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时空演化研究

2024-03-20安鑫戴浩

安徽农业科学 2024年4期

安鑫戴浩

摘要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经济发展变革下的产物，对我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以我国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中数字乡村为研究对象，基于2013—2020年的面板数据，从数字乡村资金投资、数字乡村信息基础、数字服务基础、数字产业发展4个维度，构建了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评估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在逐年提高，但区域差异性较大，发展水平基本呈中游—下游—上游逐步下降。其中，数字乡村资金投资能力波动较大，呈波浪式上升趋势；数字乡村信息基础呈上下游高、中游低的“U”形结构；数字乡村服务基础地区差异较大，呈倒“W”形；数字乡村产业发展总体较为缓慢，增速趋同。据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其促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乡村；时空演变；空间分布；长江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4）04-0219-05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4.04.048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Research on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 Xin， DAI H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Abstract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is the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digital econom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achieve the strategic go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the digital villages in 11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of Chin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from 2013 to 2020，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digital rural capital investment， digital rural information foundation， digital service foundation， and digital industry development， the indicator system of China's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entropy method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digital rural development level.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village is improving year by year， bu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large. The development level is basically in the middle stream-downstream-upstream gradually declining. Among them， the investment capacity of digital rural funds fluctuates greatly， showing a wave like upward trend; the information base of digital village is a U.shaped structure with high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and low midstream; the basic areas of digital rural services differ greatly， showing an inverted “W” patter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digital rural industry is relatively slow， with a similar growth rate. According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villages.

Key words Digital village;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Spatial distribution;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作者簡介安鑫（1999—），女，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经济。

收稿日期 2023-02-03

在当代社会背景下，互联网发展迅速，信息化贯穿着居民生活全过程，为我国经济与生活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对于信息相对落后的乡村来说，在完成脱贫攻坚成果之后，如何巩固现有脱贫成果、实现脱贫不返贫的目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我国乡村现在面临的最主要的发展任务。数字乡村在此处就显得尤为重要。数字乡村是将信息化、互联网与数字化应用于农村经济发展，在农村普及数字化、信息化的各种发展模式，将数字化引入乡村，带动经济发展，完成新时代发展目标。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了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做好整体规划设计；2022年颁布的《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提出以数字技术支撑农业，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数字乡村，不仅将数字化赋能农村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为一大重点，还加速推进数字乡村标准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与制定。因此，对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与评估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长江经济带区域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涵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11省（市），是国家战略重点发展区域，也是农业聚集区。长江经济带地域分布广，导致地域与发展差异都较大。长江经济带中的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就是利用互联网、信息化，对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提质提速。在当前数字信息化时代下，数字乡村建设是促进乡村振兴及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方向，对于脱贫后如何巩固成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1］。

从现有研究来看，数字乡村是近年来学术界及社会发展所关注的热门话题。张旺等［2］强调发展数字农村是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部分，数字乡村与乡村振兴两者互相赋能、相辅相成，在各自发展的基础上共同进步，稳定发展。曾亿武等［3］指出，要根据互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信息技术来为新型社会赋能，加速重建新型乡村发展方式，加快促进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沈费伟等［4］认为数字乡村治理方式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应将数字乡村作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推手，加快信息化发展。郭红东［5］认为当前数字乡村基本信息已经在逐步完善，数字乡村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体系已初具规模。但张鸿等［6］认为我国数字乡村建设虽已初见成效，但各区域间存在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及数字化信息所导致的鸿沟与壁垒等许多问题。秦秋霞等［7］也认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数字赋能存在基础能力薄弱，缺少人才供给的问题。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数字乡村项目组［8］也认为大部分县域数字乡村皆处于起步阶段或成长阶段，距离成熟完善还有一定距离。

综上所述，相关学者对数字乡村进行较为丰富的研究，为该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少数学者从理论上对数字乡村进行研究，但关于数字乡村定量分析的文献较为缺乏。由于数字乡村提出时间较短，概念尚无统一界定，因此明晰数字乡村发展现状，探究其困境，对于实现数字中国、助力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此，笔者以国家重大战略发展区域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运用2013—2020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数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9］，并从时间演变、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3个方面对数字乡村进行深入分析，为补齐数字乡村发展短板，全面推动我国数字乡村发展情况做出一定参考对策。

1 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1.1 数字乡村的内涵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人们进入数字时代，数字乡村概念应运而生。数字乡村是通过整合三农领域中的信息数据资源和提升整体发展规划与建设，推进信息基础和现代数字化技术在农业农村中的应用，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数字化水平，从而加快数字技术在城乡融合和农村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数字乡村通过提高综合信息服务，建立涉农信息普惠服务机制，提高运行效率，还有利于缩小城乡间的“数字鸿沟”，助推城乡发展和新治理模式，补齐乡村治理的信息化短板。

