有先天软弱性的资产阶级领导完成，只能由代表社会化大生产方向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完成。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从登上历史舞台之日起就肩负起领导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双重政治使命。这个政治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具有双重性，既要适应民族革命的要求，又要适应民主革命的要求，来推进自身的政党属性建设。这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没有先例，必须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进行开创性的探索。

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大背景下，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两个先锋队”的政治主张，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5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这就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上把肩负的民族革命政治使命和民主革命政治使命有机统一起来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本质和政治品质，即它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全民族的先锋队”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代表性和政治领导地位，即它又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引领者和代表者，两者在逻辑上是内在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和政治品质的主导下发挥全民族先锋队的作用，才能有效动员和积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立和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实现反帝的政治任务；同时，在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过程中，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限制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大众的剥削和压迫，并在取得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最终带领人民大众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人民解放。“两个先锋队”的政治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上实现了阶级本质、政治品质和政治代表、政治领导的有机统一。

“两个先锋队”这一重大政治命题的提出，对党的政治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既然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的先锋队，那就应当把那些愿意为实现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各阶级各方面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这就要求改变党的六大以来在发展党员上的“唯成分论”做法，打开发展党员的大门，为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提供政治前提。同时，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的大门打开之后，必然会带来党内阶级状况和思想状况的复杂，会影响到党的政党属性和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双重政治使命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和发展政治上的先进性，这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动因。

(二)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政治形势动因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实现民族解放而努力奋斗。但在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给党的抗战事业带来了严重危害。为此，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就一再告诫全党，要把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引导到人民的胜利，要把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奋斗目标与未来的远大理想结合起来。(2)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651-652页，人民出版社，1991。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处理好当前政治形势与未来政治任务之间的关系，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以正确的政治方向引领全党胜利前进。同时，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需要全党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统一思想认识。只有分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才能够为全党在抗战爆发后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提供经验借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就强调，如果不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搞清楚，就不能把今天的事情做得更好。(3)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399页，人民出版社，1993。

延安时期，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复杂。日本帝国主义时常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又把主要兵力对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虽然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第二次合作，但在合作过程中却“防共溶共限共”，而且国民党与日方时常暗中联合起来。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才能有效应对。延安时期复杂的政治形势对党的政治建设提出了客观要求。

(三)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身状况动因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大多数党员都是知识分子和工人出身。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这条不同于俄国的革命道路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立足于农村、扎根农村领导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长期立足于农村的客观环境，决定了党员的主体构成，不能再以工人阶级为主，而是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但是，随着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大量入党，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极端平均主义等等，必然在党内泛滥，必然会严重影响到全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是，因为在行军打仗之中，没有从思想上、路线上彻底清算过去的“左”倾错误，在对过去历史问题的认识上全党也缺乏统一的正确的认识。这种在思想认识和历史问题认识上的分歧，给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领导带来了严重危害。张国焘另立“中央”及叛逃是一个典型例证。“皖南事变”造成的惨重损失也是一个典型例证。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应对残酷复杂的抗战局面，适应各个根据地所处的独立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党中央赋予各个根据地相当大的自治权，正是这种“高度的自治权”，使各个根据地渡过了抗日战争中艰苦复杂的相持阶段，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但是，在这种“高度的自治权”行使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分散主义、独立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状况，严重影响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内违反政治纪律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从高级干部来看，张国焘叛党投敌，王明在长江局与中央分庭抗礼，都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给全党造成了恶劣影响。从普通党员干部来看，黄克功事件和刘力功事件是两个典型的违反政治纪律的事件。毛泽东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关于黄克功事件的回信中强调，对共产党员来说纪严于法。(4)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1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刘力功事件发生后，为了教育新党员，陈云专门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文章，强调遵守纪律对党的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性。(5)参见《陈云文选》第1卷，124-128页，人民出版社，1995。

