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

关键词：巡狩 东汉 政治合法性 经典诠释 空间

“古者帝王莫不巡狩”，①巡狩是古代天子巡视地方的仪式活动。巡狩可能是部落联盟时期，国家行政组织体系尚未健全完善、中央和地方关系松散的时候，联盟首领为维护参盟部落的秩序而实施的一种方法手段。汉儒基于先秦文献的巡狩记载，完善巡狩的样式，构建此礼的义理逻辑，希望能在现实中落实巡狩。秦和西汉帝王实施过巡狩，然其并不完整，且多不合古典，颇遭当时儒生诟病。

《宋书·礼志二》称：“秦、汉巡幸，或以厌望气之祥，或以希神仙之应，烦扰之役，多非旧典。唯后汉诸帝，颇古礼焉。”②秦汉以来，唯有东汉巡狩被认为符合古礼，这种认识基于东汉伊始的儒者对西汉始终未能创建和维系一套儒家礼仪典制，心怀遗憾。东汉儒生认为西汉承秦制太甚，一度实施的复古改制运动又皆以失败告终。在他们看来，东汉需要“著成汉礼”，“汉当自制礼”，③完成西汉未竟之任务，除此便无以彰显汉朝的膺受天命。巡狩礼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他们相信，能否落成巡狩这一圣王大典，事关本朝是否具备儒家天命意义上的统治合法性。一方面，东汉君臣汲汲于效法古典落实巡狩，标榜本朝具有制礼作乐的资格和能力。另一方面，他们将天子巡狩构建为宣示王朝意识形态的仪式，将古巡精神注入其中，塑造了一种理念性的“中央一四方”的帝国空间结构。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个完整恢复经典巡狩的王朝，东汉儒者化用经典的同时，赋予巡狩诸种新义涵，将其建构为一种符合当下情境的政治仪式，蕴含有关王朝起源的各类叙述，寄寓了儒者对王朝合法性结构的精心设计。巡狩礼塑造了东汉帝国诸方神圣空间，宣扬了多元并存的正统理念，蕴含东汉对其多重法统来源的梳理。可见东汉之恢复古礼绝非背诵经书，其背后有独特的仪式功效和政治用意。

一、“祭五岳”与“伐罪正民”：汉儒对巡狩的两种诠释理路

巡狩相传是舜实施过的活动。《尚书·舜典》以东巡狩为例，记叙了古代巡狩的基本情况：天子巡视地方，会见诸侯，展开祭祀，按天子、三公、诸侯、伯子男的尊卑次序祭祀不同等级的四岳、四渎等山川河流。①《孔传》载：“诸侯为天子守土，故称守。巡，行之。”郑玄注：“巡守者，行视所守也。”孔传、郑玄以巡狩即巡视天子所守的疆域，②内容主要是整齐制度度量、修葺历法、完善典仪，“协正四时之月数及日名，备有失误。其节气晦朔，恐诸侯有不同，故因巡狩而合正之”。③这种解释强调巡狩是天子日常的一项职责。

汉儒围绕经典文献的巡狩记叙，建构了巡狩礼的义涵，各有不同的思路。漢代今文经学家对《舜典》东巡的解释有所不同，其观点融汇了王者功德具备、太平之时方当巡狩之义。《公羊传》隐公八年传何休注云：“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虽平，自不亲见，犹恐远方独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绌陟，五年亲自巡守。巡犹循也，守犹守也，循行守视之辞。亦不可国至人见为烦扰，故至四岳，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④《白虎通·巡狩》：“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不得所，故必亲自行之，谨敬重民之至也。”“岳之为言掬也，掬功德也。东方为岱宗何？言万物更相代于东方也。”并阐发“太平乃巡狩”之义，训“狩”为牧民。⑤今文经学强调巡狩展现王者“致太平”功德之盛，其逻辑与“四岳”祭祀有关。《公羊传》载：“曷为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惟泰山尔！”⑥《礼记·祭法》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日神。”⑦礼纬《含文嘉》云：“天子祭天地宗庙六宗五岳，得其宜，则五谷丰，雷雨时至，四夷贡物。”其逻辑是，山川之所以应当受到天子的祭祀，是因为山川之神的恩泽能够庇佑滋养四方之民。作为级别最高的神、东方的神，泰山神灵能够生养万物，对万民有重要影响，因此天子应祭祀泰山，向天告至，向神灵汇报自己的功德、宣示感恩，希冀神灵保佑万民。王者功成德洽而行巡狩的理解，当以这种相信山川之神与王者、万民相联通的观念逻辑为前提。

关于周代的巡狩礼，汉代四家诗皆认为《周颂·时迈》描述的是周之巡狩。鲁诗日：“巡狩告祭柴望之所歌也。”齐诗日：“《时迈》者，太平巡狩祭山川之乐歌。”韩诗日：“美成王能奋疏文、武之道而行之。”⑧《白虎通·巡狩》云：“何以知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①以成王行巡狩，当采韩诗之说。郑玄笺注以《时迈》说的是武王巡狩，而成王制礼作乐方致太平，可见郑氏不以巡狩当在太平之后。②《时迈》主要呈现了巡狩祠祀山川的过程，表达“怀柔百神”之义。稍晚的《孟子·告子下》对巡狩的理解，凸显了天子视察民情之职责：

天子适诸侯日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日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