1.2 数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数字乡村的内涵、时代背景及发展方向，同时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在选取数字乡村评价指标时，遵循以下2项原则：一是科学严谨性，以国内已有政策法規为支撑，根据国内有关数字经济、数字农业等方面进行指标设计；二是专业代表性，从众多影响因素中选择出主导型较强、影响力较大的指标进行分析，使其具有专业代表性。

基于数字乡村内涵，在参考《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等相关文件的基础上［10］，该研究从数字乡村资金投入、数字乡村信息技术、数字服务基础和数字产业4个方面构建数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首先，数字乡村资金投入，通过资金投入的量可判断出政府对数字乡村的重视程度以及数字乡村自身发展；其次，数字乡村信息基础，数字乡村发展离不开信息化发展，信息化程度增强强度可反映出数字化在乡村的普及程度，还可以通过数字化来发展乡村产业；再者，数字服务基础，数字交易水平可从侧面反映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是否增加，乡村服务水平也能反映出政府对于乡村发展的重视程度；最后，数字产业发展，任何产业发展都离不开道路服务人员，从道路服务人员的增多可反映出产业发展速度。数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1.2.1 数字乡村资金投入。

数字乡村的发展必须基于经济基础上，数字乡村资金投入方面较多，选取农业生产投入作为二级指标。农林牧渔业、农村用电量、原粮收购量等典型方面作为细节指标，能够反映出发展数字乡村的资金投入情况，也能反映出数字农业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情况。其中，农林牧渔业可反映出乡村对于农副业的收入增加情况；农村用电量可反映出乡村用户对于电量使用情况，经济与电量使用一般呈正向增长；原粮收购量与经济也正向增长，正因乡村经济发展逐渐增强，才有资金收购更多原粮，并且数字乡村发展越迅速，渠道越多，原粮商户购买量才会增加。

1.2.2 数字乡村信息基础。

数字乡村信息基础发展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最基础内容，通信是连接省、市、县、乡、村的桥梁。数字通信反映数字乡村投入信息基础情况，其中移动电话普及率、移动电话拥有量及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量，可以深层次反映居民对于互联网的认知程度。生活数字化通过数字科技技术应用、农村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可以直接反映居民为数字化的付出程度。通信可以提高农业市场信息传递速度，将生产与销售进行有效对接，有效解决因信息沟通不及时导致的产品滞销等情况。

1.2.3 数字服务基础。

数字交易水平是数字乡村发展的外动力，笔者选取电子商务销售额、电子商务采购额、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来反映数字交易水平情况。电子商务销售额及采购额体现新型数字农业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商业往来情况，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品及消费服务支出可以显示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根据每年数据可以判断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是否提高。

乡村服务水平以实际出发，选择农村投递线路、邮路总长度、卫生院个数和卫生人员数这4个基础方面，落实居民生活所需是否到位。农村投递线路及邮路总长度是与互联网发展紧密贴合的，在互联网信息化发展较好的情况下，投递线路会随之增加。卫生院个数及卫生人员数是衡量基层医疗的重要数据，通过建立国家基层医疗卫生综合管理平台，使医疗服务下沉基层，保障数字乡村医疗保健体系中最基本的层次。

1.2.4 数字产业发展。

数字产业发展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主要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铁路运输业就业人员数与道路运输业就业人员数的增加可反映出乡村数字产业发展迅速，导致运输业所需就业人数会逐年上升，可体现产业数字化情况，陆运发展速度侧面证明农村与省市间的联通水平。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使用深度、覆盖广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3个方面，来衡量数字金融在乡村普及的实际情况。该指数越高，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越高，呈正相关，反之则相反。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3.1 数字乡村发展评价方法——熵值法。

在构建综合指标体系过程中，需要详细确定相关指标的权重，一般确定指标权重方法有2种，分别是客观赋权法和主管赋权法。客观赋权法是根据数据来源于客观环境的原始信息给予赋权，不足之处是容易忽视指标本身的重要程度。主观赋权法是通过评价者的主观判断去确定各数据指标，不足之处是容易完全按照主观意愿去判断，容易受到知识水平、了解程度等因素的限制。因此，笔者为减少指标数据偏差，基于科学客观的基础，选择了熵值法来进行客观赋权［7］。

熵值法是一种通过指标离散程度来计算的方式，离散程度越大，对综合评价的影响就越大。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使用无量纲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A′ij=Aij-AijminAijmax-Aijmin

