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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简牍《为吏之道》书法风格及成因

2024-04-02李敏

艺术大观 2024年2期
关键词:成因分析

作者简介:李敏(1995-),女,山西长治人,硕士研究生,助教,从事秦简牍书法研究。

摘 要:《为吏之道》是睡虎地秦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隶变中重要的墨迹书写材料。本文对秦简牍《为吏之道》书法略加探析,介绍其概况,分析其文体与书体;综合我国古今风格分析方法和西方形式美学等从线条、结体、章法三方面对《为吏之道》进行书法风格的分析,进而探究书风成因,以达到对秦简牍《为吏之道》的深入了解和认识。

关键词:《为吏之道》;秦简牍;书法风格;成因分析

中图分类号:J2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905(2024)02-0-03

一、《为吏之道》概况

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的1150余枚简牍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睡虎地秦简保存之完整,是书法学习者一手重要临习资料,而《为吏之道》篇是睡虎地秦简的部分之一,因不避始皇讳,可知书写时间在秦统一前,总共52支竹简,每简纵长27.5厘米,横宽0.6厘米,厚0.1厘米①。单简内字数多达22字,少则6字,单字大小平均在0.4厘米左右,约为成人的指甲盖大小,甚至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小楷还要小许多。《为吏之道》全文为墨迹书写,共分六段内容,书写平缓,而末尾处书写右下倾斜,与前文完全不同,为我们呈现了秦人书写的真实状态。

相似文句 一曰不察所亲,不察所亲则怨数至;二曰不智所使,不智所使则以权衡求利;三曰兴事不当,兴事不当则民偒指;四曰善言隋行,则士毋所比;五曰非上,身及于死。 一曰不察亲,不察所亲则怨数之;二曰不智所使,不智所使则权衡利;三曰兴事不当,兴事不当则民偒指矣;四曰善言隋行,则士毋比;五曰喜非其上,喜非其上则身及于死。

二、《为吏之道》文体与书体

(一)文体

秦统一以后,面对着庞大的国家,疆域辽阔,机构复杂,需要相关法令文本简练,流程简化。《为吏之道》与岳麓书院藏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北大藏秦简《从政之经》一样,都是为学吏教育的官文书目,书写范式颇有几分相似(如表1所示)②,不难推测出,三者文词书写背后有统一的范本,只是在传抄过程中若干语句有所不同,以致形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模样。可知,《为吏之道》篇是出于实用目的,对此前存在的一些思想或者文本进行整理,形成可以对处理日常事务有指导价值的教材、文件。关于简帛书的性质,李学勤先生依其本身性质,划分为典籍和文书两大类③。何为文书?文书是记录信息、表达意图的文字资料,包括公务文书与私人文书。其中,公务文书必须由法定的作者制成和发布,具有行政功能,能制约当事人的行为,是书籍所不具备的,但形式较琐碎……④《为吏之道》中吏官通过手抄的形式,熟悉道德规范、法律规则,以达到对自身行为进行约束的目的,应属于公务文书。

(二)书体

《为吏之道》书写时间在秦始皇统一前,具有篆书笔画圆润而饱满、结体修长等明显特征;与秦刻石《石鼓文》等晦涩难读的官方字体要求不同,《为吏之道》的书写对象一般是低级官吏,书写速度快、追求实用性与文字识读性,可谓与官方通行的篆书书体不同步,反而具有超前性,形成线条由圆转向方折、结体由修长为方正的转变,因而又具有隶书的味道。如将《为吏之道》书体定义为单一的篆书或者隶书,未免有些不够妥当。因此,我们将这既具有篆书又具有隶书特征的书体称为“秦隶”⑤,即书写于秦时的隶书,以与汉隶在时间上作以明显区分。

二、《为吏之道》书法风格

关于书法风格的记载,今人金学智、沈海牧在清代杨景曾《二十四品》基础上,结合西方富有逻辑性和哲学性的分析,提出了《新二十四品》,主要包括工巧、天真、丰肥、方正、老成、自然、狂野、冲和、沉着、劲健、拙朴、怪奇、姿媚、險峭、紧结、圆融、倔强、高古、宽博、颇俊、雄浑、瘦硬、潇洒、飘逸等二十四个两字词语。依据于此,笔者再借助西方形式化的分析方法,以及形式美的法则,从线条的形态多样、结体的对称均衡、章法的多样统一三个角度综合分析《为吏之道》书法风格,总结出丰肥拙朴、方正紧结、天真劲健三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丰肥拙朴:线条——形态多样