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

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③赵岐注：“巡狩述职，皆以助人民。……养老尊贤，能者在位，赏之以地，益其地也。掊克不良之人在位，则责让之。不朝至三，讨之以六师。”《孟子》强调巡狩为视察民生、尊贤举才、对诸侯行赏罚，这种看法得到汉儒的响应，如应劭突出巡狩“观风俗”的意义：“圣人作而均齐之（指风俗），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尚书》：天子巡守……由此言之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④巡狩目的是观民风俗，了解民情。受《孟子》影响，汉儒建立了天子巡狩的行政职能及“利民”之特质。《礼记·王制》加强了巡狩这种中央对地方进行行政规训的职能：

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只，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归，假于祖祢，用特。⑤

《王制》可能作于汉文帝之时，史称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⑥重建巡狩礼是《王制》被制作的重要目的，反映了西汉早期儒生的巡狩理想。郑玄日：“天子以四海为家，时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周则十二岁一巡守。”其依据是《周礼·大行人》之“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⑦在郑玄看来，巡狩就是《周礼·大宗伯》的“时见日会，殷见日同”，⑧殷（“众”）见即“王巡狩至方岳之下而大合诸侯”。如《周礼·大司马》之“及师，大合军，以行禁令”郑注云：“师谓巡守。若会同，是巡守之礼，有伐罪正民之事也。”⑨郑氏认为，巡狩是一种常设性周期性的、天子“视其所守”的实践，是一种“殷见”。

郑玄对《王制》的繁复注解既为疏通三礼，也体现了他对巡狩行政功能的重视：“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市，典市者。贾，谓物贵贱厚薄也。质则用物贵，淫则侈物贵，民之志淫邪，则其所好者不正。”“不顺者，谓若逆昭穆。”⑩《王制》详述了一系列奖赏和惩戒行为，强调行政上对地方的干预。巡狩应承担国家管理诸责任，在观察民风、勘定律历礼乐制度、惩罚擅自改变制度者、奖励有功德于民者等方面发挥作用。郑玄是汉代礼学之集大成者，代表了某类汉儒的意见。战国以来《孟子》《王制》的巡狩理解偏重于建构天子的行政职能，建立巡狩从实践上维系君民的作用，弱化祠神之义。这两篇重安民、重惩戒，都是《舜典》没有的内容。这种变化反映了天子的职责从最高祭祀者转变为最高管理者，其权力之扩大和对辖地统属权之直接化，渗透着战国秦汉之际有关如何建立一个统一安定的政治联合体的思想主调。

可以提炼儒家对巡狩义理的两种建构线索：以《公羊》家、齐诗、纬书、《白虎通》为代表，基于山川之神与王者、万物、万民之间互为感应的理解，认为巡狩是王者功成德洽后致太平、昭天下、祈求神灵庇佑之所为，可称为祠神职能；以《孟子》《王制》、郑玄、应劭为代表，则侧重其体察民情、尊举贤才之义，突出监督诸侯是否执行天子制度、惩戒诸侯的职能，以巡狩为王者执行职能的日常之制，可称为行政职能。前一思路重视祈神，突出神感应万物，可能更为古老；后一思路重心在统治，伸张天子的权威，可能相对后起。这两种思路都以安定民生为落脚点。祠神、行政两种职能思路，是汉儒重建巡狩的前提。

一、以民为本：东汉巡狩对经典的化用及“发政施仁”的理念

东汉当朝重建巡狩，揉合了祠神、行政两种思路。一方面以巡狩展现天子“發政施仁”、以民为本的施政思路，另一方面以巡狩“祠四方之神”。东汉化用经典，不仅以巡狩为古礼，更是将巡狩构建为一种符合当下需要的政治仪式。先交代东汉兴巡狩的基本背景。

西汉时，贯彻儒典思路的巡狩礼始终未能落实。汉武帝初年，王臧、赵绾“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①所兴皆废。哀帝时刘歆在“移书让太常博士”中提到，博士“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②足见西汉儒生普遍渴望恢复巡狩等圣王古礼。他们认为秦皇、汉武的巡狩不合古制，不足取法。汉武帝的巡狩除了被认为是自创仪式、杂揉神仙方术，③其不合古制还体现在，巡狩被视作弘扬武帝个人丰伟功业的工具，这种礼仪定位不符合经典巡狩“祠神安民”的义理，更与儒生对武帝好大喜功、折腾民生的批评背道而驰。如宣帝在武帝巡狩去过的49个郡国设立纪念武帝的宗庙，被儒者夏侯胜批评，后者认为武帝的好大喜功、竭民财力、奢泰无度配不上立庙。④儒生对西汉巡狩并不满意，在这一背景下，东汉王朝方兴未艾就已大兴巡狩。东汉君臣齐心相信，本朝的合法化基础在于能够“建立”圣王礼制，由这种“建立”的资格和能力来突显东汉天子被天命认可的道德，由此论证本朝神圣地位的成立。这种思想逻辑构成了东汉前期的合法化意识形态。

