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乡贤在善治的基础上，“三治融合”让自身在这中间发挥重要作用，实现国家权利和村民的联结。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结合现实乡贤文化的诞生地——绍兴市上虞区，分析新乡贤的嵌入逻辑。从嵌入的角度——资本嵌入、政治嵌入和文化嵌入来折射出新乡贤的机理，又从3个方面简要进行概述，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新乡賢利用好自身的优势，能更好融入乡村建设，作为榜样模范作用，去解决很多基层政权难以调和的矛盾。

关键词  乡村振兴；嵌入式；乡村治理；新乡贤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4）04-0272-04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4.04.06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The Mechanism and Function of New Rural Talents Participating in Rur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Based on Embedded Governance

DING Yu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 Zhoushan，Zhejiang 316000）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good governance， the new village sag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ree governance integration” to realiz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national rights and villager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mbedded logic of the new rural talents by case study and combining with Shangyu District of Shaoxing City， the birthplace of the real rural talents culture. From the angle of embedding： capital embedding， political embedding and cultural embedding to reflect the mechanism of the new rural sages， and from three aspects briefly summarized the role of the new rural sages in rural governance. By making good use of their own advantages， the new rural sages can better integrate into the rural construction， and act as a model to solve many contradictions that difficult to be reconciled by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Embedded;Rural governance;New rural talents

作者简介  丁钰（1998—），女，浙江绍兴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公共管理。

收稿日期  2023-03-20

费孝通提出的“双轨政治”中，非常清晰地透视出古代皇权制度其覆盖范围最终只能到达县这一等级，县级以下的“乡绅之治”对乡村进行简约治理［1］。就是这一种中央集权和基层自治双轨耦合的社会治理模式实现了国家统治地位和乡村治理之间的有效平衡，维系了封建制度的长期性和稳定性。秦晖先生所说：“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皆自治靠伦理，礼教造乡绅”。其中，“皇权不下县”为“乡绅之治”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地域条件，而“熟人社会”则是一个具有较强组织性和较强适应性的地方，为治理乡村提供了发展空间［2］。而“乡贤之治”在历史长河中结出了上千年的经验果实，其依然为当今基层乡村的治理实践迸发出新活力。

近年来，国家在推行乡村振兴的同时，也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要把农业和农村放在第一位，要把乡村振兴放在首位”。在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有说明，“三个协同”要在工作布局上推进，在第三点中提到“乡村治理要协同推进”。但是这几年自然灾害等突件事件频发，并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等社会经济问题，使得乡村在各种风险下显得越加脆弱。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积极发展基层，健全基层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健全完善基层直接民主的制度和工作制度。在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作出重大决策指示，要求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使乡村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安定有序 ［3］。乡村治理的“三治融合”之道逐渐成为国家探寻的主题。在这些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以乡贤治村的“枫桥经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评价。此次适逢“枫桥经验”60周年，要在原来经验的基础上牢牢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根据形势赋予其新的内涵。而新乡贤正是新农村治理的主力军，能够激活村民这个群体的“善治”，去解决农村资源下乡“最后一公里”问题。新乡贤并不是“乡绅之治”的简单延续，而是一种新的乡贤，是去引贤治理乡村，要积极地引导和激励新乡贤去加入乡村治理中，把农村治理的历史经验与新时代农村治理的新要求有机地融合起来，从而在新时代下，形成一条新时代的农村治理创新之路。

在农村社会作用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新乡贤作为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中间层地位也更加受到重视，围绕“新乡贤如何去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建设”的话题研究也吸引了众多学者的讨论。学者不管是从宏观的广度还是从微观深度等方方面面各有研究探索。但是基于耦合理论角度分析有所缺乏，笔者从嵌入式治理的角度分析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机理和作用，从而不断扩大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并逐步成为乡村振兴的一种长效机制［4］。