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腐败问题。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员人数快速增长，大量新党员加入党的队伍，其中不乏一些投机分子也趁机混入党内。他们加入党组织、担任了党的干部后，非但没有帮助贫苦群众实现自身的解放，反倒转过身来压迫贫苦群众，完全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曾讲：“据我们考察所得的材料，这一部分新的贪官污吏并不比旧的好些。旧贪官污吏和劣绅的一切坏处，他们都学习了。他们把持政权机关，不让一个好的分子参加进来，以便狼狈为奸，共同贪污，耍私情等。”(6)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400页，档案出版社，1987。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共两党在民族大义面前携起手来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国民党在合作过程中却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进行腐蚀和引诱，导致一些党员干部出现了贪污腐化行为。仅在1937—1938年的两年内，边区司法部门就判处180起贪污腐化案件。《解放日报》中有关解放区反腐败案件的报道就有50余篇。

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残余、宗派主义残余严重存在。虽然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致力于肃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遗毒，但是其残余依然严重存在。1940年3月19日，王明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在延安发行第三版，换了一个名字《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他在三版序言中写道“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7)《王明言论选辑》，115页，人民出版社，1982。，这个序言实际上是在理论上为土地革命后期他所犯的“左”倾错误进行辩护。但是，当时这本小册子不仅可以出版，而且销量还很不错。当时延安有30 多所正规的干部院校，一半以上的干部院校把它定为教材。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认为只有赋予马克思主义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旗帜。王明却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可见当时党内教条主义残余的严重程度。党内宗派主义残余，山头主义倾向也严重存在。当时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内有很多复杂的关系需要处理，如新干部与老干部的关系、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等等。在处理这些复杂关系时，一些地区和部门就存在宗派主义及山头主义倾向。

如果任由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泛滥，任由各种危害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行为、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和腐败行为发生，任由教条主义残余、宗派主义残余存在，即使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党员数量快速增长，中国共产党也不能肩负起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政治使命。因为一个思想不统一、行动不一致、自身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强的政党，是难以肩负起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使命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的复杂性对党的政治建设提出了紧迫要求。

(四)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生存环境动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遇到了两次生存危机。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就遇到了第一次生存危机。党中央落脚的陕北根据地，其贫困落后程度超乎常人的想象。据史料记载，陕北粮食亩产量最高不超过25公斤。当时陕北人口死亡率很高，“某些地区，婴孩死亡率达百分之六十，成人百分之三”(8)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458页，档案出版社，1986。。陕北根据地也面临着严重的内外危机。一方面，国民党绝不允许共产党和红军在陕北落脚后站稳脚跟，先后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围剿”，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通过直罗镇战役解除了外部危机。另一方面，1935年9月，陕北发生了严重的错误肃反。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如果晚到四五天，这块根据地可能就因为错误肃反而丢失了。这是党中央初到陕北时面临的第一次生存危机。

第二次生存危机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初。在抗日战争中最复杂、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再次面临生存危机。抗战相持阶段到来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主要兵力对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集中兵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围剿和扫荡。1940年8月到12月，“百团大战”结束后，日军集中了75%的侵华兵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进行疯狂报复，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1940年11月，蒋介石突然停拨了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供给，并且在陕甘宁边区周围构筑了五道严密的封锁线，修建了数千个碉堡，铁桶一般把陕甘宁边区围起来，并叫嚣“不让一粒米、一斤棉花、一尺布进边区”，要“困死、饿死共产党”。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围歼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多人。新四军奋战七个昼夜，最后只有两千多人冲出重围。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紧接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大举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人减少到5 000万人以下。”(9)《中国共产党简史》，92页，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而这个时候华北地区、陕甘宁边区又爆发了严重的天灾，中国共产党再次面临生存危机。这两次生存危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提出了严峻挑战，成为党的政治建设的生存环境动因。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的系统实践

延安时期，为了肩负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政治使命，应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加强自身建设以保持自身先进性以及战胜生存环境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建设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党的政治建设初步形成了有机互动的“系统工程”，有效统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有力引领党的自我革命，以党内法规制度保障实施，蕴含着“系统化”“统领性”“引领性”和“制度化”的实践逻辑，呈现出“自在的整体建设”状态。

(一)“系统化”逻辑：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初步形成了有机互动的“系统工程”

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建设理论，结合延安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进行了理论和话语的创新。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虽然没有提出“党的政治建设”的概念，但提出了“首先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的重大论断，并对有关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来源、重点内容、重大意义等进行了理论阐述，形成了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深刻思想。