早在建武十七年，光武帝就首次施行巡狩。且此后每年一巡，短短四年之间迅速完成了东巡狩、西巡狩和两次南巡狩。⑤这种做法稍显突兀。此时统一天下的战争刚刚结束，远未达到天下太平，且诸多王朝仪典都尚未建立。东汉践行此等大礼就如此密集，且内容多与经典记载不一。这显得光武巡狩稍有仓促。光武巡狩频密而简约，当与光武定都于洛阳有关。因洛阳地处“天下之中”，光武亲巡之处，都可根据相对于洛阳之方向，称为“某巡狩”。这些巡狩并未祠祀山岳，也未必严格按照礼典进行。东晋何琦论巡狩：“及秦汉都西京，泾、渭、长水，虽不在祀典，以近咸阳故，尽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祀可以阙哉。”①这是说秦、西汉都于关中，与经典巡狩礼中的东南西北“四岳”不构成相应的方位关系，因此只能象征性地祭祀泾、渭、长水，以此比附“四岳”。舜和西周进行巡狩的前提，是营都于天下之中，即洛阳。正因如此，王莽践行巡狩与其迁都洛阳的规划有关。新莽天凤元年，在长安的王莽计划从二月的东巡狩开始，一年内完成四次巡守，提到“毕北巡狩之礼，即于土中居洛阳之都焉”。②后来又改为先于天凤二年定都于洛阳，“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阳，营相宅兆，图起宗庙、社稷、郊兆”，等到天凤七年再行巡狩。③在西汉后期的儒学思潮中，理想的天子应居于天下之中，由中央向四方渐次推行教化。唯当定都于“土中”洛阳，天子方可正当地巡狩。受到王莽此举及儒学思潮的影响，光武最初定都于洛阳，便积极展开巡狩礼的建构。

王者居土中、向四方传播教化的观念影响了东汉巡狩职能的形成。班固《两都赋》称明帝“乃动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穷览万国之有无，考声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烛幽”，突出王者传播声教、向远方万民遍布皇恩之义。东汉君臣认为，巡狩是天子展露。仁政”的手段。圣王实施巡狩，四方人民观看，这是展现天子“抚恤民生”形象的机会，也是对“仁政”推己及民之道的发挥。“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孟子·离娄上》）王者施行先王之道以治国，当收到成效时，必须以巡狩为方式，检验治理成果的好坏，使人民感受到圣王恩泽。若百姓受不到他的恩惠，说明王者施政仍然不合于先王之道。带表演性质的东汉巡狩展现出其深受《孟子》仁政、保民思想的浸透，强调“发”政“施”仁的动态行为，用种种意象和象征物，展现仁政的施与惠赐。巡狩被认为是天子与万民、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桥梁和手段，缔结了君、民休戚与共的关系，建立象征的秩序，以此维系帝国的向心力。对这一观念的表达是章帝元和三年北巡狩期间的诏令：

朕惟巡狩之制，以宣声教，考同遐迩，解释怨结也。今“四国无政，不用其良”，驾言出游，欲亲知其剧易。前祠园陵，遂望祀华、霍，东紫贷宗，为人祈福。今将礼常山，遂徂北土，历魏郡，经平原，升践堤防，询访耆老，成曰“往者汴门未作，深者成渊，浅则泥涂”。追惟先帝勤人之德，底绩远图，复禹弘业，圣迹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构，朕甚惭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所过县邑，听半入今年田租，以劝农夫之劳。④

这段诏令呈现了内容和形式兼备的巡狩礼义。章帝化用《孟子》“人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之义，宣叙自己视察山川、探访耆老，视察明帝修汴渠的效果，追念先帝“勤人（民）之德”，像大禹一样身体力行，考察官员的政绩。首先，章帝引用“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诗·小雅》）说明四方之国无政是由于天子不用贤能安民之人，没有发现地方的贤者。东汉巡狩通过观察风俗，推举或奖掖有安民殊政美名的地方官员，提拔循吏，借由对巡狩古义的落实，宣扬君主心念民生、求贤若渴，建立这种舆论。如巡狩过程中“赐所过二千石长吏以下、三老、官属及民百年者钱、布”。被提拔者如郭贺、寒朗、朱晖等。⑤其次，章帝称北巡狩“前祠园陵，遂望祀华、霍，东紫贷宗”“将礼常山”，目的是“为人祈福”，祭祀祖宗、山川诸神，沟通天人，希望神灵保佑民之福祉。再次，章帝提到“解释怨结”“亲知其剧易”。此处应指皇帝巡狩时亲自听讼，听刺史等郡国官员汇报断狱情况。①“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天子听讼，建立解民结怨、关注民生疾苦的形象，传达社会无讼、民不相争的治理理想。

章帝还提到将荒地分予贫民耕种，鼓励农桑。此次巡狩“帝耕于怀”，贯彻落实“孟春之月，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导人，必躬亲之，田事既饬”（《礼记·月令》）之义。元和二年东巡狩，章帝亲耕于定陶：“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劳也。国家甚休之。其赐帛人一匹，勉率农功。”②此外，皇帝巡狩时会强调“精骑轻行，无它辎重”“不得辄修道桥”，“郡县无得设储踌（指接待天子的物资），命司空自将徒支柱桥梁”，为的是轻车简从不扰民，“欲令贫弱有利”。巡狩中宣布赦令、减刑之诏，赈济贫民。③