逆向指标：A′ij=Aijmax-AijAijmax-Aijmin

为了避免标准化处理后出现数据为0的现象，需要对处理完的数据进行平移：

Bij=A′ij+0.01

第二步，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Eij=Bijni=1Bij

第三步，确定熵值与权重。

Fij=-1lnnni=1EijlnEij

Gij=1-Fij

Hj=Gijni=1Gij

第四步，计算数字乡村发展综合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U=mj=1HjA′ij

1.3.2 数据来源及说明。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及相关其他研究报告等。为保证数据的可得性与连续性，选取2013—2020年数据作为样本研究区间。其中“数字惠普金融指数”使用的是北京大学数字惠普金融指数中的相关区域指数来衡量的，其他三级指标均为直接获取。

2 长江经济带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分析

2.1 长江经济带数字乡村发展总体特征分析

通过熵值法计算出长江经济带数字乡村发展的综合得分，并将2013—2020年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得分进行排序和对比分析，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长江经济带数字乡村发展水平逐年提升，尤其是近几年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均值由2013年的0.202 2上升至2020年的0.336 8，增长了0.134 6，整体发展势头呈良好趋势。根据数据可推测出长江经济带数字乡村发展水平还会继续提高，增速也会随之加快。从横向来比较，根据上游、中游、下游三大部分来分析可知，下游发展速度最快，2013—2020年，增加了0.189 0；中游发展速度最慢，2013—2020年，增加了0.097 0；上游发展速度适中，2013—2020年，增加了0.118 1。从纵向来比较，2018—2019年为整体水平提升速度最快的一年，不论是上游、中游还是下游，增速均为最快。

从不同区域来看，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位于西部地区，中游地区位于中部地区，下游地区位于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发展差异与我国西、中、东三大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基本保持同步，发展水平基本呈“西—中—东”递增状态。基础设施建设基于经济发展，这说明数字乡村各地区经济发展条件越好，就越有能力发展数字乡村。比如，在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里前3名分别是上海、江苏、浙江，其中，上海市2013—2020年增长最多，为0.278 9。上海市是我国经济领头羊，在数字经济及安全方面也是超前于其他省份的。2022年，上海奉贤区吴房村实施网络安全进入数字乡村活动，构建涵盖耕地、永久基本农田、三区划定等“数字乡村和数字农业云平台”，优化完善大数据平台，加强网络管理，加速传统乡村转向数字乡村进程，推动数字乡村经济及安全全面发展。2013—2020年，中游及上游省份区域，处于稳定增长状态，虽下游省份在乡村数字发展处于领先优势地位，但中上游省份与其差异在不断缩小，一方面说明数字乡村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带来明显的政策效果；另一方面中上游省份城市紧跟下游省份城市步伐，大力发展数字乡村建设，并与下游省份城市保持较小差距。例如，2020年湖南省出台《湖南省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四川省政府印发《四川省落实<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重点任务分布方案》，2022年成都市启动“首届数字乡村创新设计大赛”活动，大力推进数字乡村进程已成为重点工作议题。

2.2 长江经济带数字乡村的维度特征

通过计算可得出长江经济帶2013—2020年数字乡村发展纬度情况，如表3所示。对不同年份各省份数字乡村发展的数字乡村资金投资、数字乡村信息基础、数字服务基础、数字产业发展4个维度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2.2.1 数字乡村资金投入能力波动较大，呈波浪式上升趋势。

表3反映数字乡村资金投入能力呈现出非稳定的波浪式上升趋势，根据上升趋势不同划分为2个板块。第一，11个省份中较为稳定上升的有4个：上海市仅2019—2020年略微下降了0.000 4，其他年份均较为稳定；浙江省属于基础高且上升趋势稳定的省份；贵州省虽然基础低，但是逐年都在稳步上升；云南省基础适中，总体上属于缓慢上升。第二，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的增长呈波浪式，发展非常不稳定。其中，四川省在2013—2016年呈下降趋势，2016—2020年呈稳步上升趋势。

2.2.2 数字乡村信息基础呈上下游高、中游低的“U”形结构。

表3反映了2013—2020年各省份数字乡村信息基础发展水平情况，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云南省均稳定上升。安徽省、江西省2013年基础水平较为薄弱，分别为0.007 4、0.003 3；上海市在2015年下降；江苏省、浙江省、重庆市、贵州省仅在2020年下降，其余年份均为上升。综合来看，呈现出上下游高、中游低的“U”形结构。

2.2.3 数字服务基础地区差异较大，呈倒“W”形。

表3中数据反映出长江经济带11个城市的数字服务基础发展情况，上海市、重庆市、四川省均为稳步上升。其中重庆市在2013—2020年上升速度非常快，从0.019 8上升至0.060 0。自“十三五”以来，重庆市聚焦高质量、供给侧、智能化，大力构建高效分工、错位发展、有序竞争、相互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同时还是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集中力量推动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综合来讲，所有区域总体处于上升态势，说明数字乡村战略带来的数字服务基础帮扶政策效果显著，且数字乡村水平发展并未随着“西—中—东”的情况递增，证明数字服务基础并未伴随经济条件与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程度呈正向发展趋势。

