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公子

一

姚崇生在高官之家，本名姚元崇，开元年间为避讳改名为“姚崇”。姚崇以“开元名相”的头衔广为人知，但姚崇的仕宦生涯大部分是在武则天时期，他先后担任宰相十多年，只有四年处于唐玄宗开元年间。

可以说，姚崇是武则天一手提拔的人才。

武则天当政时，重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用严刑峻法排除异己，导致很多大臣被判处谋反叛逆之罪，含冤而死。周兴、来俊臣死后，武则天却对大臣们大发感慨，说以前周兴、来俊臣审问大臣，很多人都犯了谋逆之罪，现在他俩死了，却再也没有人谋反了，这是咋回事啊？

群臣皆不敢言，只有姚崇站了出来，对武则天说：“这些年来，被告发谋反而家破人亡的大臣，都是因为遭受严刑拷打才被迫承认的。那些告发者为了功名利禄，无所不用其极，对无辜者的陷害，远甚于汉朝的党锢之祸。”

对于为何没人敢为犯人翻案，姚崇说道：“即便陛下派侍臣去重审，他们也不敢替别人翻案，因为害怕下一个被构陷的就是自己，故而没有一个人敢说实话；那些被陷害的大臣也不敢翻供，因为一旦翻供，又是一番刑讯逼供，只能承認自己有罪。这都是酷吏们制造的冤假错案。现在周兴、来俊臣已经被处死，我敢以一家老小百口人的性命做担保，内外官员没有人会谋反。”

姚崇的一番话，既体现了高超的情商，将武则天时期残害大臣的罪恶全部推给酷吏，让领导有个台阶下，也表现了他的担当，愿“以一门百口保内外官无复反者”。

于是，武则天更加重用姚崇，任命其为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神龙政变（705）后，一代女皇武则天很快走到生命的终点。满朝大臣都在庆贺唐朝复辟，唯有姚崇痛哭流涕。

拥立唐中宗复位的张柬之曾得到姚崇的举荐，但他看到姚崇这副样子，不禁讽刺道：“今天是哭泣的日子吗？我看阁下要大祸临头了。”

姚崇却不忘旧主之恩，说：“我侍奉则天皇帝多年，现在突然辞别，由衷感到悲伤。昨日诸位诛杀凶逆（指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是臣子本来应该做的，岂敢言功；我为旧主悲泣，亦是臣子应有的节操。如果因此获罪，也是心甘情愿。”

姚崇也参与了神龙政变，却在之后表现出不忘旧主的忠心，这其实是一种政治智慧。

刚复辟的唐中宗对姚崇的行为很不爽，便将其贬出京城。此时，武氏的势力依然强盛，随时有反扑的可能。不久后，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得到中宗和韦后的支持，对之前发动政变的功臣进行清算，立下大功的张柬之不得善终，姚崇却逃过一劫，之后被征召回朝，到唐睿宗时再度拜相。

姚崇是一个多谋善变的官员，在唐周交替之际的混乱局势中独善其身，又保全了名节。历经几十年宦海沉浮后，他将一身才学凝结成十条对策，献给唐玄宗李隆基。

二

先天二年（713）大阅兵后，唐玄宗召见时任同州刺史的姚崇，君臣畅谈天下大事，聊得尽兴。

唐玄宗当面对姚崇说：“卿应该当宰相来辅佐朕。”

姚崇却没有欣然接受，他进京后，呈上著名的《十事要说》，说：“臣提出这十件事，请陛下参度是否可行，如果做不到，臣就请辞。”

对此，唐玄宗斩钉截铁地说了四个字：“朕能行之。”

唐玄宗的新政以姚崇的《十事要说》为标志，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姚崇是个精明的政治家。

拜相后，他先试探唐玄宗的意图，每当有郎官需要任命时，就去询问唐玄宗的意见。在唐玄宗看来，一般官员的升迁，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因此，每次姚崇来问他意见，唐玄宗就仰头看天，置若罔闻。姚崇很尴尬，不知唐玄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好满怀疑虑回到府中。

唐玄宗的心腹宦官高力士看在眼里，就问皇帝：“陛下初理万机，宰相前来奏事，应当回答可否，怎么一言不发呢？”

唐玄宗淡定地说：“朕任命姚崇处理政事，大事自然应该共同商议；可像任命郎吏这类小事，也要一一来烦朕吗！”

高力士明白其中用意，便将此话告诉姚崇。姚崇听闻，恍然大悟，从此放心大胆施政，不再有所顾虑。开元初年，姚崇被赋予特权，按照他提出的《十事要说》，使朝政焕然一新。

三

重回相位的姚崇已经年近七旬，却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

在此期间，姚崇推荐另一名大臣卢怀慎为同紫微黄门平章事（开元元年改名，五年复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担任自己的助手。与雷厉风行的姚崇相比，卢怀慎平时唯唯诺诺，很多大事都由姚崇定夺，时人称为“伴食宰相”。

卢怀慎为人老实，却与姚崇配合默契，一同维护了中枢机构的团结，对姚崇唯命是从，可能也因为他亲眼见识了姚崇过人的执政能力。

姚崇有个儿子不幸早逝，为了给儿子办丧事，姚崇请了十多天假。卢怀慎独自一人面对纷至沓来的政事，忙得天昏地暗，怎么都做不完，只好去向唐玄宗请罪。唐玄宗倒是个好老板，安慰老卢说：“朕把天下事托付给姚崇，你只需要坐镇即可。”

过了十几天，姚崇总算回来了。看着堆积如山的文件，姚崇没费多少工夫，全部解决。老宰相不禁要叉会儿腰嘚瑟一下，他问一旁的紫微舍人（即中书舍人）齐浣：“我的才能，比管仲、晏婴如何？”

齐浣说：“管、晏之法，虽不能传诸后世，但在其执政时期能够一直保持。公所制法令则需随时更改，从这一点来看似乎不及二人，但不失为‘救时之相。”

姚崇将笔投掷到一边，大喜道：“救时之相，岂易得乎！”

这就是姚崇“救时宰相”之称的由来。

姚崇为唐玄宗制定治国大纲，奠定了治世的基础，至此已完成他的政治使命。

尽管唐玄宗赋予宰相特权，使三省行政更为高效，但作为一代雄主，他一定不会让相权凌驾于皇权之上。当唐玄宗发现姚崇已经实现他的价值后，君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姚崇主持朝政4年后，发生了两件事：先是有人告发姚崇的两个儿子收受贿赂，豢养宾客，有图谋不轨的嫌疑；接着又有人弹劾姚崇的亲信赵诲收受胡人贿赂，玄宗派人对赵诲进行审讯，判处死罪，由于姚崇尽力营救，才改为杖责一百，发配岭南。

姚崇明白，皇帝对自己的态度发生变化了，他一改平时的直率作风，变得惶恐不安。开元四年（716），在姚崇多次请辞之后，唐玄宗罢免其相位，改授开府仪同三司的散官。

此后，姚崇过上了退休生活，5年后寿终正寝，死后追赠荣誉，谥号“文献”。姚崇能在武则天、唐玄宗这样猜忌多疑的君主手下享尽荣宠，并全身而退，可见其过人的政治头脑。

（摘自“最爱历史”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