东汉巡狩通过择贤、祠神、听讼、劝农、下赦、赈济等行为，塑造君主求安民之贤才、释民怨结、为民祈福、劝民农桑诸职能，表达“发政施仁”“抚恤民生”的象征意义。班固《典引》之“巡靖黎蒸，怀保鳏寡之惠浃”，④表达了皇帝巡狩的核心义涵便是省视黎民、布惠施恩。巡狩不仅是古礼，更是一种塑造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宣扬性、展示性意味浓重的政治仪式。通过天子亲巡四方、深入郡国，暴露行径、颁布令诏，展现其宣传意向，让地方被说服、被感化。在这一过程中，天子成为一种符号，经由展示和表演，编制一套宣传话语，构成其统治的意识形态内容。建立“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礼记·中庸》）、以重建伦理秩序为己任的儒家天子形象，正是东汉希望宣扬于天下的意识形态讯息。以民生为立国之本的合法性宗旨经由巡狩而展现。在一系列围绕经典的礼仪构造下，东汉儒生认为本朝巡狩呈现了一副与秦和西汉巡狩完全不同的道德化面貌，展露了圣王之气象。正因巡狩这种性质，我们关注的是巡狩礼如何被精心地制造、如何成为一种话语参与东汉政治合法性的建构过程，而不是东汉的治理是否真的达到了巡狩话语所宣传的标准。

三、祠四方之神：南巡狩、东巡狩和西巡狩的含义及空间合法性塑造

东汉巡狩礼另一大特点是祠祀神祗。班固《典引》“燔瘗县沈，肃祗群神之礼备”，指巡狩祭祀天地山川、四方群神祀典之完备。⑤根据东、南、西、北之巡狩方位，祠祀之神祗各不相同。东汉巡狩“祠四方之神”的系列实践带有一种整体的结构性安排，突显了王朝的自我身份构建。南巡狩以祠祀刘秀私亲及舂陵宗室为核心，东巡狩以泰山封禅及祠祀孔子、天子讲学为内容，西巡狩则以祠祀西汉诸帝和西汉旧神为主。这三方面巡狩彰显了东汉王朝之“南阳法统”“圣师法统”和“西汉法统”。巡狩次数的多少，或显示了三种法统之地位轻重。巡狩祠祀借不同的地域空间和神祗类别，以表达王朝的合法性构成，寄寓王朝对合法性结构的精心布置。将东汉历次各方位的巡狩情况制成表1：

东汉举行的巡狩有明确记载的共有十八次。其中南巡狩八次，东巡狩六次，西巡狩三次，北巡狩一次。以下逐一考察不同方位的巡狩礼的内容。

1．南巡狩

（建武十七年）夏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辅、楚公英、东海公阳、济南公康、东平公苍从，幸颍川，进幸叶、章陵。……（十月）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①

（建武十九年）秋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阳，进幸汝南南顿县舍，置酒会，赐吏人，复南顿田租岁。②

（永平十年）闰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阳，祠章陵。日北至，又祠旧宅。礼毕，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呜》，帝自御埙篪和之，以娱嘉宾。还，幸南顿，劳飨三老、官属。③

（永元十五年）九月壬午，南巡狩……冬十月戊申，幸章陵，祠旧宅。癸丑，祠园庙，会宗室于旧庐，劳赐作乐。④

（延光四年）南巡狩。……祠章陵园庙，告长沙、零陵太守，祠定王、节侯、郁林府君。⑤

（延熹七年）冬十月壬寅，南巡狩。庚申，幸章陵，祠旧宅，遂有事于园庙，赐守令以下各有差。戊辰，幸云梦，临汉水；还，幸新野，祠湖阳、新野公主、鲁哀王、寿张敬侯庙。⑥

南巡狩呈现出颇为统一的义涵：到章陵及南顿，围绕光武帝刘秀家族、“舂陵宗室”的园陵和祠堂，展開祠祀等一系列活动。章陵在南阳郡舂陵乡，是东汉的龙兴之地。“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为昌陵，置陵令守视；后（按：建武六年）改为章陵，因以舂陵为章陵县。”⑦章陵有许多“园陵”，都是刘秀家族之人的墓园和陵墓。南巡狩的主要事务就是祭祀章陵中一系列的园、陵、庙。南巡狩常设性的祠祀包括：一是刘秀的父亲“南顿君”、祖父“郁林府君”、曾祖父“舂陵节侯”、高祖父“长沙定王”，所谓“舂陵节侯以下四世”。⑧建武十七年之前“四亲”在洛阳配设庙祭，此后被移至章陵，是南巡必设的祠祀对象。二是“舂陵宗室”的园庙。⑨其中包括舂陵侯的族系，考侯刘仁、康侯刘敞二庙，⑩安成孝侯刘赐的祠堂等。他们属于刘秀家族的房支远亲，也包括刘秀家族早年依附的侯国宗室。这一场合会封赏舂陵宗室后人。舂陵宗室在刘秀起兵时多有贡献，他们的功德也被缅怀。三是在“旧宅”中进行灶神等神祗祠祀。“旧宅”指刘秀家族住过的祖宅。天子旧宅、田庐与宗室故人乡饮聚会，乃至于怀念光武家族之往日。于刘秀起兵创业有功的新野阴氏、新野邓氏时有参加这种聚会，受到赏赐。①对初到章陵的新皇帝，还有观旧宅、观田庐的活动。四是刘秀姊湖阳公主刘黄、新野公主刘元，刘秀二哥鲁哀王刘仲，刘秀的外公寿张敬侯樊重。②对这四人的纪念，是南巡的例行公事。其中，新野公主和鲁哀王都死于反莽起义，对之礼敬不失为对刘秀起兵建国历程的纪念。樊重则代表了刘秀母家势力。另外，南巡狩还会去汝南郡的南顿县这个刘秀父亲做过县令的地方，举行会吏、赏赐等典礼。以上活动，形成了一个以刘秀父祖“南顿四亲”为核心、以舂陵宗室及刘秀姻亲为边缘的章陵祠祀体系。通过反复朝拜章陵，强化了本朝起源自南阳的历史记忆。