1  案例概述

上虞区，坐落在钱塘江之畔，地处浙江省绍兴市东北方，具有悠久的历史。东邻宁波市，西邻绍兴城区，北邻钱塘江，西邻嘉兴市，全区面积有1 403 km2。地势南高北低，以“五山一河四分田”为特征，南北各占一半。全区下设7个街道，10个镇，3个乡。而且历史文献与出土的考古资料均证实，此地曾有过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以此看来已然有厚重的历史文化沉淀，上虞区之所以能够成为“新乡贤”理念的发祥地，也正是由于其深厚的文化沉淀和历史积淀。

上虞区就成立了乡贤研究会，这是我国第一个以“乡贤”命名的民间社团组织。20多年间，组织成立各乡贤研究中心，并在20个乡镇（街道）实现乡贤文化研究会分会全覆盖，还在全区57所学校设立以乡贤命名的少儿分院［5］。目前已建有村级乡贤参事会228个（全区281个村），其组织结构见图1。

上虞乡贤研究会多年致力于乡村的历史文化的抢救工作，其次还扎根于农村进行政治建设工作，还不遗余力地投身于各项志愿服务中，该会也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中明确指出：要“充分利用新乡贤的力量”，促进新乡贤的发展［6］。一直以来上虞区不断发展新乡贤，自2020年开始，上虞乡贤大会每年举办一次，从而来进一步促进美丽乡村的建设。

2  嵌入式机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表现形式

“嵌入性”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Polanyi，在《大变革》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一种新的理论。他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写到“经济制度中嵌入了人类的经济行为”［7］。后人在他的基础上，不同的研究者对嵌入性进行了分类，其中形成了几种典型的“嵌入性”理论框架：关系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框架［8］；结构嵌入性、认知嵌入性、文化嵌入性和政治嵌入性框架等［9］。从本质上来说，嵌入性理论就是通过一个事物对另一个事物的影响，从而研究两个事物之间存在关系的一个机理。总的来说，整个嵌入的过程，指的就是新乡贤利用乡村的治理，促进共同富裕步伐。具体的可以从以下3个维度对其进行案例分析。

2.1  资源嵌入

新乡贤是从农村地头中生长出来的一批精英，他们要么有着相对充足的经济收入和物质基础，要么有着丰富的管理能力和社会地位，在嵌入乡村治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所具有的经济资源和社会人力资源可以被转变为乡村治理上迫切需要的资源，从而成为农村振兴的新动力。

其一是在经济资源上的嵌入，新乡贤把自己的钱投到乡村。帮助农村开展一些公益事业和公益活动，村级“新乡贤”顾问委员会，各种“新乡贤”活动定期举行。并举办各类“新乡贤”公益活动，如慰问“老弱病残”等。上虞区道墟街道称海村乡贤顾问委员会的19名新当选的乡贤，以3%的比例缴纳了一年3 450万元的乡贤资金，这些资金被用来建设美丽乡村，救助困难家庭，抚恤老人。还有爱乡港胞张杰先生，靠小本经营，捐款超过2 000万元，资助学生2万人。除此之外，新乡贤发挥经济优势，推动农村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吸引劳动力回归，带动人民致富。在村乡贤通过“带头致富”方式，激发农村产业集群效应，使得各村庄出一批新型特色村，如杨梅村、民宿村、葡萄村、建筑村等。其中上虞区崧厦街道开展村级项目乡贤工程，对村级项目投资金额，乡贤出资30%，街道补助50%，村自筹20%。引导在外的乡贤回到乡村兴旺产业，自2017年以来，全区回归的项目有70多个，回归的资金更是超过90亿元，其中37个项目落户农村，为农村经济发展增添新力量。这一种嵌入形式一定程度缓解了原有传统的帮扶资金的局面，进一步诠释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提升了乡村活力。