2.2.4 数字产业发展总体较为缓慢，增速趋同。

表3中数字产业发展可看出长江经济带各地区数字产业发展情况较为均衡上升，仅有上海市、安徽省、重庆市、四川省在极个别年份下降。上海市在2016和2020年都比前一年略微下降；安徽省仅在2020年下降；重庆市在2016和2018年比前一年略微下降，第二年就继续回升；四川省仅在2018年下降。综合来看，下降年份集中在2016、2018和2020年。在2016和2020年时，上海市的铁路运输业就业人数、道路运输业就业人数和数字金融惠普指数都略微下降，其原因是上海市为发展较快城市，各方面要素投入增长过快，已达到饱和值。2020年时，安徽省的铁路运输就业人数和道路运输业就业人数略微下降，数字金融惠普指数依然增高。重庆市情况与其他城市有所不同，在铁路运输业和道路运输业这两方面发展一直都不平稳，主要与其地形有关。重庆地形以丘陵和低山为主，东南部靠大巴山、武陵山两座山脉，发展道路行业较为曲折。铁路与道路都是国家重要的交通设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作用，加快铁路、道路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各方面的共识。

3 长江经济带数字乡村发展路径

发展中国经济，实现乡村振兴，发展数字乡村是必经之路与战略方向。只有清晰了解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情况，明确其区域差异与时空演变情况，才能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通过构建数字乡村发展评价体系与其纬度发展情况，对2013—2020年长江经济带发展水平进行系统化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下：①长江经济带数字乡村发展水平逐年提升，近年来呈加速态势；②数字乡村信息基础呈上下游高，中游低的“U”形结构；③数字乡村服务基础地区差异较大，呈倒“W”形，并未跟随“西—中—东”情况递减；④数字乡村产业发展总体较为缓慢，增速趋同。根据上述结论，笔者对长江经济带数字乡村建设的推进提出以下建议。

3.1 提高对数字乡村资金投入能力的稳定性

拥有稳定的投资能力是发展数字乡村的大前提。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部门职能，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借鉴中东部地区先进经验，加大并提高对数字乡村资金投入稳定性，避免出现“波浪式上升”状态，为数字乡村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保障。其次，注意把握财政支持力度，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资金支持。对于较为滞后的西部地区，可以加大投资力度；对于发展相对快速的东部地区，可以在稳定的前提下在合理范围内投资。第三，要注重绿色发展，资金投入中要包含农林牧渔业、粮食总产量与原粮收购量，不能为了发展经济而忽略环保。

3.2 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筑牢数字乡村根基

信息化基础建设是发展数字乡村的根基脉络。首先，政府除了要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外，还要完善数字乡村数字通信甚至是数字化，加强鄉村互联网与通信建设，保证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区域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硬件支持，缩小与中东部区域因数字信息基础差距而引起的“数字鸿沟”［12］。其次，政府需要实施一系列帮扶政策。比如湖北省提出加快建设数字湖北，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与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支持长江经济带11省（市）新型经营主体建设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设施，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积极推进数字乡村的区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扶持［13］。

3.3 加强数字乡村服务基础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公共服务基础对数字乡村产业起到支撑作用。首先，需要健全的乡村电子商务平台，利用大数据优化资源配置，精准衔接村民经济利益诉求，配合政府部门加快打造城乡一体化发展，推进城镇化与市场化相结合。其次，需要建设智慧医疗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充分调动数字乡村建设主体的积极性。第三，需要开展农民职业技术教育，从底层逻辑上提升乡村主体知识水平，提升实际操作能力，加快培育乡村数字人才，从根本上解决数字乡村服务基础问题［14］。

3.4 建立完善智慧物流与移动支付

建立损耗低、运输效率高的智慧物流是根本之道［15］。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城市拥有较为完善的智慧物流与移动支付，农村普惠金融服务覆盖率相对较高。对于发展乡村地区来说，快捷方便的道路与高效安全的物流通道极其重要［16］，不仅能降低交易成本，保证产品质量，还能促进经济发展，提升综合竞争力，为数字红利的释放提供更高动能。铁路运输业与道路运输业的提升，能够实现物流资源与要素的高效配置，促进物流与互联网、相关产业的良性互动。对于没有建立起完善金融机构的一些乡村地区而言，采用与互联网紧密连接的移动支付交易方式，不仅有利于将金融上的优惠政策传播到地方，也有利于扩大用户与金融服务的覆盖面［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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