延安时期，在党的领导人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党的政治建设在实践中呈现出“系统工程”的特征，形成了包括政治信仰、政治路线、政治领导、党内政治生态和政治能力在内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体系架构。

1.延安时期以坚定政治信仰对党的政治建设进行价值塑造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形成并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为全党坚定政治信仰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全党坚持人民立场、形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为全党坚定政治信仰提供了坚定的价值立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区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既不隐瞒中国共产党人要把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政治主张和远大理想，又不空谈理想信念，而是把理想信念聚焦现实，高举起抗战救国大旗，带领人民群众赢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并通过人民战争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10)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1059-1060页，人民出版社，1991。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观的形成和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构建出党的政治信仰的实现路径，实现了对党的政治建设的价值塑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定的政治信仰。

2.延安时期以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对党的政治建设进行方向指引

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华北、全面抗战爆发前国内政治形势风起云涌的历史关口。1935年12月，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初步转变。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阐明了“独立自主”的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军事路线形成的基础。(11)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186-187页，人民出版社，1991。1937年1月，党中央进延安后，毛泽东发表了《矛盾论》《实践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做了深刻系统的总结，奠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的哲学基础。1937年8月22日至25日，洛川会议召开，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战略(12)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473-4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1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5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作战方针，进一步巩固了初步形成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

王明回国后，在1937年12月在延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政治主张，放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使得自瓦窑堡会议以来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遭到了干扰。鉴于王明的错误主张给党带来严重危害，党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战场的抗战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内的各方面情况，共产国际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14)《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1938年6月11日)，载《新华日报》，1938-09-08。。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有力地推动了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执行。

此后，党的政治路线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1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在解放战争中这条总路线得到进一步发展，加入了“反官僚资本主义”(16)《毛泽东选集》第4卷，1313页，人民出版社，1991。的内容，实现了对党的政治建设的方向指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3.延安时期以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党的全面领导，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领导保障

延安时期，全党在经历了长征途中粉碎张国焘分裂党的斗争后，深刻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明确了全党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17)参见徐则浩编：《王稼祥年谱(1906—1974)》，19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事实上确立。鉴于王明回国后，特别是在长江局工作期间，违反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三部党内法规，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1943年3月，《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18)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1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从组织上正式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通过延安整风，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实现了高度团结和统一。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19)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5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在延安整风中，1942年9月1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之间关系的决定》，正式确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20)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9册，4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规定党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实现了党在局部执政区域的全面领导。同时，党中央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以强大的政治领导力调动了局部执政区域各阶级各阶层的革命积极性。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确立，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开展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政治领导保障。

4.延安时期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构建良好党内政治生态，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生态支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21)《毛泽东选集》第3卷，827页，人民出版社，1991。，确立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式——批评与自我批评，明确了党内政治生活的重点对象——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确立了党内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民主集中制，有力严肃了党内政治生活。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政治纪律建设，加强政治纪律教育以提高党员的政治纪律意识，制定党内法规制度以增强政治纪律的权威性，严格纪律执行以提升政治纪律的执行力。中国共产党通过理想信念教育、行为作风倡导、严明组织纪律和法规制度建设，培育出优良的党内政治文化，培育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埋头苦干、无私奉献、同心同德的共产党人价值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确立“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22)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526、718页，人民出版社，1991。，制定“任人唯贤”(23)《毛泽东选集》第2卷，527页，人民出版社，1991。的干部路线，确立党管干部的原则，突出干部审查中的政治标准，强化干部教育的政治导向，确立起干部选拔、管理、教育的政治标准。中国共产党通过教育倡廉、立法护廉、监督保廉、惩戒促廉，塑造出为民清廉的执政形象，形成“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局面。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营造出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带动了社会风气的改善，形成了“十个没有”(24)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526、718页，人民出版社，1991。的社会局面，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开展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生态支撑。