2．东巡狩

（建武三十二年）东巡狩。二月己卯，幸鲁，进幸泰山。③（皇帝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群神，遂觐东后。……孔子之后褒成侯，序在东后，蕃王十二，成来助祭。④）

（永平十五年）春二月庚子，东巡狩。……三月征琅邪王京会良成，征东平王苍会阳都，又征广陵侯及其三弟会鲁。祠东海恭王陵。还，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注引《汉春秋》载明帝亲讲礼数：“帝时升庙立，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进爵而后坐。”）⑤

（元和二年）丙辰，东巡狩。……使使者祠唐尧于成阳灵台。辛未，幸太山，柴告岱宗。有黄鹄三十从西南来，经祠坛上，东北过于宫屋，翱翔升降。进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癸酉，告祠二祖、四宗，大会外内群臣。……三月己丑，进幸鲁，祠东海恭王陵。庚寅，祠孔子于阙里，及七十二弟子，赐褒成侯及诸孔男女帛。⑥

（延光三年）春二月丙子，东巡狩。丁丑，告陈留太守，祠南顿君、光武皇帝于济阳，复济阳今年田租、刍稿。庚寅，遣使者祠唐尧于成阳。……辛卯，幸太山，柴告岱宗。齐王无忌、北海王翼、乐安王延来朝。壬辰，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癸已，告祀二祖、六宗，劳赐郡、县，作乐。……戊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阙里，自鲁相、令、丞、尉及孔氏亲属、妇女、诸生悉会，赐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⑦

东巡狩的主要内容是前往鲁国，祭祀东岳泰山，告祭于天。另外，天子几乎都会进行一系列礼敬孔子的活动，包括以太牢祠祀孔子，祀孔门七十二弟子；天子在“孔子讲堂”与儒臣讨论经义；赏赐孔子后人褒成侯，以其为东岳之助祭。对孔子和孔门弟子的礼祀，起源于明帝初年重建古之大学辟雍、实施尊师的养老礼及天子讲学等活动。此举包含一种孔门师生式的君臣关系梳理，有事关合法性建构的切实意义。明帝永平十五年东巡，亲祠孔子，这是汉代在高祖之后，首个亲祠孔子的皇帝。⑧此前的永平二年，明帝推行了地方学校祠孔子之举，“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⑨当是配合同年举行的辟雍大射、养老、天子讲学等典礼而展开的地方政策。①作为汉代首位恢复古之大学辟雍及相关典礼的皇帝，明帝在辟雍行礼时已展露出对孔子的崇拜。明帝亲讲于辟雍，对桓郁说：“我为孔子，卿为子夏，起予者商也。”②东巡时明帝对太仆祭肜说：“（肜）从东巡狩，过鲁，坐孔子讲堂，顾指子路室谓左右日：“此太仆之室。太仆，吾之御侮也。”③明帝发挥《尚书大传》，将自己与祭肜比作孔子与子路，与视桓郁为子夏如出一辙。“我为孔子，卿为子夏”之说并非意味着明帝以自己道德接近于孔子，而是作为施展教化的圣师先导，明帝的责任类似于孔子。模仿孔子，以孔子为榜样，是东汉天子的姿态。④“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⑤东汉天子需要履行孔子教化天下之职责。“孔门君臣”的身份构拟塑造了东汉儒学师生式君臣关系，形成了尊师贵道的实践和舆论，这是东巡祠孔的思想背景。《后汉书·孔僖传》记载元和二年章帝东巡至鲁国孔氏故里的盛大场面：

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语》。僖因自陈谢。帝日：“今日之会，宁于卿宗有光荣乎？”对日：“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帝大笑日：“非圣者子孙，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赐褒成侯损及孔氏男女线、帛。⑥天子亲会六十三位孔氏族人，让儒生讲习《论语》。这种以天子领衔的研讨会以天子辟雍讲习为其渊源。辟雍行礼之际，“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⑦可推測“孔子讲堂”的空间与辟雍相似，皇帝以孔子自喻，参与并评判着儒生的讨论。孔僖称章帝“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代表了儒生面对皇帝尊孔的一般观念。⑧通过东巡祠孔，东汉天子的合法性得到儒生的承认。总体上看，东巡狩以鲁国封禅泰山、祠祀孔子等活动为中心。

东巡狩像是一场天子对孔子的朝圣之旅。儒生士人欣喜地记述东巡这种画面：“登少嗥之曲阜兮，穆相佯以延仔。咏邹鲁之遗风兮，思盛礼于尼父。”⑨“求失礼于宋鲁兮，想孔尼乎邹乡。”⑩“唏曲阜而中想，观多礼制彬彬。息阙里之旧堂，暖若睹乎其人。”在儒生士人的想象中，王者与“素王”在此跨时空接触，融为一体。在这种尊孔场景的烘托下，圣王彰显出圣师般的魅力，这种力量感来自孔子的赋予。唯当具备类似于孔子那样施展教化的能力，天子才能胜任天人中介之职分，才在儒生士人心目中获得统治的合法地位。

3．西巡狩

（建武十八年春二月）甲寅，西巡狩，幸长安。三月壬午，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历冯翊界，进幸蒲坂，祠后土。夏四月癸酉，车驾还宫。

（永平二年）冬十月甲子，西巡狩，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于十一陵。历览馆邑，会郡县吏，劳赐作乐。……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萧何、霍光。①