其二是人力资源方面的嵌入过程，新乡贤本身就是一种个人的资源。他们在进行乡村事物治理的过程就是一种嵌入的过程。在从血缘和地缘属性塑造了乡贤与乡村的联结性，他们自身拥有的资源和从小的经历，很大程度与现下的乡村居民需求高度契合，其在乡村中有一定的优势。打好新乡贤的活招牌，让广大新乡贤积极投身家乡建设，热情高涨地为家乡发展发力，不断回报家乡，为共同富裕奠定基础。不定时地组织“虞籍乡贤故乡行”和“虞商联合会家乡行”，积极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参加招商引资推介会，促进项目和资金回流。到现在为止，全国各地的名人返乡项目已有 70 个，返乡投资总额超过 300 亿元。其中，“滨江新天地”是上虞著名的“一江两岸”的标志性建筑；章镇“仁里美墅”，梁湖裕润农旅博览园，南檀香山山庄，都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先行者”。在这个“熟人”和“半熟人”社会中，乡村的人还是比较容易接受乡贤这个群体，这使得他们成为乡村治理中最天然、最不可或缺且最可靠的中坚力量。乡贤们通过一些项目，向村民提供相应的工作机会，从而提升村民技术能力，带动发展致富，以自身为榜样，去发挥“头羊效应”。

2.2  政治嵌入

新鄉贤自身就是乡村的一分子，他们作为一种政治治理力量嵌入所在乡村中。他们在调动村民的同时，也是一种村级组织再造、乡村公共服务能力再塑造的过程。乡村新乡贤通过利益联结和情感互动来参与乡村治理，其在村中具有一定程度的“非正式权威”，使其成为政府和乡村之间的衔接枢纽［10］。这种衔接体现出新乡贤具有政府代理人和村庄代理人的双重代理身份，构成了“国家-乡村-村民”与“区-镇-村”之间结构框架联系，去实现国家行政化治理和村庄自治的良好循环。

一方面，新乡贤以其自身的组织形式和乡村治理去相结合，构建了“乡贤-村委会-村民”三位一体的乡村治理格局。“新乡贤理事会”等乡贤组织，发挥作用，参与到村里的各项事务中来。新乡贤是一种独特的中介势力，他们被赋予了参政、议政、监政的主要职责，在与村委会和村民们的融合中，他们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三方治理的方式，更好地实现国家的“三治融合”。其中，上虞区各外虞商联谊会的会长全部是区政协委员，各乡镇街道新乡贤联谊会会长也大多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积极发挥了他们参政议政的作用。在二十大期间，乡贤们就开展了许多的大小型会议，整理反馈乡村居民的需求意见，以此进一步推动上虞区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此外，以“新乡贤”作为平台和为载体，举办“新乡贤”专题研讨会，“新乡贤”既是国家“人才库”中的一员，又是国家决策的“智囊团”。在举行大型活动、提出重要意见、实施重大项目时，都可以“向乡贤问政、向乡贤问计、向乡贤问民”，这样才能使政府的政策制定更加科学、务实和准确。新乡贤作为中间桥梁，积极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目标要求，主动重塑好乡村治理秩序的内生活力，提高村民参与性。

另一方面，新乡贤以政治嵌入的方式融入农村基层治理中，实现了基层治理职能在农村的转移和下放，从而提高农村基层治理水平。而对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新乡贤发挥其本土化作用，吸收乡贤到村级领导班子中，去设立一些村民调解机构，纵向延伸权利范围，新乡贤是一类新兴的社会性群体，在解决村内部的各种“不和谐”情况时，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通过对新乡贤的积极引导，把新乡贤引入到农村的治理之中，形成一批受人爱戴的“好支書，新乡贤”。其中，上虞区已成立了一支以“新乡贤”为首的专门的社会调解机构，并成立了一支名叫“老娘舅”的调解队伍。此外，还在各镇（街）设立了 5 个专业的民间调解机构，以及 203 个“老娘舅”工作室，发挥乡贤的亲缘、人缘、地缘优势，形成了“办事不出村，矛盾调处不出村，文化交流不出村，增收不出村”的“新时代四不出村”模式，以及大力落实中央的学习好、升级好，绍兴诸暨的“枫桥经验”。此外，乡贤既熟悉乡村人脉又具有现代新思想，在村庄公共事务的实践中更具组织能力与号召能力，能帮助政府更好的宣传政策，落实在每一个村民的身边，满足村庄的内在发展需求，实现国家政权和乡村善治的有效衔接。教师、医生、律师、公务员、干警、银行职工“三师三员”人员的返乡人数，也在新乡贤的带领下，有大幅度的增加，有力地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和谐进步。