5.延安时期以增强各类组织的政治功能、提高各级党员干部的政治本领，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能力保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明确地方党组织的职责定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增强了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参议会制度，形成了由参议会、政府、法院三部分组成的政权结构(25)参见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156-159页，档案出版社，1986。，实行“三三制”(2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5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政权体制，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了边区民主政治建设和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彰显出边区政权机关的鲜明政治属性。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定政策法规、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和规范群众团体的发展，形成了分布广泛、类型各样、组织有序的大量群众团体，充分发挥了群众团体作为党、政府和群众之间桥梁和纽带的政治作用。在革命斗争和局部执政的实践中，通过理论学习、党性教育和实践锻炼相结合，提升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本领。

延安时期，党的政治信仰建设对党的政治路线建设、政治领导建设、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和政治能力建设，进行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想的价值塑造。党的政治路线建设为党的政治信仰的落地提供了实践载体，为党的政治领导建设、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和政治能力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引。党的政治领导建设为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和政治能力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政治领导保障。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政治路线建设、政治领导建设和政治能力建设提供了有效的政治生态支撑。党的政治能力建设从党组织和党员两个层面不断强化，为党的政治信仰建设、政治路线建设、政治领导建设和党内政治生态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政治能力保证。总体来看，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结构要素已经完备，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互相支撑，初步形成了有机互动的“系统工程”，为统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供了有力的政治牵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二)“统领性”逻辑：延安时期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各项建设，确保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方向和质量

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统领着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领着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前进方向，决定着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质量。

毛泽东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党情出发，提出了“首先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2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38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的建党方向。从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实践和整体布局看，确实是把“党的思想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但正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性地位和统领性作用决定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和农民、小资产阶级占党员队伍主体的特殊党情的情况下，必须优先以党的思想建设促进党员在思想上入党来保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进而保证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党的政治信仰建设内在规定着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方向，党的政治信仰建设从深层次上对党的思想建设进行着价值塑造，为党的政治理想中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区分与统一提供价值引领，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形成与贯彻确立价值立场，为全党无产阶级思想的养成进行价值培育，从根本性的政治价值上引导和规范党的思想建设，促进了全体党员在组织上入党的同时从思想上真正入党，进而在政治上真正入党。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党的建设过程与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28)《毛泽东选集》第2卷，605页，人民出版社，1991。的重大政治论断，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呈现出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有机互动。其中，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是党的政治路线得以有效贯彻的思想基石。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为党的“任人唯贤、五湖四海”组织路线的实施提供了政治指引，为选人用人提供了政治标准。党的“任人唯贤、五湖四海”组织路线的实施，为党的政治路线的有效贯彻提供了组织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形成和贯彻，为“三大优良作风”的培育形成和党的纪律建设指明了政治方向。

延安时期，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党的全面领导得到有效实现，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保障。同时，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也有力地推动了党的政治领导的实现。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政治生活、党的政治纪律、党内政治文化、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和廉洁政治等方面重点突破、协同发力，营造出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生态支撑。

延安时期，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的增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政治本领的提升，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能力保证；同时，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也有效地推动了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的增强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政治本领的提升。

(三)“引领性”逻辑：延安时期以党的政治建设引领党的自我革命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族解放的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针对党内出现的错误倾向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对党自身采取了自觉、主动的革命性行动，纠正自身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尽管延安时期并没有从理论上提出“自我革命”的概念，但是，在革命实践中高度重视党的自我革命，特别是创造了“整风”这种自我革命的有效方式。延安时期党的自我革命是全面的，包括党的思想上的自我革命、政治上的自我革命、组织上的自我革命、作风上的自我革命以及反腐败上的自我革命。在党的自我革命的过程中，党的政治建设对党的自我革命的引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有力地推动了党的自我革命。

延安时期，党的政治信仰建设，通过把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落实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人民解放战争打出一个新中国的正确政治方向上，破除了全党在理想信念问题上的“左”、右倾错误，为实现党的思想上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正确的政治价值引导。

延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建设逐步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引，这一时期党的组织上的自我革命、作风上的自我革命以及反腐败上的自我革命都是围绕着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同时，也为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提供了组织、作风和廉洁基础。

延安时期，党的政治领导建设，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实现了党的全面领导，为党的自我革命的推进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保障。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增强了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本领，为党的自我革命的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政治能力保证。