（建初七年）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长安。丙辰，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于历年，以中牢祠萧何、霍光。②

东汉西巡狩建立了以礼敬西汉之皇帝、神癨、功臣为核心的祠祀体系。西巡狩全部以祠祀高庙及西汉十一帝陵为主题。所祠祀对象还包括后土神、皇天神，及西汉太上皇、萧何和霍光。其中，高庙、后土神应是皇帝亲自行祀，以太牢祠；太上皇陵等则由京兆、右扶风、使者祠，萧何、霍光墓以中牢祠。对这些“西汉意象”的追忆和尊崇，反映出东汉人以西汉为法统起源。杜笃《论都赋》描述建武十八年光武帝西巡，折射出东汉皇帝对长安敬而远之的复杂心态：

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舆洛邑，巡于西岳。推天时，顺斗极，排阊阖，入函谷，观厄于崤、黾，图险于陇、蜀。其三月丁酉，行至长安。经营宫室，伤愍旧京，即诏京兆，乃命扶风，斋肃致敬，告觐园陵。凄然有怀祖之思，喟乎以思诸夏之隆。遂天旋云游，造舟于渭，北窺泾流。千乘方毂，万骑骈罗，衍陈于岐、梁，东横乎大河。瘗后土，礼郊。其岁四月，反于洛都。③

光武帝令京兆、扶风斋戒，祭祀西汉帝陵，抒发怀念祖宗之思。到汾阴“瘗后土”，“祭地曰瘗鑏”（《尔雅·释天》），将牲币和玉埋在地下祠后土。在之郊行祭天礼，那是汉武帝实施祭天的甘泉宫。皇天、后土都是汉武帝信仰祭祀的对象，这两种神在成帝年间南郊郊祀改革之后便不再被常祀，是西汉前中期功业鼎盛之时的代表性神癨，可谓西汉“旧神”，具有典型的西汉早期信仰的特色。④ 光武此举表明对武帝功德的尊敬，也重现了对西汉“旧神”的历史记忆。光武修整龙首山上、未央宫中西汉遗留的各式建筑。此番隆重动作，引起王朝上下一股返都长安的舆论。但从《论都赋》的表述看，西巡的隆重像是出于天子对长安久疏问候的弥补；长安是天子西巡探视的对象，是已然逝去的缅怀之物，并非新天子自我安放之处。西巡以东方天子为视角展开的祠祀和修葺，显示了长安作为偏安一方的客体对洛阳主体、中心地位的衬托。皇天后土是长安的神、过去的神，而非洛阳的神、现今的神，后者是以南北郊、五帝为核心的神癨体系。这种修辞折射的寓意是，西汉朝的天命已然转移至东汉朝，西汉是东汉的衬托物。

与此种心态相似的是《东观汉记》载明帝永平二年“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⑤ 面对代表旧长安势力的当地长老“天下太平，德合于尧”的颂谀，明帝并不在意，驳斥其不合规矩的行为（“欲观上衣”）。君主作为“东都主人”意欲压制“西都宾”，反复强调洛都天子的独尊地位。明帝暗示，西巡狩绝不意味着主次关系的颠倒和转移。另外，章帝西巡狩时询问太常韦彪“三辅旧事，礼仪风俗”，他已对长安旧事十分陌生。正因西巡被认为没有表现出对西汉功德的足够纪念，出自三辅大族的韦彪建议“今西巡旧都，宜追录高祖、中宗功臣、褒显先勋，纪其子孙。”⑥受西北边陲战事的影响，东汉皇帝的西巡大大减少。桓帝永建二年，“（杨厚）又连上‘西北二方有兵气，宜备边寇。车驾临当西巡，感厚言而止”。⑦ 终东汉一代，被记载的西巡狩仅有区区三次，恐非偶然，或反映了东汉人对此不甚热心。洛阳已有祠祀西汉元帝以上诸帝的高庙，每年举行的“五供”之礼已包含高庙，西巡也就不那么必要了。

南巡狩、东巡狩和西巡狩都以“祠神”为主题，代表了东汉王朝合法性结构的三个部分，象征着东汉的三种起源。南巡狩建立了以刘秀父祖“南顿四亲”为核心、以舂陵宗室及刘秀姻亲为边缘的章陵祠祀体系，代表了东汉人始自刘秀的新祖源崇拜，其刻意区别于西汉帝统，宣扬了本朝起源于南阳的正统叙事，可称为“南阳法统”。东巡狩主要以祠祀孔子为核心展开一系列活动，象征着天子以孔子为师、尊师重道，宣示其统治合法性在于具备教化天下之能力，这种能力学习自圣师孔子。其可称为“圣师法统”。西巡狩则建立了以礼敬西汉之皇帝、神癨、功臣为核心的祠祀体系，将东汉王朝的起源归于西汉诸帝。其可称为“西汉法统”。东汉施行南巡狩八次、东巡狩六次、西巡狩三次，从数量上，可见这三种成分在合法性结构中的轻重程度。巡狩礼的安排显示了东汉人对合法性结构的安置，他们心目中不同成分的主次顺序：“南阳法统”比重最大，其次是“圣师法统”，“西汉法统”比重最轻。