2.3  文化嵌入

乡贤们在浓浓的乡愁影响下回归家乡，是一种柔性的嵌入形式，推动文化多元的实现可能性。在以人情面子、人脉名誉等人际交往的基础上，新乡贤利用自己的身份优势，将自己的知识阅历、思想观念和开阔的眼界，以榜样的力量浸润并渗透到农村，以更好的农村文化生态理念来构建一个更好的农村治理生态［11］。

嵌入中以乡贤价值观念为突破口，其生在乡间、长于乡间，对于乡村的土地、人文都印象深刻。不管身在何处，只需要一句乡音就能让乡贤们勾起浓浓的怀乡情。但同时他们身处异乡，外在对他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们吸收了不同的文化，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集合体。乡贤的回归，使得家乡的文化可以尝试植入新的治理理念。他们在接受新观念的同时，也尊重并传承自己独有的乡风礼俗，从村规家训、牌匾楹联等中发掘出了隐藏在村规家训、祠堂对联等中的传统真谛。上虞乡贤协会的目标之一，是“发掘家乡的历史，拯救家乡的文化遗产”“传承先人的优秀品质，为上虞的发展作出贡献”。上虞乡贤研究会每年都要举行纪念乡贤诞辰周年的活动，并进行学术研讨。2003年10月19日，由绍兴市委市府主办，市文联、乡贤研究会承办的“东山文化国际研讨会”隆重举行，来自海内外130名嘉宾学者参加了会议。新乡贤有效落实公共事务中的传播价值观念的能力得到了切实发挥，它可以将先进的价值、规范、理念等融入村民的意识之中，让村民们在“留住乡愁”的前提下，得到一种城乡良序互动的现代文化思想理念，在保持最原始的基础上，也与时俱进，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而努力奋斗。另外，新乡贤还通过行为来进行嵌入，古人云“见贤思齐”，新乡贤的行为引入日常的耕作方式、生活习惯、娱乐活动中，村民进而渐渐在利益牵引和模范带动下，形成积极向上的文明乡风。还有，上虞已经连续3年举行了“上虞文化节”，并邀请了广大的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其中，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大家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家谱是记载同宗同祖、人物事迹的历史典籍，家谱中都写有“家规家训”，不但具有一定的文化凝聚力，而且有教化乡民的作用。一直以来，乡贤研究会十分注重对宗谱的抢救与整理。2005年10月，会长陈秋强曾受邀参加“浙江家谱研讨会”，并主编出版了《古虞刘氏宗谱》《嵩镇何氏宗谱》等。目前研究会共收藏家谱150余部。当前很多城市在发展的同时摒弃了自己本土的文化文明，导致村与村之间、城与城之间形成同质化的现象，因地制宜去发展适合本村的模式才是硬道理。乡贤为家乡贡献，抢救家乡的文化历史。上虞区乡贤研究会一直奔走在田间地头，深入民间基层，做了大量抢救濒危文化遗产的工作，被称为“乡土文化‘110’”。新乡贤文化嵌入，为科学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提供了另一条路径。

综上，新乡贤的“嵌入治理”从“资本”“政治”和“文化”3个层面重构了“农村治理”格局，并以“农村自治”推动“农村振兴”，其中嵌入逻辑见图2。

3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

乡贤文化的传承，通过新乡贤延续之中迸发出新生活力，取得实在的成效。新乡贤运用自己的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投身到农村治理中来，有助于维护乡村秩序、建设乡村共同体和构筑公共精神。

3.1  提升乡村文化感召力

乡贤文化本身从古至今就是优秀品质和感染力的集合体，在群众中能发挥很大的榜样先锋作用。比如：“救火阿三”是国家英雄模范人物；“点亮一盏明灯”的创立者——董国光，他的爱心和善举已遍布全国，并在继续扩展；乡贤张杰，则在家乡建立小学重视教育，还荣获“第五次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截至 2021年，上虞有3名“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1名“国家英雄”“见义勇为”候选人，3名“道德模范”候选人，2名“浙江之星”候选人，8名“中国好人”候选人，25位入选“浙江之星”，这都是新乡贤的引领人。