《为吏之道》书体在篆隶之间,融汇篆书婉转体势,又有似隶书行笔之率意,展现出书手精湛而又娴熟的书写技巧。对书法学习者而言,一个好的临摹范本是书写好的前提之一,而掌握其线条更是准确无误临摹的重心之核心。《为吏之道》以完整的墨迹手写本流存于世,掌握其线条特点为我们提高临摹准确度提供了有利条件[1]。

《为吏之道》中的线条保持了篆书中的婉而通和丰肥圆润,同时又有了隶书平直、方折、波挑的特点,体现在:横向线条略微向下或向下拱出,同时一些线条逐渐平直化,使得一个字中篆隶兼备,如“者”字“土”的部分两横向下弯曲,“日”的部分线条平直;粗细上整体粗厚而均匀,但在线条的末端会提笔出小尖尖,如右下斜的线条在收尾处轻提上扬,以致形成后期八分隶书中的捺脚;长短整体一致,有两种情况对比明显,一是在字中,横向或纵向线条做拉长夸张处理,如“有”字中的横向线条向右下延伸,极为明显,但其他线条较为短促,二是字的末笔一般会做夸张处理,长短比达到3∶1,如“事”“令”“忿”等字的末笔线条均向右下拉长,与其他短促线条形成鲜明对比。

《为吏之道》中线条粗细有致、直曲兼备、转折处由圆转向方转的变化完全地体现出形态的多样性;此外,在单字不到4毫米的竹简上,线条由涩到疾的平稳感在这个墨迹原本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共同体现出其丰肥拙朴的书法风格。

(二)方正紧结:结体——对称均衡

“隶变现象到了战国晚期的昭襄王、秦王政时期愈演愈烈,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2]。《为吏之道》作为隶变过程中的作品之一,其保持着篆书纵长结体的同时,大部分字的结体已向早期隶书方正结体转变,充分体现出在隶变过程中该简牍因结体变化而形成的方正紧结书风。

线条间的不同组合构成了结体上的是否平衡、张力大小,以及不同的比例关系,其中比例关系中的对称均衡是《为吏之道》中最突出的特点。《为吏之道》结体方正,上下、左右比例近乎6∶4和5∶5中间,可以看出隶变早期字的结体向隶书方正结体不断转变。结体内部空间安排上,线条排列近乎平行等距,增强了结体的对称性,如“异”“畸”等字书写规范,线条等长且等距,在部件“田”这一封闭空间内,中间横向与纵向线条平分为四个大小相等的空间,体现出结体的平衡性与均衡性。此外,《为吏之道》中内敛含蓄、饱满、短促、环抱向内的线条之间不同组合与衔接大大削弱了结体上向外的张力,反而增强了内部向心力和凝聚力,如“当”字,点画线条粗短、略微平直,横向线条向内环抱而含蓄,“口”与“田”书写饱满,使得字的重心居中,极大增强了字向内的张力;线条与线条的衔接多趋于方转,再加之线条间紧凑拼接,形成紧结的书风,如“龙”“善”字中线条书写短促,线条与线条平行且紧凑,仅留出一丝丝空隙,上下衔接处前者还有圆转的意思,后者直接方折处理,这也说明了在隶变过程中字结体的不稳定性与随机性[3]。

从以上可见,隶变早期的《为吏之道》改变了篆书中的纵长结体为方正结体,但保持了篆书中对称均衡的组合方式,形成了方正紧结的书风。

(三)天真劲健:章法——多样统一

一幅作品整体呈现出来的视知觉上的感受我们可将其称为章法。秦简中因简、牍、册等形式的不同构成了不同的章法,简多以单简作为衡量单位,只需从上到下依次书写即可;牍宽而短,一牍便可形成一个章法形式;册由多简组成,形式多样,章法复杂。相比汉代碑石,简牍空间狭小、纵深、字多,因此章法如何布置尤为重要。《为吏之道》上、中、下分别有三角形契口,为三道编绳,先将52支竹简编在一起,后将正文分为五栏书写。书写时书手在两段文字之间还设计了类似于“·”这样的分段符作为标注,可见《为吏之道》多样的章法和特殊的排列方式显然在书写之前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与紧凑有致的文字风格相互配合,形成天真劲健书风,相得益彰[4]。