四、巡行中的劝勉：东汉《巡颂》对儒学天子的建构

东汉知识阶层对巡狩礼的理想化构建还体现在儒生文人创作的《巡颂》中。《巡颂》将儒学理念融汇于天子巡行四方的叙述，将东汉塑造为摆脱承秦的儒家化“新汉朝”，通过对天子的劝勉和告诫，树立一种恪守经典教义的“儒学天子”。士人借用流行的颂赋体裁构建巡狩礼的意义，彰显天子尊贤纳士、勤勉执政、以史为鉴的品质，寄寓东汉王朝超越西汉、比拟西周的心态。

古之巡狩有乐歌。蔡邕《独断》载汉事：“《般》一章七句，巡守四岳河海之所歌也。”①歌颂天子巡狩功德。东汉天子巡狩，会携带擅长作文的士人出行，授意其创作《巡颂》。② 《巡颂》记录天子“发政施仁”的种种细节，称颂巡狩壮美、天子道德之余，重新创造新的巡狩义理。《后漢书·章帝纪》赞曰“儒馆献歌，戎亭虚候”，李贤注“献歌，谓崔！游太学时上《四巡》等颂。”《巡颂》之创作主体为儒学士人群体，反映了士人社会对天子巡狩的态度看法。东汉文人的多篇巡颂被完整收录在唐代许敬宗辑录的《文馆词林》中，由此得以一窥文人巡颂表述之全貌。③

东汉颂赋体裁较之西汉时更为完备成熟，成为士人发扬想象力、表达儒学理念及政治评论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使皇帝欣赏、更容易接受的进言形式。④ 东汉士人相信，古者以《周颂·时迈》歌颂周代巡狩，方今汉治鼎盛，也应创作如同周颂的巡颂。⑤ 结合“新汉朝”之定都洛阳，《巡颂》的叙述方式往往是，置天子于天下之中的位置，突出其俯瞰四方的姿态，将说理融入巡狩沿途的地理标记和遗迹景观中，建立了一种自拟于周朝，怀古咏史以说教宣理的叙事模式。元和元年章帝南巡，崔！作《南巡颂》。此次南巡的路线是章陵、江陵到宛。崔！称“乃追录古人之嘉褒贬、示好恶焉”。一路上有诸多楚国的遗迹，崔！寓褒贬于有关楚国的叙述中：

瞰鄢郢之旧居兮，察黎苗之所处。盖鬻子之师周兮，肇于是乎开。善熊绎之修度兮，美羛冒之蓝缕。风劲而刚锐兮，负国险而强御。宗周忽其不兢兮，厥先叛而自怙。依江汉之势阻兮，据方城而跋扈。废王室之贡纳兮，作檀威而伐。灭文武之旧封兮，翦汉阳之列国。稍启同以广畿兮，侵王路而自兴。拒大邦而为仇兮，宜六师之所膺。①

作者感慨郢都之荒芜、汉江之险势、“方城”之阻碍，一步步展开叙述脉络，建构意义。“瞰、察”表现出居高临下的姿态，显示巡狩者的主观视角及以南方喻蛮夷的认识，衬托出巡狩者以华夏自居的身份及其视察对象的非华夏性质，呈现一种“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接百蛮”的气象。② 崔！以强烈的宗周和文明中心的立场来叙述楚国历史。首先，记述商朝末年楚人的先王鬻熊以周为师，“子事文王”（《史记·楚本纪》），称善其“修度”。进而嘉美羛冒（楚厉王）筚路蓝缕之功，随之，批评楚武王熊通逐渐坐大、脱离华夏掌控的做法。在周的疏忽下，楚武王自恃于江汉之天险，开始违抗周王室，拒纳周之贡赋，攻灭周分封之淮汉诸国，入侵“王路”。配合巡狩礼展示皇威的义涵，这种对自比于周、赞美楚国宗周、批判楚国忤逆的话语，宣示了中原王朝巩固统治的意志，带有对南土地域试图背离中央管控的警告。考虑到东汉初年统一江淮流域之艰辛、建国后江淮之试图作乱，崔！的叙述自有其用意。紧接着，作者描述庄王中兴楚国，进入一段对楚国人物的褒贬：

贤庄公之匡救兮，于衰运乎少康。嘉叔时于申息兮，懿孙教于期思。秽平王之荒或兮，唼谗贼之谮口。卑无极于北方兮，褒奋杨于城父。表诸梁于宛叶兮，显伍举于章台。恶启强之作乱兮，是尹革之斩之。好子囊之忠国兮，顾社稷而垂辞。闵屈平之赴罗兮，痛灵修之被欺。悲政失而国从兮，郢路芜而为丘。投子围于乾溪兮，沉商臣于江流。③

作者以“贤、嘉、秽、恶、闵、痛、悲”表示对庄王、申叔时、平王、鑅启强、子囊、屈原、子围等楚国人物的评判。崔！突出比对了楚君之害贤与汉章帝之尊贤。南巡狩途经城父、宛等地，章帝在这些地方表彰楚国的奋杨、沈诸梁（叶公）、伍举等贤德之人，显示了天子之尊贤重士。伍举讽谏楚庄王，子囊恪守晋之盟约，屈平力主联齐抗秦，皆是楚国骨鲠忠臣。然而作者认为楚王不能礼贤下士，导致楚国“政失而国从”的结局。目睹荒芜的江陵郢都和汹涌之江水，作者慨叹楚国后期迫害忠良，对受辱而投江的一众仁人志士表示凭吊。整个楚国兴衰叙事环环相扣、一气呵成、感情饱满、文笔生动而铺陈，景观、史事、人物、道理被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叙事、抒情融汇贯通。在巡狩者的立场中，“楚国”始终是一个被言说被评价的他者，是可供说理的参照物。作者由此宣叙：东汉洛阳王朝是文明之中心、天下秩序之维系者，治道媲美周代，南土须服从中央号召；东汉天子懂得尊贤对于治道兴衰之重要影响，身体力行地践行尊贤之道。

