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越

等到焦媛走出剧场的后门，已经是深夜11时了。门口还有十来个观众在等着，望见她出来，人群一阵躁动。他们围着她，在剧场外的昏暗里找到一块被路灯照亮的地方，接着是一轮又一轮的签名与合照。

这样的场景对焦媛而言并不陌生。在话剧《金锁记》落幕后的舞台边，在剧院戏剧分享会结束后的现场，总会有不少粉丝围上她。焦媛乐意和观众交流，座谈会上轮到她发言时，她总让观众先提问，哪怕是给一个粉丝签名的同时，她还要分个心，去回答另一个粉丝的问题。

2024年，是焦媛成为“曹七巧”的第15年。近130场的演出里，她一遍又一遍地经历曹七巧的人生，从盛放到枯萎，她没有感到过厌烦。

3月8日晚的演出结束，焦媛回到后台的化妆间，卸下了曹七巧的妆容和服饰，但表演带来的那股兴奋还在，“虽然心很累了……但可能今晚要兴奋到三四点才能睡着”。

成为演员20余年，焦媛被诸多媒体称为香港的“舞台剧女王”。1999年，她因《蝴蝶是自由的》一剧成名，这部改编自百老汇音乐剧的作品，连续演出158场，打破了香港舞台剧最高演出场次纪录。2016年，凭借在《金锁记》中的表演，焦媛又拿到了現代戏剧谷“壹戏剧大赏”年度最佳女演员的奖项。

她在舞台上的探索不止于此。多部围绕女性主角展开的话剧，也让她被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但焦媛说，她只是作为一个女性，去表达女性的情感与思考。

舞台之于她，首先与生命有关。

原始的饥饿感

焦媛对很多人说过，在她原本的计划里，自己要演的不是曹七巧，而是七巧的女儿长安。

曹七巧是个艳丽的人物，像一把烧不尽的火。出场时她是刚嫁入姜家的媳妇，火烧得烈，每句话说出来都像是冒着火星子，噼里啪啦的。年老的她，背负着上半生的怨，成了一家之主，火里多了些阴鸷的气息，把那个鲜艳的曹七巧变成了一团鬼。她已经干枯，但手里还紧攥着自己一生的怨与恨。

而总是身着鲜绿色衣裙的长安，被七巧衬托得尤为单纯。即使对母亲、对命运有怨，她最终放弃了挣脱这座牢笼。

2009年，焦媛从编剧王安忆那里接过《金锁记》的粤语版权，开始与许鞍华导演筹备这出戏。那时她刚刚30岁出头，自认为资历尚浅。而曹七巧这个角色前后跨度太大，似乎更应该交给某个更有经验的前辈。

但许鞍华非常干脆利落地告诉她：“不，你就是曹七巧，你一定是曹七巧。”

许鞍华是对的。第一次围读剧本，读到曹七巧的台词，焦媛的眼泪就哗哗地流，脑子里的某根神经被触动了，她说，“就像听到教堂里的唱诗”。

王安忆在看过焦媛饰演的曹七巧之后，被她的演绎深深震撼，“焦媛身上充满了一种原始的生命力”。焦媛后来才慢慢弄懂，自己与曹七巧的契合之处正在于此。三位主创在交流中，都把“饥饿感”作为曹七巧的核心。

因青春年华被白白葬送，曹七巧不满足。她一面有念叨不完的怨，一面想着如何与三爷姜季泽偷情。舞台上的焦媛，用粤语说出“叫我七巧”，“巧”字拖长了尾音，娇媚中含着欲情。

而舞台下的焦媛，同样不满足。

从香港演艺学院毕业后，焦媛成为“春天舞台”制作公司的一名合约演员。待了四五年，她感到不满足，在团里，她的戏和角色都得听别人安排。于是在2005年，为了能选择自己喜欢的剧本和导演，她离开春天舞台，创立了自己的“焦媛实验剧团”。

她穿上了一双特殊的鞋—鞋底的坡很陡，整个人摇摇晃晃的。许鞍华看了说，她就要这种感觉，这时的曹七巧就像“要冲到别人跟前去，拿他们的命似的”。

做一出戏，她同样不满足。排练《金锁记》的两个月，焦媛觉得一切都很难，但她乐于接受挑战。为了找到第二幕中曹七巧那种“干枯”的感觉，她穿上了一双特殊的鞋—鞋底的坡很陡，而只有前半部分有鞋跟，穿上之后，整个人摇摇晃晃的。许鞍华看了说，她就要这种感觉，这时的曹七巧就像“要冲到别人跟前去，拿他们的命似的”。

焦媛把这种不满足称为与舞台的“热恋”。排练的时候，她沉浸在戏里，排练结束，她依旧没走出来。戏外，她会查资料、看舞蹈和听音乐，琢磨着也许能从这段舞蹈里学习一点肢体动作，从那首歌里用上一段融入舞台。直到现在，她仍然在琢磨曹七巧，她觉得七巧还能更好一点，更精致一点。