《为吏之道》章法上纵有行、横有列,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行距指编册时单简与单简之间的距离,字字独立且距离紧凑。从另一角度理解,每支简又具备自己的章法:在左右不到6毫米宽的竹简上,每一字与左右各保持约1毫米的边距,上下字之间也是如此,甚至部分字的某一线条夸张拉长,每个字内空间又十分饱满,丝毫没有被狭窄空间所约束。同时,上下字之间排列整齐,书写严谨,劲健的线条和强烈的书写感清晰地浮于眼前,形成统一的章法和天真劲健的书风,不得不惊叹书手技艺的高超。

《为吏之道》为具有实际效用的公文文书,且先编后写,可见书手在书写时具有书写严谨和很强的章法布局的意识。

三、《为吏之道》书法风格成因分析

丹纳《艺术哲学》一文将艺术风格總结为种族、环境、时代三个因素,以此为参照,《为吏之道》等简牍同为中国方块型汉字,在此不讨论种族这一因素。就时代而言,秦系简牍囊括了从战国中晚期到汉代前期五百多年这一历史跨越,其发展具有传承性,从某种角度来说,众多简牍具有时代上的延续性,即《为吏之道》与其他秦简具有时间或地域上的联系。与汉简相比,如马王堆汉简中的线条与《为吏之道》一样线条浑厚劲健,但结体上马王堆汉简更倾向于将纵向线条刻意拉长,书体上已有隶书从篆书中逐渐剥离的迹象,两者之间形成了不一样的书风。就环境而论,秦简牍因地域差异表现出书风的不同。《为吏之道》出土于我国南方湖北省云梦县,其气候潮湿,雨水充足,竹简细且簿,文字书写小而多,加之当地人民性格较为含蓄,书写也相对规范严谨;《日书》甲种出土于我国西北部甘肃省天水市,当地气候干燥,地势高低起伏,竹简宽且厚,文字书写大而宽,尤其在线条的浑厚感上如当地人一般豪放粗犷,与《为吏之道》书风明显不同[5]。

除了时代与环境等因素之外,《为吏之道》书风的形成还与书写载体——简牍,书写功用——公文书,以及书手个人有很大的关系。《为吏之道》墨迹本,直接书于竹简上,具有书法中所强调的书写感,线条、结体等一目了然,与具雄浑磅礴的石刻文字相比更为亲切、清晰;竹简细而长,书手将单字处理为左右上下各留白,结体大多为方正,舒展线条则在字的中间或右下端,形成独特书风;《为吏之道》为公务文书,是用来规范、制约吏官行为的实用性教材,需要可识读、可抄写、可传诵等,那么它的书写就不能过于潦草,又因是民间秦隶书体,所以书手要认真对待,要规范,不能出现漏字、错字等;《为吏之道》的书手不知其人,根据发掘情况,只能确定的是它所出土的墓主人名为“喜”,因是公文用书,可以推测出,该书手心态上需严肃而紧张,书写要专注、不能分神,速度放慢,对自身要求要高,以保证字的可读性,通观全篇,我们看到其个人风格并不是很强烈,反而体现出秦处处有法度的严谨[6]。

以上从《为吏之道》线条、结体、章法的特征分析出其丰肥拙朴、方正紧结、天真劲健的书法风格,而它的形成与环境、时代、书写材质以及书手有很大的关系。《为吏之道》作为隶变中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了解其书风和影响因素对当代学习者从秦隶中汲取营养沃土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2]赵平安.隶变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

[3]李均明,刘国忠,刘光胜,邬文玲,著.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4]朱腾.秦法治观再考——以秦简所见两种吏道文本为基础[J].政法论坛,2018,36(06):37-49.

[5]翟金明.秦汉地方吏治思想的转变——以“为吏之道”类文献为例[J].平顶山学院学报,2016,31(04):70-74.

[6]言巩达.试论秦隶及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1(02):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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