延安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开展和党内政治生态的有效建设，特别是在延安整风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来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有效的政治生态支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引领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纪律上和反腐败上的自我革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伟大社会革命走向胜利。

(四)“制度化”逻辑：延安时期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来保障和实施党的政治建设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认识到党内法规制度的重要性，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党内法规”(29)《毛泽东选集》第2卷，528页，人民出版社，1991。的概念，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和保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党内法规制度。

延安时期，抗日战争形势复杂多变，解放战争任务异常繁重，要求全党以高度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来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而在此时党内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上的自由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等不利于党的团结统一的因素。为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法规制度，如《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之间关系的决定》等，有力地维护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极大地增强了全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延安时期，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大发展，并在众多敌后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党的组织体系日益健全且亟待规范化。为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健全和规范党的组织体系的法规制度，如《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健全了各级党组织工作部门的设置，明晰了各级党组织工作部门的职责和关系，增强了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延安时期，针对农民、小资产阶级大量入党而带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泛滥的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的方针，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宣传教育类的法规制度，如《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有力地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能力和水平，促使了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入党。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着领导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重任，需要大量的党员和德才兼备的干部。为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发展党员、选拔培养干部的法规制度，如《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等，有力地巩固和提升了党员干部队伍的质量，保持了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把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优良作风”(30)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18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延安时期党的优良作风的养成主要是靠思想教育和行为倡导，同时，党的作风建设方面的法规制度，如《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也有力地促进了党的优良作风的养成，塑造了全党的政治形象。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纪律建设，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涉及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宣传纪律、廉洁纪律的法规制度，如《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关于政治纪律的规定、《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中关于廉洁纪律的规定，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纪律性和战斗力，保障了党的政治领导的实现。

这些党内法规制度，把党的政治建设的理念和价值深度融入其中，形成了承载党的政治建设理念和价值的制度载体，为党的政治建设的有效开展，为发挥党的政治建设对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统领作用、对党的自我革命的引领作用，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总体上看，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认知还是一种“自在”认知，即党的领导人对党的政治建设有着深刻的思想认识，但认知还处在发展中，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党的政治建设”的概念，还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党的政治建设的认知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是，党的领导人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深刻思想指引了党的政治建设在实践中的整体推进，使党的政治建设蕴含着“系统化”“统领性”“引领性”和“制度化”的实践逻辑，呈现出“自在的整体建设”状态。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的当代启示

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要深刻把握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逻辑，结合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实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深化对党的政治建设的系统化认知的基础上，自觉主动地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系统化”“统领性”“引领性”和“制度化”建设，在“自为的系统建构”中，充分发挥党的政治建设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统领作用和对党的自我革命的引领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使用了“党的思想政治建设”(31)《习近平对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突出问题导向确保实际成效 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每一个支部》，载《人民日报》，2016-04-07。的概念，也对“讲政治”(32)习近平：《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 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载《人民日报》，2017-02-14。提出了明确要求。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正式提出“党的政治建设”的概念，对党的政治建设作出系统部署。(33)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62-63页，人民出版社，2017。这时“党的政治建设”主要限定在党的自身建设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从政治方向、政治领导、政治根基、政治生态、政治风险、政治本色和政治能力七个方面对党的政治建设作出系统部署(34)参见习近平：《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载《求是》，2019(14)。，使党的政治建设从党的自身建设领域拓展到党的领导领域。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从政治信仰、政治领导、政治能力、政治生态和组织实施五个方面对党的政治建设作出具体部署(35)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3-4页，人民出版社，2019。，使党的政治建设从党的自身建设领域和党的领导领域拓展到治国理政领域。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各项建设，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革命(36)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64-65页，人民出版社，2022。，指明了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自我革命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不断深化认识和拓展领域的过程”(37)刘红凛：《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主要场域、概念谱系与内容结构——兼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载《理论探讨》，2020(5)。，明确提出了“党的政治建设”的概念，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党的政治建设的“认知体系”形成，即形成了系统化、理论化的“自为”认知，有力地推动了党的政治建设在实践中的“系统建构”。