3.2  促进乡村治理能力

新乡贤积极参与乡村建设，落实二十大的农村“三治融合”的善治目标，从而提升村民参政、议政和监督的主动性的作用。作为乡村“军师”，他们既是国家政策的宣讲员，也是推动“农村振兴”的一支强大的队伍。例如：永和镇项家桥村乡贤出资投入乡村河道治理以及修复破坏的森林生态；梁湖镇古里巷村乡贤投身入建设村里的文化大礼。还有许多村镇的书记都是毅然辞去高收入工作回来建设家乡，创建“全面小康”示范村、“新农村”示范村等。

3.3  助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新乡贤中虞商扩大上虞区的影响力的作用，带来资金和项目，参与到家乡的各种发展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使上虞区回归经济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杰出新乡贤纷纷带头造福家乡，例如：浙江舜杰集团建立许多学校的奖学基金，奖励那些优秀的学子和教师，去培育下一代新上虞人才；浙江华通集团董事长每年春节都会给7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红包，还捐款修建体育馆、戏院、小学。其中最为著名的是23名建筑界的杰出人士，共同建设了上虞的地标式建筑大楼，树立区新名片，提升综合实力。各行各业的新乡贤们助力乡村的治理，注入资金的同时，不忘落实到每个项目，不讓徒有虚名，而是务实发展。

4  结语

目前，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新乡贤仍然是具有“熟人”特性的农村中的领军人物。该研究从嵌入式治理角度出发，以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去分析——新乡贤对乡村治理中的机理和作用。而上虞区，则是“新乡贤”的发源地。有着任重而道远的使命感。如今，这里已被誉为“新乡贤文化园”，成为“新时代乡贤”的典范。所以上虞区作为研究案例是有其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以借鉴的角度梳理现实，以上升的角度总结结论。从嵌入式角度看，大体是分为3个维度——资本、政治和文化。新乡贤是中流砥柱，作用十分重要。第一，提升乡村的文化感召力作用，以榜样的形象带动乡民发展家乡；第二，促进乡村的政治治理作用，用自己的资源为家乡发展给出建设性的意见；第三，助推乡村发展作用，新乡贤一般都是高端的知识分子，或者是英才。他们掌握很多的资源和技术，培育家乡新一代新乡贤。

新乡贤从各维度渗透乡间，融入乡村的同时走进了群众，服务百姓的同时做到了治理，实现价值的同时带动村民。新乡贤用善治来实现国家权力和乡村村民间的沟通，更好地实现乡村的建设和信息的传达等方面。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顺应社会和乡村对乡贤的需求，对新乡贤管理制度进行革新，是社会治理的成功之道。同时，将乡贤这一传统资源，吸收进现代乡村振兴战略中，并赋予其“新乡贤”概念并进行新定位，使其融入共谋共建共治美丽乡村的农村社会治理中来。

参考文献

［1］何植民，蔡静.嵌入到共生：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发展图景［J］.学术界，2022（7）：134-144.

［2］刘瑾.“三治融合”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作用、困境与出路［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2，33（17）：163-165.

［3］杨帆.新时代健全“四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J］.智库时代，2018（33）：290-291.

［4］周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J］.农业经济，2022（4）：56-58.

［5］黎飚，黎天伊.绍兴市上虞区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发挥新乡贤作用的探索与实践［J］.浙江农业科学，2022，63（4）：874-878.

［6］尹训洋.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治理的功能再生与制度建构：基于贵州省D县新乡贤组织的调查［J］.贵州民族研究，2023，44（1）：105-112.

［7］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50.

［8］陈斌.组织嵌入视角下新乡贤有效参与村庄治理的机理探究：基于S村的个案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22（4）：72-79.

［9］ZUKIN S，DIMAGGIO P.Structures of capital：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M］.Cambridge，M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19-33.

［10］朱云.乡贤治村：主体角色、制度契合与实践机制——基于赣南农村乡贤治村实践的考察［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9（1）：65-73.

［11］尹露.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文化培育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21，49（23）：241-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