她确实时时刻刻在戏里。采访中途，剧院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端了两杯茶，她的话断了一下，然后立刻想到了戏：“这好像是我们的小双（《金锁记》中曹七巧的丫鬟）呀。”

献出生命，得到生命

3月7日，《金锁记》在广州演出的前一天，焦媛和《金锁记》的监制高志森、男主演李润祺一起，在友谊剧院参加了一场座谈会，主题是“戏剧的生命力”。

焦媛用一句话概括了她的想法，就是“献出生命，得到生命”。

舞台的确与她的生命经验紧密关联。在曹七巧身上，也有她的生活的影子。但更多的不是她，而是她的母亲。

“我母亲就是一个很‘放负的人。”母亲在家里倾倒的负能量，有段时间让焦媛回到家就“想吐”。

曹七巧于是也有了她母亲的特质。骂女儿的时候骂狠了，母亲自己也要一声声“唉—哟”地大喘气。她骂人的声调也很丰富，有时候像京剧那么尖，有时候又压得很低。所以粤语的九个声调，也被焦媛在台上用得抑扬顿挫。

但她同样透过七巧理解了母亲，理解了很多在那个困顿的时代里不满足的女性。因为排《金锁记》，焦媛和母亲的关系越来越好了。她知道，母亲口中的抱怨，只是想要受到关注，希望有人倾听。

焦媛学会了先发制人，抱一抱母亲，或者夸她两句：“妈你今天怎么这么好看，我好爱你啊。”焦媛笑着说，“然后她也愣住了。”

舞台也承载了焦媛的思考。2017年，她做了《晚安，妈妈》这出戏，戏里讲了一个女儿，某一天忽然告诉母亲，她决定在今天晚上自杀。这次剖白让母亲意识到，她过去也许从未真正了解过自己的女儿。

《晚安，妈妈》开始于焦媛对“自杀”的关注。做这出戏的前两年，她看到了不少香港年轻人自寻短见的新闻，于是开始反思，是什么让他们选择自杀？我们应该怎么用戏剧的方式去探讨这件事？

因此每一次演出结束后，她都会安排演后谈。“戏里的那个女儿，她其实是患了一种情绪病，但最大的问题是她不说出来，因为不说，这种情绪就会在她身体里头愈演愈烈。”焦媛希望，能让这出戏成为一个“说出来”的契机。

有不少的观众自己就是妈妈或者女儿。在演后谈里，母亲们聊到自己好像从来没有细心地去观察儿女。也有一个女观众在微博上告诉焦媛，父母的相继过世让她很忧郁，而《晚安，妈妈》给她带来了很大的改变。焦媛更感受到自己的使命：“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改变他人，生命影响生命。”

而焦媛自己的生命，自然最是裹挟其中。

登上舞台，起初是一种完美主义带来的紧张。上场前，她总会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压力大到盖过对舞台的享受。“每次都说演完这次就不演了，因为承受不了这种心理压力。”

她心底的压力也会扩散出去。有一场音乐剧《邓丽君》，演到中途，伴奏突然停了。焦媛站在舞台上清唱，中场休息时回到后台，她一边换衣服一边大发雷霆。

“因为我真是觉得冤得慌。辛辛苦苦排练了两个多月，这一下，观众跳戏了怎么办？”她之前就常常提醒团队成员，要做好备份，电脑要备两个，演员戴麦也要戴两个，演出前他们答应得好好的，怎么还会出问题？

“所以以前我们团里每个人都好怕我。”焦媛苦笑，但是“The show must go on”。骂归骂，顶着压力回到舞台，继续下一场戏的人还是她。

严谨的个性，来自焦媛的家教。儿时父母工作忙，两个女儿要学会独立。从小，焦媛就和姐姐一起分摊家务，自己学会洗衣服、买菜做饭。家里还有很多规矩：吃饭的时候，父母不先拿起筷子，孩子是不能吃的；盘子里有鸡腿之类的好东西，也要先留给父母。

父母的悲观也影响了她。“他们都觉得，我们不是聪明人，所以一定要比别人更勤奋，将勤补拙。”所以只要是排练和演出期间，焦媛每天都会把台词背上两遍，她不自信，却感谢父母带给她的自律。

她同样透过七巧理解了母亲，理解了很多在那个困顿的时代里不满足的女性。

而他们带给焦媛最大的影响，还是艺术。焦媛的父亲原是京剧演员，母亲是芭蕾舞演员。在她四岁时，他们一家四口迁到香港，父母都放弃了原本的艺术工作，一个做了制衣厂杂工，一个成为酒楼领班，打工养活两个孩子。

但焦媛能感受到父母对艺术的爱。休息的时候，他们还会翻出录影带，看京剧和芭蕾舞表演。父亲在家做饭的时候，时不时也会唱上两句。“而且只有在聊艺术的时候，他们是不吵架的。”