(一)加强“系统化”建设：新时代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统筹推进

进入新时代，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的丰富经验，深刻认识到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方向和效果，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各项建设，形成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和总体布局。同时，党的政治建设本身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统筹推进。

1.坚定政治信仰，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政治上的坚定、信仰上的坚定归根到底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发展，形成了系统完备的理论形态，其主要内容包括“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和“十三个方面的历史成就”，并且凝练出哲学形态，就是“六个坚持”。(38)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1页，人民出版社，2022。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注重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凝心铸魂，为全党坚定政治信仰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指导。党的二十大以后，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要求之一是“学思想”(39)习近平：《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求是》，2023(9)。。“学思想”就是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造主观世界，深刻领会这一思想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等一系列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2.以正确的政治路线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党的二十大报告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战略安排、重大原则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党的基本路线。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全党必须坚守的政治方向。

3.加强政治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科学指引，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两个确立”是“两个维护”的政治前提和思想基础，“两个维护”是“两个确立”的政治责任和实践要求。全党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的辩证统一上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的思想自觉转化为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完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相关党内法规制度，严格执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等党内法规制度，不断完善制度机制，把做到“两个维护”的情况作为巡视巡察、督促检查的重要内容，推动“两个维护”更好落实在实际行动上。

4.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不断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

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抓起，不断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进行政治体检，打扫政治灰尘，净化政治灵魂，增强“四个意识”，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坚定“四个自信”，防止各种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必须适应新的时代形势和党员队伍的新状况，采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创新党内政治生活的形式和载体，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吸引力和生动性。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必须坚持原则，坚持用民主集中制处理党内各种关系，遵循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严格执行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突出矛盾和问题，避免和防止随意化、平淡化、庸俗化的错误倾向。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敢于和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言行做斗争，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揭短亮丑，动真碰硬，刀刃向内，努力造成又有纪律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必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必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纠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持之以恒改进作风，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提供有力的作风支撑。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严格坚持“五个必须”，严肃查处“七个有之”，以党的政治纪律建设为牵引，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以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证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构建。党风问题的实质是党性问题，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最根本的是靠党性，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加强全党的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为党内良好政治生态的构建提供坚强的保证。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都离不开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

选人用人是党内政治生态的风向标。要强化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注重选拔任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坚定“四个自信”、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对政治不合格的干部实行“一票否决”、已经在领导岗位的要坚决调整。

坚定不移反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构建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任务。通过把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贯通起来，促使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40)参见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138页，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惩治腐败，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5.提高各级各类组织的政治能力，提高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增强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加强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建设，提升政治领导力。加强各级党组织的理论武装，提升思想引领力。严密各级党组织的组织体系，提升贯彻执行力。推进各级党组织践行群众路线，提升群众组织力。加强各级党组织团结，凝聚社会力量，提升社会号召力。推进各级党组织强化自我革命，提升自身免疫力。

彰显国家机关政治属性。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把党的领导贯彻国家机关开展工作各领域全过程，推动国家机关提高政治站位，把准政治方向，注重政治效果，考虑政治影响，促使政治和业务融为一体、高度统一。

发挥群团组织的政治作用，强化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政治导向。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引导群众听党话、跟党走，切实增强群团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国有企事业单位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本单位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取得良好政治效果。

提高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党的政治建设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上，就要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4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187页，人民出版社，2023。，就要增强各级领导干部辨别政治是非的政治判断力、领悟中央精神的政治领悟力和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执行力。

新时代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来实施，统筹推进党的政治信仰建设、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的政治领导建设、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和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政治建设系统工程中各要素之间的有机互动，推动党的政治建设向着“系统建构”的方向发展，为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引领党的自我革命提供政治牵引和政治保证。

(二)加强“统领性”建设：新时代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各项建设，确保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方向和质量

新时代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各项建设，就是要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彻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各方面各领域全过程，确保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