安帝延光三年，刘珍作《东巡颂》。安帝东巡狩返程时经过魏郡、河内一带，作者睹殷墟而感怀：

浮龙杭于东河，径长寿，济万岁。视昆吾与康叔，淹盝迟于三卫。矜初阳之屯戍，犒介士而后迈。经北园于淇澳，往殷墟而鉴戒。昔武丁之精梦，得傅说之板裁。削胥靡之丹图，授说命而委郿。位百年而通神，鐀高宗于前代。纣逸游于骖薥，伯邑醢于爨？。雷？神而锡封，王子忠而剖心。暴虐宣于万邦，会争盟而为禽。④

沿黄河东段向西南行进，途经淇园、朝歌，作者发出“殷鉴”之慨，带有以周朝自喻及对周天子品行的期待。武丁在胥靡中提拔了傅说，在其辅佐下功德通天，被称高宗。① 纣王淫逸，杀伯邑、比干，赐封佞臣雷开，②对万国实施虐政，使各国相争，推翻纣王统治。巡狩殷地还包括天子对微子、比干、箕子的凭吊，如“嗟成汤而美伊尹，顾武丁与盘庚。悯三仁于朝歌，轼商容于太行”。③ 刘珍借东巡颂劝诫汉帝：治乱兴衰，得天下民心与否，关键取决于君主对待贤人的方式。

又如“历太祖之所叹兮，顾成皋与荥阳。超济洛径河颍兮，善史伯之有方”。“登少？之曲阜兮，穆相佯以延$。咏邹鲁之遗风兮，思盛礼于尼父。过太？于有齐兮，轼高阳于卫墟。祀帝尧于灵台兮，瞰禹于唐丘。俯三王之琐琐兮，仰五帝之寥寥。睨垓下之制胜兮，经汉元于定陶。干祖宗之远绩兮，庶乾乾而靡怠。勤殷宗之久劳兮，念周人之辛螫。顾成汤之匪翾，思周文之不暇。”④ 巡颂作者塑造曲阜—孔子、高阳（濮阳）—颛顼、灵台—尧、唐丘—禹、垓下／成皋／荥阳—高帝、定陶—元帝诸“遗迹加圣贤”的组合意象，既是巡狩瞻仰圣迹的线路，也是士人组织劝政义理的思路。作者既以汉章帝功德媲美三皇五帝，又劝勉章帝应效法西汉诸帝勤勉不怠，以商汤、殷高、周文为榜样，谨慎恐惧日不暇给地执政。

《巡颂》显示了文人儒士对巡狩义理的再创造。他们借助颂赋美赞帝德的文本形式，赋予巡狩新的意义。皇帝欣赏这种体裁文章，也更易于接受其中的义理。文人通过巡狩途中的遗迹怀古，建立宗周、敬贤、资鉴的说理逻辑，以期劝勉和鞭策皇帝。首先，他们将本朝想象成周朝，塑造其巡视边陲夷国的姿态，既赋予汉帝以周天子之道德责任，又宣示“四夷”应接受文明的教化，警示其服从中央的管束。其次，突显巡狩过程中天子对仁人志士的表彰凭吊，将王朝的兴盛解释为君主之尚贤，表达当局士人对自我身份的梳理和期盼。再次，总结历史上国家衰亡的教训，形成对天子应当勤勉、慎戒的劝诫。通过巧妙地融汇跨越空间和时间的史迹，文人儒者塑造了一种理想化的巡狩故事，巡狩成为他们表达儒学理念的实践形式。

通过东汉巡狩礼，可以看到一种儒家政治文化从经典文本中被诠释、阐述而生成，进入政治生活中构建王朝法统，又被新的文本体裁进行义理再创造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可见皇帝、经学家、儒士辞臣等不同角色对巡狩过程、职能、意义的不断阐释创造，由此奠定了中古时代对天子巡狩礼的基本认识。首先，经典文献和汉代经学家对古之巡狩有两种不同的诠释路径，分别聚焦于祠祀鬼神山川和发布行政命令这两种巡狩职能。有感于西汉未能落实巡狩，东汉君臣融合这两种阐释，恢复古之巡狩诸职能的同时，将之建设为一种政治性的天子仪式，以“发政施仁”为其基本特点，由此建立着眼于民生民情的政治秩序。其次，不同方位的巡狩礼被设计出不同的内容和意义。南巡狩建立了以刘秀父祖“南顿四亲”为核心、以舂陵宗室及刘秀姻亲为边缘的章陵祠祀体系，东巡狩以在曲阜祠祀孔子为中心，而西巡狩着眼于以礼敬西汉之皇帝、神癨、功臣为核心的祭祀。三者分别代表南阳法统、圣师法统、西汉法统，由三者的实施次数，可初步判断这三种法统在东汉合法性结构中的位置：南阳法统最重要，西汉法统地位最轻。最后，士人借由颂赋体裁，赋予巡狩礼以新的意义，希望由此将儒学理念反作用于天子。通过构造巡狩途中的懷古叙事，寓理于史，呈现宗周、尚贤、资鉴诸意义，以期劝勉告诫君主，强化了对儒学天子执政合法性的论证，表达对儒家化“新汉朝”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