年幼的焦媛有些“自作多情”地想，要是自己有一天能站上舞台演出，爸妈不就会很开心？

焦媛的演艺道路，自开始便有了一种使命感。她是要延续父母的艺术热忱而去表演，可背负着使命，她也有了焦虑。毕业之初的焦媛的野心很简单，想演女一号，演了女一号，又想成立自己的剧团，有了剧团之后她继续想，有华人的地方，是不是都能认识焦媛？舞台剧这片小众的领域，能不能再开拓一下？

“那个时候很肤浅，觉得成功就这么简单，就是要出名。”刚出道不久，焦媛也会在意观众的评价。要是看到不好的意见，她就会很恨自己，跟自己发脾气。哪怕批评的只有一个人，她也会认为，那就是自己不够好。

压力大的时候，即使“好”也是“不好”，这让焦媛很痛苦。她经常一整天泡在排练厅，晚上又偏偏总是失眠，有一段时间睡不着，她会半夜起来哭，但不敢吃安眠药，怕影响了记忆力。

“我发现自己其实也是这样，很多事情不说出来，就自己想，但后来才意识到，自己想着想着好像就走弯了。”这种紧张的日子过了20年，后来焦媛终于想起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要站上舞台？我的初心在哪儿？”

自虐中疗愈

回望的契机来自平凡的一天，焦媛突然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梦到过父亲了。

后来，她去祭拜父亲，一个想法猛地冒出来：“会不会有那么一天，我把父亲给忘了？”

焦媛时常梦到父亲。她会梦到小时候住的香港土瓜湾的唐楼，一家四口，住在最顶层的八楼。那时候，父母为生计打拼，工作繁忙，时常不在家。而相较于一人打两份工的母亲来说，父亲稍有空闲，每晚8时下班回家做饭。年幼的焦媛，因此和父亲更加亲近。

父亲的爱常常是不言明的。中学阶段下午3时放学，她3时半就得到家，家里总担心女孩子出什么意外。但后来进了香港演藝学院，焦媛也叛逆起来，她经常借“排练”的由头，偷偷和同学溜出去玩，玩到晚上11时才回家。

后来，她在枕头底下发现一封父亲写给自己的信。父亲在信里问：我们好伤心，我的女儿都不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正值青春期的焦媛看了，只觉得父亲“不懂我”，现在想起来，她才感慨父亲“多么浪漫”。

再后来，父亲在58岁时患肺癌离世，而他还只看过焦媛的一场表演。

“多希望父亲每一场演出都给我批评意见”，但这已经无法实现。焦媛还想着，要是父亲还在，她一定要问问他是否因放弃了艺术而失落，儿时的焦媛还不懂得这样去思考。如今，这甚至不能算作一种“遗憾”，“没有遗憾了，（因为）就永远也追不回来了”。

这成为焦媛生命里的一块伤疤。2016年，她接受广州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主持人提到她父亲的过世，焦媛皱着眉头笑了一下，“讲这个会哭的”，眼泪立刻就落了下来。2024年，坐在我面前的焦媛，在谈到父亲时依旧哽咽，声音也由于流泪而变了调。

她在枕头底下发现一封父亲写给自己的信。父亲在信里问：我们好伤心，我的女儿都不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019年，意识到自己有可能忘掉父亲，焦媛决定创作一出舞台剧，由自己做编剧、导演和演员，把这段记忆保留下来。

自传体音乐剧《约定·香奈儿》就这样诞生了。一人担三角，也意味着她要不断地重复去经历过去。即使过去体验过那么多角色，焦媛仍然发现，她“轻看了扮演自己的难度”，没有“角色”这层外衣的保护，焦媛要把自己赤裸裸地剖开，“太痛了”。

焦媛称这是自虐，但这种自虐也治愈了她。焦媛并没有摆脱这块伤疤，只是接受了它的存在。“在我焦媛的生命里，有这么一块地方，一份情感，它总是会让我流泪的。”焦媛选择和它共存，“我知道这是一定的，因为它真的伤过了。”

被同时治愈的，还有她那“使命感”带来的焦虑。过去，她背负着父母的愿望而活，想要代替他们站上舞台。而在这场与自我的对话之后，焦媛开始为自己着想：站上舞台不只是父母的愿望，也饱含她自己的热忱。

她决定，自己从此只需要好好地服务舞台。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焦媛慢慢变得松弛。她去了巴塞罗那和巴黎旅行，并且终于没有走进剧院学习，而是逛了逛与工作无关的风景。她也学会了接受舞台上偶然的意外，如果意外已经发生，最重要的不是发怒，而是思考如何应对当下。

焦媛依旧很严谨，依旧很紧张。演出结束后她告诉我，还没上场前，她简直“要疯了”。而又有一种新的紧张造访了她，她想抓紧有限的时间，做更多的舞台艺术，毕竟还有那么多好的剧本，在等着她去给观众呈现。

“戏剧的生命力”座谈会上，聊到《金锁记》，焦媛开了一句玩笑：“那意思是要我演到80岁？”

这更像是一种自信的宣告，是属于焦媛的生命力。她可以演到80岁，还可以一直、一直地演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