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思想建设，就是要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武装，坚定全体党员干部的政治信仰。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组织建设，就是要提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忠诚，强化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突出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本领。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作风建设，关键是要突出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聚民智民力作为各级党组织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纪律建设，首要的是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最根本的政治规矩，贯彻落实到党的纪律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反腐败斗争，就要重点查处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腐败案件，强力消除党内各种政治隐患，及时识别并有力清除党内的“两面人”，以反腐败这个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凝聚党心、赢得民心。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处在首要地位，对党的其他各项建设发挥统领作用，党的其他各项建设最终都要落实到党的政治建设上。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整体布局中就起到了“抓纲”和“扎根”的重要作用，从根本上确保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方向和质量。

(三)加强“引领性”建设：新时代要强化以党的政治建设引领党的自我革命

新时代以党的政治建设引领党的自我革命，就是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提供政治价值引领、政治方向指引、政治领导保障、政治生态支撑和政治能力保证，通过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教育活动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转变，并且上升到制度化层面，推动全党坚定政治信仰。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保持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肩负党的政治使命，实现党的政治目标。党的政治信仰建设对党的自我革命进行了政治价值塑造，从政治价值上引领了党的自我革命。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两步走”战略和“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基本路线。党的二十大报告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战略安排、重大原则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基本路线。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对党的自我革命进行了政治方向引导，从政治方向上指引了党的自我革命。

进入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得到全方位全过程落实，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效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对党的自我革命进行了有效的政治权威统领，从政治领导上保障了党的自我革命。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经历了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到立体化“营造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发展，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政治生态支撑。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容是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是在营造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过程中实现的。党内政治生态建设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场域保障，从政治生态上支撑了党的自我革命。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能力建设，从组织层面看进入“系统化的政治功能塑造”阶段，从党员层面看进入“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系统化提升阶段。党的自我革命的主体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党的政治能力建设从党组织和党员两个层面不断拓展并日益系统化，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政治能力保证，从政治能力上推进了党的自我革命。

(四)加强“制度化”建设：新时代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持续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制度化

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制度化，既要发挥党的政治建设对党内法规制度的政治取向的统领作用，又要发挥党内法规制度对党的政治建设的保障和支撑作用，在党内法规制度的系统化、时效性、引领性建设上下功夫，增强党内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从法规制度上保障党的政治建设得到有效落实，保障党的政治建设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统领作用和对党的自我革命的引领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注重党内法规制度的系统化建设，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系统完备的法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向着体系化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及其配套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相继发布，标志着党内“立法法”确立，明确了党内法规制定的总规范。《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党内法规体系。党的十九大修订的《党章》作为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总依据已经确立，党的二十大修订的《党章》进一步发挥这一根本性作用。在建党百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出台，标志着党内法规体系正式形成。在这个由3 615部党内法规共同构成的党内法规体系中，党章居于统领地位，党的组织法规、领导法规、自身建设法规、监督保障法规四个板块齐全，各领域各层级的党内法规配套完备，党内法规体系协调统一。(42)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载《人民日报》，2021-08-04。《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8—2022年)》已经完成，《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纲要(2023—2027年)》在有序推进，党内法规体系在继续健全和完善。党内法规制度的系统化建设，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全面落实、党的政治建设统领作用和引领作用的发挥，提供了系统完备的法规制度保障。

注重党内法规制度的时效性建设，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及时有效的法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全面从严治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党内法规制度及时进行立、改、废工作。适应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党中央及时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基础性、主干性党内法规，严明政治纪律，加强政治监督；制定出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等重大党内法规，强化“两个维护”的制度保障；制定出台《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等领导法规，加强党的全面领导。2012年7月至2014年11月，党中央分两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12年6月间中央出台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集中清理。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党中央开展了对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第二次集中清理工作。这表明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呈现出明显的时效性特征，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及时落实、党的政治建设统领作用和引领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及时有效的法规制度保障。

注重党内法规制度的引领性建设，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引领示范的法规制度保障。《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都体现出抓“关键少数”的突出特征，也都彰显了以抓“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的鲜明导向。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坚持抓“关键少数”与“管大多数”相结合，为党的政治建设的有效落实、党的政治建设统领作用和引领作用的发挥，提供了示范引领的法规制度保障。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在“自为的系统建构”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从政治价值、政治方向、政治权威、政治场域和政治能力上统领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保持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有力的政治引领，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有效的政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